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杰西·诺曼是英国国会议员，作为一个具有政治经济实践经历和学术训练背景的政治家，本书的内容超越了一般性的学术讨论，基于对亚当·斯密生平细节和思想脉络的剖解与发掘，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内讨论了现代经济学之父的思想。在左右翼政治经济派别愈发分立的今天，本书博古通今，通过对斯密时代的回溯，反观了当代市场、掠夺性资本和周期性金融危机背后的症结，重申了斯密提出的基本原则，其关于改革市场体系的论述，以及他在解决社会不平等、剥削和人类尊严方面做出的尝试，希望引导迷失方向的人们破除迷思、重读经典、回到正轨。
结语
亚当·斯密的重要意义
后来死神和赫尔墨斯在极乐世界互相吹牛，
要把地球上最宝贵的东西带到这里比一比，
赫尔墨斯从斯密书架上偷了《国富论》，
而死神赢了这场比试—他带来了斯密本人。
—阿格里科拉a， 《亚当·斯密死后》1， 1790 年。
卡尔·波兰尼2 在其不朽的著作《大转型》（1944 年）中研究了19 世纪以市场为基础的理念和实践的传播。他认为，传统的互惠和地方再分配模式已经被非人化的市场交换取代，这导致市场经济和民族国家融合成了“市场社会”。自由放任的制度已经控制了市场，并且“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要求在制度上将社会划分为经济和政治领域”。其结果是削弱了政治的重要性，释放出无法控制的经济力量， 导致1914—1939 年接连发生了战争、大萧条和新的战争。
波兰尼强烈的论点使他过分夸大了反对19 世纪资本主义的理由， 低估了其他因素，包括帝国主义的过度扩张、民族主义、软弱的政治领导、腐朽的政策和纯粹的坏运气等因素的重要性。但他提出的基本问题是正确的。资本主义正在失去其作为财富创造和个人自由的引擎的合法性。 增长乏力，生产力停滞不前，未来不明确也不安全。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镀金时代”，在这个时代，出现了极端的财富， 大众对财富和名人十分推崇，同时公众对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稳定性和公平性的担忧却在不断升级。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长远的前景感到乐观，全世界也有更多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长寿、更富有、更健康。3 公众对资本主义的祛魅从未达到今天的程度。现代企业越来越被证明是一台“外部化的机器”4，它善于将成本转嫁给他人，同时提高价格、限制竞争、压低工资，并设置障碍阻止他人进入市场。同时，开放和自由交易的市场看起来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是不可能达成的—不可避免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可行的选择，能成为一种大规模的有效分配商品和创造财富的手段；不可能达成是因为这样的市场往往会导致不平等的升级，以及粗暴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再考虑到由技术带来的长期经济利益和社会收益的比率在下降，5 创造安全的、高质量的工作岗位的可能性也在降低，我们面临的困境会更加严重。同时，全球化的好处是分散的、渐进的，它的代价却往往是集中的、尖锐的和意想不到的。于是，社会对市场经济的结果深感愤怒和沮丧，以至于对市场经济的地位和合法性提出了质疑。而且这种愤怒和挫折感是在经济增长和市场繁荣的时期出现的。想想看，在严重的经济衰退中，它们会是什么样子。
更糟糕的是，在1989 年柏林墙倒塌后，整个政治领域都对资本主义的地位感到非常自满，尤其是英国和美国。他们认为历史已经终结。从那时起，主流右派就不再觉得有必要以任何严肃的方式为市场经济辩护，更不要说对市场经济的优缺点进行系统的说明，以打击裙带资本主义的蔓延。直到最近，主流左派也没有提出任何严肃的批判，6 更不用说准备应对或者解决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了。因此，公众会接纳更激进的观点和运动也就不足为奇，难怪国有化、国家征用和国家控制的计划越来越受到公众的欢迎。但是所有政治理念都是一样，开放市场的理念也必须受到挑战、修正和更新，才能保持其合法性。如果它不被那些相信它的人挑战，就会被那些希望摧毁它的人挑战。
2007—2008 年的金融危机7 不仅消耗了巨大的经济价值，也消耗了经济学的公信力，并将公众对经济学的理解推向了“新自由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之下的一般性批判。这种混为一谈的做法很方便。这对政策制定者来说很容易理解，它从一个相当复杂的基本现实中创造了一个简单的公共叙事，并且提供了直接的空间以便对银行、金融市场、监管者乃至政治家和资本主义本身提出批评，这些批评往往是合理的。
