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论集_张健著_9787567645462_湖南知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读者荐购服务

本书稿是作者近三十年来研究明清史有关学术问题的专题成果，全书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为明代部分，内容涉及明代朱元璋、明仁宗、朱升、程敏政、李善长、程曈、朱标、海瑞、解缙、明代科举、明季“黔案”、淮西集团、朱枫林集、《新安学系录》《新安文献志》《闲辟录》、明代国子监等研究。二为清代部分，内容涉及清代戴名世、鲍廷博、汪启淑、清代藏书家、《岩镇志草》等研究。三为明清部分，内容涉及明清徽州商人、明清徽州建筑、明清徽州人著述等专题研究。书稿注重理论和方法的创新，考证独特，论述精辟，有些内容填补了明清史研究的空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鲁迅先生说：“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学习上的。”确实，读书学习的人，只是将别人休闲的时间用来读书，寻找知识的海洋，遨游其间，尽情享受人生的乐趣，同时也是不断为自己充实、提高，获得知识渠道。书本中的知识可谓是包罗万象，让人丰富知识，拓宽视野。读的书多了，自然就懂的多了，所谓“博学广识”也就是这个道理。唐朝大书法家颜真卿在《劝学》诗中云：“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这首诗太直白了，一读就懂。读书太苦，但苦中有乐，因为它让你了解到人间冷暖，用知识去看清这个社会，从而树立好正确的人生观。
　　我很喜爱明清史，这可能与所处的环境非常有关，父亲（张海鹏，明清史专家，曾任安徽师范大学校长，2000年去世）就是一个研究明清史学者，他用毕生精力投入到明清史研究，其书房至今保存完好，最引我关注的是二十四史，每当我休闲时或无事的时候，总是在书架上拿下几本书来阅读。而书房的书籍主要是明清史最多，这些书籍对我影响非常之大，它吸引着和感染着我，一步一步将我带人史学领域。在二十四史中，特别爱读《明史》，不仅细读而且还精读，其中的食货、职官、选举、刑法、河渠、礼志等诸志，是掌握明代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的重要内容。《明史》是二十四史中最后一部史书，它同以往的《宋史》《元史》不一样，《宋史》是脱脱等修的，他不懂史法，《元史》是宋濂等修的，仓促草成。《明史》正式开馆是康熙十八年（1679）到雍正十三年（1735）前后五十余年，经万斯同、王鸿绪等一批“博学鸿儒”之手，无论史料之翔实，文字之洗练，都大大超过以前诸史。清代以来，学者对它的评价是比较好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把它同《辽史》《宋史》《元史》《金史》都作了比较，其结论是：“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另外，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包世臣《艺舟双棹》、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对《明史》都有较好的评价。
　　再加上我在安徽师大图书馆古籍部工作十年之久，因此，接触大量第一手史料，几百万册的史料在我的脑海里几乎不用目录，都能记在心上，这是一个历史研究者的巨大财富。父亲在世时对我学历史也没有过多的关照，他也确实太忙，既给本科生和研究生上课，同时还兼任学校行政职务，哪有时间和我谈学习和研究历史，从来也没有给我单独开一次“小灶”，我爱上历史，一是家庭的熏陶，二是工作环境的影响，三是主要靠自学为主。记得我第一篇史学论文《李善长籍贯歙县说》，还是王世华老师帮助我修改完成的，发表在《安徽史学》杂志上。从此，学习历史的劲头十足，白天上班，只要有空闲时间，都花在读书上，并且大量阅读一些历史学大家的优秀论文，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就这样一步一步走来，当然，我深深知道自己的各方面的水平还很浅薄，功底不深，但我仍然像老牛一样，默默地在明清史学园地耕耘，乐在其中。
　　《明清史论集》的出版，目的是让更多人关注明清史研究，传承历史学，同时也是抛砖引玉，期待更多专家学者重视并推进明清史研究，倘若能如此，则笔者幸甚。

