本书从实践哲学的视角出发，以历史事实为根据，采取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早期进程，主要代表人物李大钊、瞿秋白、李达、艾思奇、毛泽东等人的哲学思想，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前景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凸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色及其对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意义，展现了目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逝世之后，对他的观点、思想和学说进行持续性研究，在人类思想史上不乏先例。但是，像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如此广泛、深入而持久的研究却是罕见的。更重要的是，每当出现重大历史事件，每当历史处于转折关头，人们都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转向马克思，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新的研究。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仍是一门“显学”，研究的范围愈来愈广，层次愈来愈深，其探讨的问题之宏广邃微，概念范畴之洗练繁多，理论内容之博大精深，思潮迭起之波澜壮阔，学派形成之层出不穷，实为任何一种哲学研究无法比拟。可以说，在伦敦海格特公墓安息的马克思，比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埋头著述的马克思更加吸引世界的目光。
当然，我们注意到，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的研究中，基础理论研究具有根本性和方向性，犹如一座宏伟大厦的基石，仿佛一艘远洋巨轮的舵手。基础理论研究从根本上制约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广度、深度和维度，制约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主题、理论内容、理论特征和理论职能的理解。“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那人”就是基础理论。正因为如此，我们向读者呈上这套“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丛书。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丛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最终成果，同时，也是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最终成果。列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丛书的著作包括：吴晓明、陈立新教授的《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研究》，孙正聿教授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杨耕教授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欧阳康教授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袁贵仁教授的《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研究》，马俊峰教授的《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研究》，衣俊卿、胡长栓等教授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丰子义教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王南浞教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及其规律研究》，刘放桐教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等。
从这些著作的内容看，它们分别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辩证法、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人的理论、意识形态理论、价值理论等，显示出不同的理论内容和理论视角，犹如一曲由不同和弦构成的交响乐。我们并不认为这些著作完全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这些解释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因为我们深知解释学的合理性，深知这些著作受到作者本人的哲学素养、知识结构、研究方法和价值观念的制约，而且马克思离我们的时代越远，对他认识的分歧也就越大，就像行人远去，越远越难辨认一样。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指出，这些著作是作者30年来上下求索、深刻反思的产物，是作者哲学研究的心灵写照和诚实记录。在这里，作者们以“客观的理解”为准绳，力图用简洁的语言、适当的叙述、合理的逻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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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实践哲学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一、回归实践哲学的视野
二、中西思维方式的“视差”
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视野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早期进程
一、中国人初识马克思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的李大钊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征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
一、“掌握群众”与思想的体系化
二、瞿秋白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体系化的肇始
三、李达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体系化的确立
四、艾思奇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体系化的扩展
五、回归实践哲学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转向
一、《实践论》的实践哲学阐释
二、《矛盾论》的实践辩证法
三、重估毛泽东哲学中的中国传统元素
四、毛泽东实践哲学的本质特征
第四章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中的推进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从理想性到现实性
二、社会主义与人的全面发展
三、以人为本与社会和谐
第五章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学术上的进展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种范式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中的黑格尔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实践哲学
第六章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前景
一、当代中国哲学的历史使命
二、民族生活理想的回归与重塑
三、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
附录 改变世界的哲学何以可能
人名与术语索引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再版后记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及其规律研究》：
对此原因的理解，恐怕还只能从当时的历史情势中去寻找。当时的历史实情是面对国家危亡之局势，先进的中国人遍寻救国救世之良方，而由于目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之种种问题，人们多服膺于各种超越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方案，而要论证其社会改革方案，则直接依据便是各种历史观。从哲学层面上讲，正是历史观或历史哲学才是各种社会改革方案之理论依据，因而人们将关注点集中于历史观也便合情合理了。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自然也是其历史观，即唯物史观，因而，不难理解，当十月革命激发中国人以俄为法，去以社会主义方式救国之时，要论证这种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必然性，便自然地要追溯至唯物史观。因此，对于集中于唯物史观，不能只从唯物史观是两大发现上看，而主要是由于它对社会主义作了总体的论证，即一方面，唯物史观论证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其中的阶级斗争理论又为实现这一社会理想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方式。
当然，这当中还涉及马克思的另一大发现即剩余价值学说的传播问题。事实上，虽然王亚南、郭大力翻译的《资本论》三大卷的完整出版，是1938年的事情，其先陆续有几种不完整译本的出版也是1930年以后的事情①，但从前引李汉俊文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如《工钱劳动与资本》（即《雇佣劳动与资本》）已有中译本出版，另外还有数种介绍马克思《资本论》的著作出版，因此，可以说当时人们已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有相当的了解。但其所以集中于唯物史观的传播，恐怕原因在于当时人们并未像后来那样，将马克思主义分割为三个组成部分，将唯物史观划分在哲学中，将《资本论》划分在政治经济学中，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将唯物史观视为其核心，而将其经济学说视为其唯物史观的一个理论延伸。
这一点可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清楚地看到。李大钊写道：“马氏社会主义的理论，可大别为三部：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离了他的特有的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的是不可能。因为他根据他的史观，确定社会组织是由如何的根本原因变化而来的；然后根据这个确定的原理，以观察现在的经济状态，就把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为分析的、解剖的研究，豫言现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不久必移入社会主义的组织，是必然的运命；然后更根据这个豫见，断定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阶级竞争。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为研究上便利起见，就他的学说各方面分别观察，大概如此。其实他的学说是完全自成一个有机的有系统的组织，都有不能分离不容割裂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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