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水共治”多中心治理模式研究》以“五水共治”的理论渊源为起点，在分析“五水”的公共属性、明确前提和把握假设的基础上，描述了“五水共治”中水资源系统的组成，针对水资源系统主体可能出现的失灵问题，引出“多中心治理”模式，主张“五水共治”的核心指向是服务于公民，并根据多中心治理的现实难题提出从制度因素的设计、多元参与的可信承诺、行为争议的解决、规则的监督与改变等途径予以解决。
人类素以大自然的主宰自居，喊着“人定胜天”的豪迈宣言，做着对大自然过分掠夺的事情，直到1962年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出现，才开始唤起了人们的环境意识，让人类有所警觉。卡逊在该书中描绘了一个美丽村庄由于遭受危险物质甚至有毒物质过度使用的威胁，对环境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污染，整个生态系统被破坏，从而给人类带来难以承受的灾难，失去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美好家园。这本书呼吁人们采取行动来解决各种环境污染，被认为是世界环境运动的奠基之作。
1968年4月，意大利著名实业家、学者A.佩切伊和英国科学家A.金在阿涅尔利基金会的资助下，邀请30余位专家共同聚集在罗马的林奇科学院，探讨什么是全球性的问题，以及研究该问题的方法。会后组建了“持续委员会”，并以“罗马俱乐部”命名，开始以组织的形式思考与探索环境问题。至20世纪60年代末，肯尼斯·鲍尔丁（Kenneth E.Boulding）对人类发出警告：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以及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发展，对地球资源的需求量将会与日俱增，这将会导致人类可使用有限资源的枯竭，并且人类对资源适当或过度使用所产生的废弃物会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这些观点的出现与传播促使环保人士的觉醒，各类环境保护组织纷纷成立，许多国家也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与迫切性，从而将环境保护纳入国家的发展战略中。
1972年《增长的极限》的发表再次给人类敲响了警钟，指出人口与资源的频繁使用，污染指数的增长，会迅速超越经济及其他固定的极限，造成世界性灾难。此书一出，立刻引起社会各界的轩然大波，指责质疑之声此起彼伏，但与此同时，也收获了一批拥趸，坚定地支持这一观点。同年6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首届“人类环境会议”，共同探讨全球性的环境保护问题，并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及具体的《行动计划》，掀开了环境保护事业的新篇章。1987年“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由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首次提出，主张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资源的使用要与生态环境的保护相协调，要求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能确保子孙后代对充足的资源、良好的生态环境及有序发展的需求。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实现赶超英美的经济决策和“向自然界开战”口号的激励下，技术落后、污染密集的小企业数量迅速增加，大炼钢铁、填湖造田、乱砍滥伐、肆意排污等现象屡见不鲜，到20世纪60年代末，部分地区生态环境的破坏已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拨乱反正”后，我国逐渐意识到这一问题，开始主张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提出了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发展观点。
胡保卫，1968年出生，浙江绍兴人。教授，环境工程博士，绍兴文理学院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主要从事生态环境修复与生态文明研究。
程隽，1980年出生，安徽界首人。讲师，行政管理学硕士，绍兴文理学院商学院老师。主要从事公共政策研究。
1 “五水共治”的理论渊源
1．1 “五水共治”的理论基础：公共物品理论
1．2 “五水共治”的前提：结构不良的问题
1．3 “五水共治”的基础假设：“经济人”假设
2 水资源系统的组成要素
2．1 水资源主体
2．2 水资源客体
2．3 主体作用客体的行为情境
3 水资源多中心治理的动因：组织失灵
3．1 政府失灵
3．2 市场失灵
3．3 非政府组织失灵
4 多中心治理模式
4．1 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内涵
4．2 多中心治理理论
4．3 多中心治理的优势
5 多中心治理模式下的“五水共治”
5．1 “五水共治”的核心指向：服务于公民
5．2 “五水共治”多中心治理的难题
6 “五水共治”的多中心治理
6，1“五水共治”制度因素的设计
6．2 多元参与的可信承诺
6．3 行为争议的解决
6．4 规则的监督与改变规则的可能性
结束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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