　　《明清史论集》：
　　朱升的诗文集，自然离不开他所生活的社会历史地理环境。徽州地处安徽皖南山区，山林青葱，水色清秀，物产丰饶，人文荟萃。自东晋南渡，特别是两宋经济重心南移以后，这里逐渐形成颇具经济、文化特色的名区，历史上名噪一时的新安商人、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版刻等，便是其中最集中、最典型的代表。朱升的家乡休宁，自南宋以来，理学名家传于“东南邹鲁”者，首推程大昌，而大昌之下，便是吴儆、程若庸、陈栎、倪士毅、朱升、赵访、范准、汪循。此九位理学名儒，都是学术造诣深邃，名重当时。万历年间，还为他们建造了“九贤坊”以示景仰。
　　朱升就是新安学派“九贤”中承先启后的人物。他是被称为“文公功臣”的陈栎的弟子，又为明初名儒范准等人的老师。他的学术思想直接师承于陈栎，如果再向上追溯，则又可知朱升为朱子嫡传。朱升是一位勤奋好学的知识分子，他“自幼学至捐馆，六十年间虽出处不常，未尝一日释卷，编录考索，日益月加，动成卷帙”①。朱升的诗文集就是研究元明时期新安理学必须披阅的重要的文献资料。
　　朱升通过“旁注诸经”，发明“六经之旨”。《明史·朱升传》说：“升自幼力学，至老不倦，尤邃经学。”朱升上承朱子之学，与他同辈、同乡、同学而且学术思想相同一致的还有倪士毅、赵、访等人，都潜心研究经学。朱升注释经书的方法与前人有所不同，其见识更有超乎“先儒”之处。他认为：“及今几二百年矣，安得徽国文公之高风绝识而与之共论哉？”⑦史有“高风绝识”之士，才可以与之共相论道，如果没有一点学识，岂敢夸这样海口！朱升对“旁注诸经”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说：“愚自中年以经书授徒教子，每于本文之旁，着字以明其意义，其有不相连属者，则益之于两字之间。苟有不明不尽者，又益于本行之外。学者读本文而览旁注，不见其意义不足也。”③朱升采取旁注经书的方法，把经与解结合起来，读经览注，首尾呼应，一目了然。他还说：“夫读书不无注解，然注解与本文相离，学者若不能以意相附，则非徒无益而适滋其惑，故愚于诸经书往往与之旁注，使学者但读本文而览其旁注，一过则了然无繁复之劳也。”④同时，他旁注经书，只取先儒经解的意义，而文字表述尽量用自己的语言。他说：“虽然愚之所注，其意义取诸先儒经解而已，辞语则有不可纯用原文者。盖以逐字顺附经文，实而不泛；离之则字各有训，贯之则篇章浑全。制作之体既殊，辞语各有宜也。”①朱升这种旁注经书的方法，使经与解“可离可合，有纲有纪，使读者止就经文考训诂以求旨趣而已”⑦。
　　但是，朱升也改变了传统的解经方法，并且认为以往学者解经把文和注释分离开来，这是一大弊端。他认为：“先儒传注之意，所以求经之明也。而近世科举业往混诵经注，既不能体味乎传注，而反断裂其经文。”③这就是说，“先儒”所以作传注，是帮助人们理解经文。当朱子之学成为科举成式后，学者往往是循规蹈矩，不再追求“真知”，将经、注混为一谈。于是，既不能真正体味先儒传注的思想，反而将经文割裂开来。他指出：“经与解离，不能以意相附，其弊也，断裂经文，使之血脉不通，首尾不应，欲求其知味乐学不可得也。”④说明经与解分离之后，经文被割裂了，意思不完整了，因此也不能引起读者的兴味。这就是朱升发明“旁注诸经”方法来阐明《六经》之旨的主要原因。朱升旁注经书，“发明六经之旨”，不过是为了完备朱熹的经学思想，维护儒家的道统，以加固理学在思想领域里的统治地位。
　　宋代理学家谈理，依据是儒家的经典，大多从抽象到抽象。取材于朱熹《易经》中的“太极”所“明”的理。朱熹认为，“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⑤。太极是理，是万物之“理”的根本，它贯穿于万物之间，又为万物之“理”的总称。这种“理”是非常抽象的，天地万物都只存在于这种抽象的逻辑范畴之中。朱子所“未明”的，朱升致力以“明”之。朱熹虽是一位学识渊博的理学家，但他注释经书也还有未备之处。朱升既要“明”朱子之学，自然要为它弥补其缺陷。朱升因“太极”而“明”理，是通过具体事物来说明。用身体的脉理和枝干的文理，比作万事万物具体的理，并认为，这些具体的理是由“至理”所统会。他说：“脉理、文理皆不一也，而皆必有统会之处”。其“统会者”即为“太极”。虽然他也认为“太极”是“总天地万物之本”，但却不像朱熹说的那样抽象，那样玄之又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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