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的终结》中，约翰·霍根借工作便利走访了科学界的名家，诸如斯蒂芬·霍金、托马斯·库恩、克里斯托弗·兰顿、卡尔·波普尔、史蒂文·温伯格以及爱德华·威尔逊，等等。他以才华横溢的笔触描写了这些大名鼎鼎的顶级科学家平凡的一面和他们超脱于常人的神奇活跃的思想。
科学家通常与容易自以为是的其他学者不同，因为他们坚信自己不是在建构真理，而是在发现真理；其工作是要揭示经验世界存在的规律，而不仅仅是去解释它。但科学的力量存在着自身固有的限度，如量子力学显示出不确定性，混沌理论进一步证明完全的预见是不可能的。同时，科学合理性本身正受到新勒德派分子、保护动物权利活动分子、宗教极端主义者以及新时代信徒的攻击。
霍根强调对科学的最大威胁可能来自科学规范的丧失。在提出对科学的质疑的同时，霍根以轻松幽默的方式向大众介绍了各种神奇而富有想象力的现代科技应用和科学最前沿的研究成果。
《科学的终结》（双语版）是以中英对照的形式呈现，作者通过采访20世纪著名的科学家，诸如斯蒂芬•霍金、托马斯•库恩、克里斯托弗•兰顿、卡尔•波普尔等等，论述了20世纪重大的科学发现，描写了科学家在不断探索新发现中也产生了隐秘的恐惧和担忧，强调对科学的Z大威胁可能来自科学规范的丧失。因此，我们更加需要理性地思考：我们还能不能再有DNA那样伟大的科学发现了？
未尽的终结
作为一名科学记者，我一直对科学的主流观点抱有十分的敬意。公然蔑视这一现状的独行其是者，虽有可能成为轰动一时的人物，但结局几乎毫无例外：他／她错了，大多数人的观点正确。自从《科学的终结》一书于1996年6月问世以来，它所引发的反响就一直把我置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我并非没有预见到——甚至曾一度期盼过——本书的某些预言会遭到驳斥，但它竟会在如此之广的范围内受到如此众口一词的谴责，诚非我始料之所及。
公开驳斥我的“科学终结论”的人物包括：比尔·克林顿总统的科学顾问、（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管理局局长、一打左右诺贝尔桂冠获得者，以及许多声名稍逊的评论家。批评来自每一个大陆，只有南极洲除外。即使那些自称欣赏本书的评论家，往往也要煞费苦心地与它的前提保持距离。著名的科学记者纳塔利·安吉尔（Natalie Angier）在1996年6月30日的《纽约时报书评》上发表了一篇表述不同意见的评论文章，在文章的结尾部分就曾这样表白：“我无法苟同（本书）关于限度与没落的中心论点。”
人们也许会认为，这类善意的指责足以促使我进行自我反省。但自打我的书出版以来，我甚至比以往更加坚信：我是正确的，别人差不多都错了——这通常被看作是发疯的先兆。这并不意味着我已为自己的假说构建出了什么天衣无缝的论据。我的书就像所有的书一样，是个人抱负与各种竞争着的需求——家庭的、出版商的、雇主的，等等——折中的产物；在我怀着满腹的不甘把最终清样送交编辑的时候，对于自己的书稿应从哪些方面进一步加以完善，心里是相当清楚的。在这篇跋中，我希望能弥补书中某些明显的疏漏，并就批评家们所提出的那些理智而又可笑的观点给予回答。
不过是又一本“终结论”的书罢了
对《科学的终结》一书最普遍的反应可能就是：“这只不过是又一本宣告‘某重大领域的终结’的书。”评论家们暗示说，我的小册子和另外一些类似的玩意儿——值得一提的是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以及比尔·麦克吉本（Bill McKibben）的《自然的终结》——都是同一种21世纪前的悲观主义的表现，虽能风靡一时，但并不值得严肃待之；批评家们还指控我和类似的终结论同伴们具有自恋倾向，因为我们坚称自己置身其中的时代是独特的，充斥着危机和盛极而衰的先兆（culmination）。正如1996年7月9日的《西雅图时报》所云：“我们都希望生活在一个独一无二的时代，于是像历史的终结、新时代、基督重降或科学的终结之类的宣言，就有了不可抗拒的魔力。”
但我们的时代的确是独一无二的，像苏联的解体、接近60亿的人口总数、工业化导致的全球变暖和臭氧层破坏等，都是史无前例的；还有，热核炸弹或月球登陆或便携式电脑或乳腺癌的基因检测，总而言之，对于作为20世纪标志的知识与技术的爆炸而言，肯定是史无前例的。因为我们都生于斯世、长于斯世，所以我们就想当然地认为：当前这种指数级增长式的进步是现实的永久特征，它将会并且一定会持续下去。但对历史的考察却揭示出：这种进步也许只是一种反常现象，它将会并且一定会走向终结。相信进步不朽，而不相信危机与盛极而衰的先兆，是我们的文化之主要误区。
1996年6月17日的《新闻周刊》提醒读者，我的未来观代表着一种“想象力的破产”。诚然，想象遥远将来的重大发现十分容易，我们的文化已经替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应用《星际旅行》之类的电视剧、《星球大战》之类的电影、汽车广告以及向我们保证明天将会与今天不同甚至更美好的政治辞令。科学家以及科学记者总是声称：革命、突破和梦寐以求的重大发现正呼之欲出。我所期望人们思考的是：如果在遥远的将来并不存在什么重大发现怎么办？如果我们已基本拥有了可能拥有的一切怎么办？我们不大可能发明出可把我们载到其他星系甚至其他宇宙的超光速直达飞船，基因工程也不大可能使我们变得无限聪明与长生不老，正如无神论者斯蒂芬·霍金所云：“我们也不大可能发现上帝的心智。”
那么，等待我们的宿命将是什么？我怀疑它既不会是无所用心的享乐主义，如岗瑟·斯滕特在《黄金时代的来临》中所预见的那样；也不会是无事生非的战争，如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所警示的，而应是这两者的某种混合。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得过且过下去，在至福与不幸、启蒙与蒙昧、仁慈与残忍之间摇来摆去。我们的宿命不会是天堂，但同样也不会是地狱。换言之，后科学世界将不会与我们现在的世界有什么天壤之别。
就像我对任天堂游戏的偏爱，我觉得，一些批评家“以我之矛，攻我之盾”的做法是公平的。《经济学人》杂志在其1996年7月20日的一期上，就曾得意扬扬地宣称，说我的“科学终结”命题本身就是反讽推理的典型案例，因为该命题说到底也毕竟是不可检验、不可证实的。但正如当年我质疑其证伪说是否可证伪时，卡尔·波普尔所云：“这是人们所能想出来的最愚蠢的批评之一！”与原子、星系、基因等纯正的科学探索的客体相比，人类文化却是朝生暮死的；一颗小行星就可以在任何时候毁灭我们，从而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科学的终结，还有历史、政治、艺术（随便你列举）的终结。因此，显而易见 ，人类文化方面的预言，往好里说，都只不过是受过良好训练的猜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核物理学、天文学或分子生物学等领域所给出的预言，因为这些领域处理的是实在的某些更为永恒的方面，并且能达成更为永恒的真理。就这一点而言，我的“科学终结说”的确是反讽的。
但是，仅仅因为我们不能确知未来，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能对某种未来趋势是否胜于另一种给出令人信服的说明。一如某些哲学的、文学批评的或其他反讽性事业的成果，的确要比另一些更胜一筹，某些关于人类文化之未来的预见也是如此。我认为我给出的脚本比自己所欲取代的那些看来更合理；而且在我的脚本中，我们仍可持续不断地发现深奥的事实，关于宇宙的新事实；或者，我们也许会达到一个终点，并在到达之后获得极度的智慧，且能够驾驭自然。
《科学的终结》反科学吗
在过去的几年里，科学家们一直在以前所未闻的刺耳术语，悲叹他们所谓的“正日渐高涨的潮流”，即对科学的非理性和敌意。“反科学”这一称号被横加到各种迥然不同的靶子上，如挑战科学能导致绝对真理这一断言的后现代哲学家、基督教神创论者，诸如美国通俗电视剧《X档案》之类的神秘性娱乐节目的提供者，还包括我——这毫不足怪。因其在凝聚态物理领域的成就而荣膺诺贝尔奖的菲利普·安德森（Philip Anderson），就曾在1996年12月27日的《伦敦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上指控说，如此尖刻地对待某些科学家和理论，我已经“极端不负责任地在为我们正经受着的反科学浪潮提供火力支援”。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粒子物理学家们早就把安德森打入了反科学的另册，因为他早在超级超导对撞机于1993年被最终取消之前，就曾对该项目横加指责。正如当我质问他为何总是急不可耐地跳出来评判其他科学家，那他自己的信誉何在时，安德森所给的答复一样：“我只不过是看到了他们，并打了声招呼。”我在自己的书中力图去做的，不过是尽可能生动且如实地描画出自己所采访的那些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肖像，再加上点儿我个人对他们的反应。
我要重申自己在《科学的终结》一书引言部分曾说过的话：我之所以成为一名科学记者，是因为我认为科学，尤其是纯科学，是所有人类创造中最神奇、最有意义的。我也不是一名勒德派分子，我喜欢自己的便携式电脑、传真机、电话和汽车。尽管我也强烈反对某些科学所带来的副产品，如污染、核武器以及智力上的种族歧视理论等，但我相信，就总体而言，科学已经在精神上、物质上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无比富裕。科学也并不需要增加一个公共关系方面的防御炮台，抛开科学近来所引发的种种不幸事件勿论，科学仍旧是我们文化中一种无比巨大的力量，其威力远较后现代主义、神创论或其他装腔作势的理论为甚。科学需要——并且一定能够经受得住——言之有物的批评，而这正是我不惮浅薄所力求提供的。
某些观察家担心，《科学的终结》一书将被用来为进一步削减——如果不是彻底取消的话——研究基金作辩护；如果在联邦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和公众之间出现了群情滔滔地支持我的论点的局面，我肯定会吃不了兜着走。但事实恰恰相反，白纸黑字可以证明，我并未支持进一步削减科学基金，不论是基础科学的还是应用科学的，尤其是在国防基金仍居高不下的可恶情况下。
也有人抱怨我的预言会使年轻人面对科学探索之路望而却步，对此我必须严肃对待。我书中观点的“必然推论”是由《萨克拉门托新闻》公之于众的（1996年7月18日），我自己就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假如十年之后她们问我是否认为科学之路是一条死胡同，我该怎么说呢？
我也许只能给出类似这样的回答：你们不应该因为我所写的东西而丧失做一个科学家的勇气，因为仍有许多重大而又激动人心的事情等待着科学家们去做：去发现治疗疟疾和艾滋病的更佳方法，以及环境公害更少的能源，对污染将如何影响气候作出更准确的预测，等等。但是，如果你们想作出某种类似于自然选择或广义相对论或大爆炸理论那样的重大发现，如果你们想超越达尔文或爱因斯坦，那么你们成功的机会将微乎其微。（考虑到她们的个性，我的孩子们很可能会用自己一生的行动来证明她们的父亲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傻瓜。）
詹姆斯·格莱克曾在为理查德·费曼所撰写的传记《天才》一书中，叩问为什么科学似乎已不再能产生出像爱因斯坦和玻尔之类的天才。他给出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答案，认为：存在着如此众多的爱因斯坦和玻尔，如此众多的天才水平的科学家，以至于对任何一位个体来说，要想从这一群体中脱颖而出都已变得极为艰难。我对此深有同感，但格莱克假说的严重缺失是：与爱因斯坦和玻尔相比，我们时代的天才们所面对的发现主题要少得多。
让我们再花些笔墨回到反科学的主题上来。科学界不足为外人道的一个小秘密，就是许多著名的科学家都怀抱着明显的后现代情绪。我在书中给出了大量与这一现象相关的证据，可在此稍加回顾：斯蒂芬·杰伊·古尔德曾坦白承认，他对影响巨大的后现代文本《科学革命的结构》情有独钟；林恩·马古利斯宣称，他不认为存在着什么绝对真理，即使存在，他也不认为有谁能拥有它；弗里曼·戴森则预言，现代物理学在未来的物理学家眼中，将会像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在我们眼中一样古老。
对既有知识的这种怀疑主义态度应如何解释？在这些科学家以及其余的诸多知识分子看来，使生活富有意义的是对真理的追求，而不是真理本身；但现有知识在它得以成立的范围内是极难超越的。通过强调现有知识可能被证明是暂时的，这些怀疑主义者才能维系这样一种幻觉，即发现的伟大时代尚未终结，更深入的发现即将莅临。而后现代主义则判定：所有将来的发现，最终会被证明同样是暂时的，将屈从于另外一些伪称的洞见，以至无穷。后现代主义者情愿接受这种西西弗斯般的存在状况a，他们牺牲了对绝对真理的信念，所以才能对真理永远追求下去。
只是定义问题
1996年7月23日，我应邀参加了“查理·罗斯访谈秀”（Charlie Rose Show）节目，同时受到邀请的还有耶利米·奥斯特里克（Jeremiah Ostriker），一位普林斯顿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他担负着在节目中反驳我的论点的期许。奥斯特里克与我一度就暗物质问题展开了唇枪舌剑，其核心假设是认为星体以及其他发光物质在宇宙的总体构成中只占了很小的比例。奥斯特里克坚称，暗物质问题的解决必将使我关于宇宙学家再也做不出什么真正重大发现的断言不攻自破；我不同意，说答案即便找到了，其意义也是微不足道的。罗斯插话说，我们两人之间的分歧看起来“只是定义问题”。
我必须承认，罗斯已经触及了我的著作的一个严重缺陷。在给出有关科学家们将不再可能作出堪比达尔文进化论或量子力学般深刻的科学发现这一观点时，我本应花费更多笔墨解释清楚自己所谓“深刻的”究竟意指什么。一个事实或理论是否“深刻”，与其在空间和时间上所适用的范围成正比。无论量子电动力学还是广义相对论，就我们的目前所知，自其诞生之日起，就适用于整个宇宙和所有时间范围，这才成就了这些理论的真正深刻性。作为对比，一种关于高温超导的理论，只适用于可能存在的物质的某一特定类型，并且就我们目前所知，也只适用于地球的实验室里。
毋庸置疑，在对科学发现进行评价时，更多主观的标准也会掺和进来。严格说来，与物理学那些奠基性的理论相比，所有生物学理论在深刻性上都要逊色得多，因为生物学理论只适用于——再说一次，就我们目前所知——物质的某一种特定组合，它仅存在于我们这个孤独而又渺小的星球上，且仅存在了35亿年。但生物学却有一种比物理学更含义隽永 的潜质，因为它更直接地涉及在我们看来更加令人着迷的现象：人类自身。
在《达尔文的危险思想》（Darwin’s Dangerous Idea）中，丹尼尔·丹尼特曾雄辩地论证说，借助于自然选择的进化论是“迄今为止人们所能想到的绝无仅有的最佳思想”，因为它“将众多的领域整合于一身，诸如生命、意义、时空王国的存在目的、因果、生物机能与物理定律，等等”。的确，达尔文的成就，尤其是在它融合了孟德尔遗传机制而形成新的综合后，已经宣告了后续的生物学只能是锦上添花，至少从哲学的角度看是这样（虽然，就像我后面论证的那样，进化生物学对我们认识人类的本质只能提供有限度的洞见）。即使是沃森和克里克关于双螺旋的发现，虽然已经带来了可观的实践成果，也只不过揭示了遗传机制的基础，并没有为新的综合增添什么重大的洞见成分。
再回到我与耶利米·奥斯特里克的辩论上来，我的立场是：宇宙学家们永远也不可能超越大爆炸理论，它已经奠基性地说明了宇宙处于膨胀之中，并且与其今天的情形相比，一度曾经是尺度更小、温度更高、密度更大；该理论为宇宙演化的历史提供了一个自洽的叙事版本，并且具有深刻的神学意味。宇宙有其起点，也应该有其终点（尽管宇宙学家们也许永远也不可能拥有足够的证据，为后一观点的争论一劳永逸地画上句号）。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深刻、更有意义呢？
与此相对照，有关暗物质问题的最有可能的答案，当然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它不过是宣称：单一星系或星系团的运动的最佳解释就是假定星系中包含着星尘、死星以及其他一些惯常形式的物质，这些物质通过望远镜是无法观测到的。还有一些关于暗物质问题的更富戏剧色彩的版本，想当然地假定宇宙中高达99%的部分都是由某种与我们在地球上所熟悉的一切截然不同的异种物质构成。这类说法，不过是暴涨宇宙以及其他一些更没边儿的宇宙假说的推演产物，永远也不可能得到证实；至于理由，在本书的第四章里已给出了详细的阐述。
应用科学又如何
有几位批评者挑剔我忽视了——更严苛的说法是诋毁了——应用科学。其实，我认为有极好的证据表明，应用科学也正迅速地趋向其极限。举例来说，我们一度曾认为，物理学家们关于核聚变的知识除给我们带来氢弹之外，必然会为我们提供一种清洁、经济而又无穷尽的能源；聚变研究人员也曾夸口了几十年，说“只要继续投入资金，20年内我们就能给你们拿出便宜得近乎免费供应的动力”。但最近几年，美国却大幅削减了聚变研究的预算。现在，即使是最乐观的研究人员也预测说，要想建成经济可行的聚变反应堆，至少还需要50年之久；现实主义者则承认，聚变能源是一个永远难圆的梦，原因很简单：技术、经济和政治上的障碍过于巨大，根本无法克服。
再看看应用生物学，其终点完全可以用人类长生不老的实现来标志。科学家们能鉴别并掌握支配人类衰老机理的可能性，一直是科学记者们经久不衰的关注热点。公众对科学家们攻克衰老之谜的信心本可以更强一些，前提是他们在一个明显更为简单的问题即癌症问题上，取得的成就更多一些。但自从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于1971年代表联邦政府正式宣布“对癌症开战”以来，虽然美国已经投入了大约300亿美元的研究经费，但就整体而言，癌症死亡率却比那时上升了6个百分点。治疗方法也只有很小的改善，医疗者们仍然通过手术切除癌变组织，用化疗方法抑制其转化，并用放射疗法杀死癌细胞。或许终有一天，我们能穷自己的研究之力给出一种“疗法”，使癌症变得像小小的水痘一样不足为害；或许，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或许，癌症——推而广之还包括长生不老——只不过是个过于复杂以至于无法解决的难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生物学面对死亡的无能，也许正是它被寄予最大希望之所在。在1995年1l／12月号的《技术评论》上，麻省理工学院的社会政策学教授哈维·萨波尔斯基（Harvey Sapolsky）指出：二战结束之后，为科学基金进行辩护的主要理由是为了国家安全，或者更具体地说，是冷战的需要。现在，“邪恶帝国”这一借口已不复存在，科学家们若要为其庞大的开销辩护，作为替代的其他目标是什么？萨波尔斯基给出的答案就是长生不老。他指出，许多人都认为活得更久些——甚至可能的话，活到永远——是值得追求的；并且，把长生不老作为科学的首要目标的最大好处是：它几乎可以肯定是无法达到的，因此科学家们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资金，以进行更多的研究，直到永远。
关于人类心智呢
1996年7月的《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总览》（IEEE Spectrum），曾发表了科学记者戴维·林德利的一篇综述，宣告物理学以及宇宙学都已达到了其发展的尽头。（这一傲慢的宣判并没有什么特别令人感到吃惊的，要记得林德利曾写过一本著作，书名赫然是《物理学的终结》。）但他依然坚持认为，对于人类心智的探索终将催生出某种强有力的范式，尽管在目前还处于“前科学状态”，探索于其中的科学家们严格说来连自己究竟在研究什么都无法达成共识。但愿如此！但科学在超越弗洛伊德范式方面所表现出的无能为力，的确很难激起太大的希望。
自弗洛伊德一个世纪前创建其心理分析理论以来，有关心智的科学，就某些特定方面来看，的确已具有了更多的实证性、更少的思辨色彩。我们已掌握了一些令人惊异的能力去探测人的大脑，用微电极、磁共振成像以及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但这些研究既没有导致任何认识上的更深刻洞见，也未带来治疗手段上的重大进展，正如我在1996年12月号的《科学美国人》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所揭示的，文章题为“为什么弗洛伊德阴魂不散？”。心理学家、哲学家以及其他学者之所以仍揪着弗洛伊德成就延伸出的问题争论不休，原因很简单：无论是在心理学层面还是药理学层面，关于人类心智该如何理解和救治，迄今尚未产生任何足以一劳永逸地超越心理分析的更好替代品。
也有科学家认为，要达成有关人类心智的统一范式，最有希望的出路在于达尔文理论，其最新的版本就叫作进化心理学。回顾一下本书第六章，我曾引述过的诺姆·乔姆斯基的批评意见，即“达尔文理论就像一只宽松的大口袋，能把（科学家们）发现的任何货色都装进去”。这一点很重要，我在这一观点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写了篇文章，发表在《科学美国人》杂志1995年10月号上，题为“新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进化心理学最主要的对立范式，也许可被称为“文化决定论”（cultural determinism），其基本假设是：决定人类行为的首要因素是文化，而不是基因禀赋。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文化决定论者们指出了生活于不同文化环境下的人们，在行为上所表现出的巨大多样性——其中的绝大多数似乎都是非适应性的。
作为回应， 某些进化理论家就理所当然地把从众， 或“ 驯顺性”（docility），视为一种适应性的、固有的品质。换言之，那些“顺之者生”的个体，就会保持驯顺的品质。诺贝尔桂冠获得者司马贺（Herbert Simon）曾在《科学》杂志上撰文（1990年12月21日），推测驯顺性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会遵从宗教的信条而遏制自己的性冲动，或在战争中勇往直前；而作为个体的他们，其所失去的往往远超其所得。司马贺的假说，的确睿智地吸收了文化决定论者的立场，同时也削弱了进化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合法地位。如果某一给定的行为与达尔文宗旨相符，那当然很好；如果不相符，该行为只不过是展现了我们的驯顺性。这样，该理论就变成了对证伪完全免疫的货色，因此也就证实了乔姆斯基关于达尔文理论什么都能解释的批评。
要知道，人类会遵从其文化的倾向，还会给达尔文主义的理论家们引出另外一个问题。为了证明某一品质是固有的，达尔文主义者们所力图揭示的是它在所有文化中都会发生。这样，达尔文主义者力图揭示——比如说——雄性天生就比雌性更倾向于滥交；但考虑到现代文化的相互关联性，某些已经被达尔文派学者证明是普适性的，因而也公认是天赋的态度和行为，实际上也许仅仅是由驯顺性导致的。这正是文化决定论者们一直以来极力主张的。
科学在把握人类心智上的无能为力，同样也反映在人工智能的进展上，也就是要创造出足以模拟人类思维的计算机的努力上。许多权威人士都把1996年2月在IBM公司的计算机“深蓝”和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Gray Kasparov）之间进行的国际象棋比赛，看作是这一领域的辉煌成就。毕竟，在以4比2的比分最终输掉之前，“深蓝”曾在比赛的第一场中占尽优势。但以我的偏见看来，这场比赛强有力地证明了人工智能自从40余年前被马文·明斯基等人创立以来就已经彻底失败。有着直接的规则和极小的笛卡儿运动空间的国际象棋，正是那种为计算机所精心炮制的游戏；而“深蓝”的五位人类教练之中，包括当今世界最好的国际象棋大师，而且其本身又是一台威力惊人的机器，有32位并行处理器，每秒能够检校两亿个位点。如果在国际象棋比赛中，这一硅结构的庞然大物仍不能击败小小的人的话，那么，用计算机模拟人类更复杂的才能——比如说，在鸡尾酒会上认出你大学时代所钟爱的女朋友，并立即想出恰当的说辞，使她为15年前抛弃你的行为感到追悔莫及——还有什么希望呢？
约翰·霍根（John Horgan）曾经是《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中文版为《环球科学》）的资深撰稿人。他曾两度获美国科学促进会新闻与社会关系促进奖。他著有四本书，包括《科学的终结》（The End of Science ，Addison Wesley，1996）和《战争的终结》（The End of War ，McSweeney's，2012）。他的文章登载在《纽约时报书评》《发现》《新科学家》《科学》和《集萃》等杂志上。自2005年起，霍根就职于史蒂文斯理工学院（Steve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全美工程类大学排名前五，毕业生就业率和薪资排名前三，被称为“工程师的摇篮”），讲授科学史。
译者：
孙雍君，哲学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现就职于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著有《现代科学技术与马克思主义》（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译著《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关于科学的争论（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书写生物学：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文本》等。
第一章 进步的终结
一次关于科学信仰之终结的会议
岗瑟·斯滕特的“黄金时代”
科学是其自身成就的牺牲品吗
一百年前的物理学家到底是怎么想的
凭空杜撰的专利局长
本特利·格拉斯挑战万尼瓦尔·布什的“无尽的前沿”
列奥·卡达诺夫看到了物理学面临的艰难岁月
尼古拉斯·里查的一厢情愿
弗朗西斯·培根之“不断超越”的寓意
作为“消极能力”的反讽科学
第二章 哲学的终结
怀疑论者到底相信什么
卡尔·波普尔终于回答这个问题：证伪原则是可证伪的吗
托马斯·库恩对自己的“范式”谈虎色变
保罗·费耶阿本德——无政府主义哲学家
科林·麦金宣告哲学的末日已至
“萨伊尔”的寓意
第三章 物理学的终结
谢尔登·格拉肖的忧虑
爱德华·威滕对超弦和外星人的见解
史蒂文·温伯格空洞的终极理论
汉斯·贝特对“世界末日”的计算
约翰·惠勒与“万物源于比特”
戴维·玻姆——既廓清迷雾又散布神秘烟幕的人
理查德·费曼与哲学家的报复
第四章 宇宙学的终结
斯蒂芬·霍金的无边想象
戴维·施拉姆——“大爆炸”的大吹鼓手
弥漫于宇宙祭司之间的疑惑
安德烈·林德与混沌的、分形的、永远自复制的暴涨宇宙
弗雷德·霍伊尔——终生的叛逆
宇宙学会变成植物学吗
第五章 进化生物学的终结
理查德·道金斯——达尔文的猎犬
斯蒂芬·杰伊·古尔德的生命观——全是废话
林恩·马古利斯控诉盖亚
斯图亚特·考夫曼精心炮制的有组织的无序
斯坦利·米勒汲汲于永恒的生命起源之谜
第六章 社会科学的终结
爱德华·威尔逊对于社会生物学终极理论的恐惧
诺姆·乔姆斯基的玄机与困惑
克利福德·格尔茨永远的烦恼
第七章 神经科学的终结
生物学领域的“恶魔”弗朗西斯·克里克杀入意识领域
杰拉尔德·埃德尔曼围绕谜团装腔作势
约翰·埃克尔斯——最后一位二元论者
罗杰·彭罗斯与准量子心智
神秘论者的反攻倒算
丹尼尔·丹尼特是神秘论者吗
马文·明斯基对执着于单一目的深恶痛绝
唯物主义的胜利
第八章 混杂学的终结
什么是混杂学
克里斯托弗·兰顿与人工生命之诗
佩尔·贝克的自组织临界性
控制论与突变论
菲利普·安德森论“重要的是差异”
默里·盖尔曼否认“别的东西”存在
伊利亚·普里高津与确定性的终结
米切尔·费根鲍姆被桌子驳倒
第九章 限度学的终结
在圣菲研究所叩问“科学知识的限度”
在哈德逊河畔会晤格雷高里·蔡汀
弗朗西斯·福山对科学不满
星际旅行的爱好者们
第十章 科学神学，或机械科学的终结
J. D·贝尔纳的超凡预见
汉斯·莫拉维克招惹口舌的“特殊智力儿童”
弗里曼·戴森的极度多样性原则
弗兰克·蒂普勒“鬼打墙”的幻觉
欧米加点到底想做什么
尾声 上帝的恐惧
一次神秘体验
欧米加点的寓意
查尔斯·哈茨霍恩与索齐尼异端
为什么科学家们会对真理爱恨交加
上帝在啃他的手指甲吗
跋 未尽的终结
致谢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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