有这样一个逻辑链条，因为银行业存在有效竞争，所以使放松管制成为可能，并且放松管制可能具有经济和社会价值，这构成了2008 年金融危机的关键知识背景。回想起来，那场危机的惊人之处， 甚至不在于那之前的10 年的银行系统令人发指的贪婪自利，也不在于相关政策、法律和执法方面的具体失误，而是自由市场的语言已经对几乎所有方面达成了思想控制，哪怕现实往往非常不同。我们很难不将这种控制与以下重要事实联系起来：至少在英国，迄今都没有对2008 年的危机进行过适当的、全面的、独立的调查，8 几乎没有人对已发生的事情负责。
这里隐藏着一个严重的知识性错误，它破坏了决策，损害了公共讨论。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不同市场之间往往在关键方面存在差异，其中最明显的是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市场。此外，经济不仅仅是市场的问题，自由放任也不等同于市场经济。世界上许多优秀的经济学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在试图思考市场的局限性，例如不完善的信息和理性、交易成本、偏好、联系等等，并试图理解从住房到医疗的不同市场是如何实际运作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已经死了。但我们真正需要进行辩论的是市场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关于“ 市场失灵”概念的局限性和确保有效竞争的必要性，以及关于规 范、文化、国家角色，这些都已经被遗忘了。9
经济学需要承认自己的局限性。我们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 如果能少一些学者牵涉其中，多一点责任心和竞争，这个行业会大大受益。经济学对科学地位的要求是混乱的，主要的经济学家甚至无法就经济学是否可以或应该被用来进行预测达成一致，更不用说依靠它来进行正确的预测了。按照弗里德曼的风格，经济学长期以来过分专注于自己的模型，而不是它们应该代表的现实世界的现象。经济学甚至还在努力解决诸如人类的偏好应该如何建模或统计这样的基本理论问题。它鼓励政治家坚持所谓不僭越的技术官僚责任，幻想经济本身就能解决正义、公平和社会福利的问题，所以经济应凌驾于政治之上。朝鲜在经济原则上可以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在那里，一个人无法在不恶化他人处境的情况下改善自己的处境了，但很少有人会认为这是值得效仿的。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如何才能保障和扩大市场利益，并控制其不良影响？如何重拾公众对市场和市场体系的信任？如何保护这个有限制的但仍然无价的遗产？
我们需要为我们的时代制定一个新的总体叙事。我们需要更好的公众理解框架、更好的解释、更好的共同身份，通过这些框架，我们可以对这些问题达成和解。为了创建这一框架，我们必须回到经济现代性的黎明，回到亚当·斯密本人。这不是一个被党派人士歌颂、被诋毁者谴责的漫画式的、单调的、自由主义者的斯密形象，而是斯密在他所有著作中的详细论证，从伦理学到法理学再到政治经济学的实际思想。即使是经济学家，即使他们读的书足够多，也很少有人读过《国富论》第一卷和第二卷以外的内容。然而，在许多方面，斯密提出的问题正是我们面临的问题，他的著作是一个被忽视的充满洞察力和智慧的宝库。
真实的斯密不是一个从《道德情操论》中的利他主义转向《国富论》中的利己主义的知识分子的叛徒。他不是一个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不是一个经济自由主义者，也不是那种强烈意义上的认可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他不是自私自利的鼓吹者，不是亲富者，也不是厌恶女性的人，他不是“经济人”的创造者，也不是掠夺性资本主义的创始人。他当然也没有宽恕奴隶贸易。但他曾经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永远是，一位具有非凡深度和力量的思想家。他被正确地称为经济学之父，从概念上讲，这是因为他是把市场完全置于经济学思想中心的第一人，从实践上讲，在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家很少有人不欠他的知识债，包括马克思和凯恩斯。而且，他的政治经济学的范围远比单纯的经济学广泛，他同样可以公正地被认为是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牛顿式的科学哲学，虽然在后来美国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10 的著作中得到了伟大的现代化探索，但是其意义仍未得到充分理解。
对许多人来说，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将永远占据重要地位：它既可作为经济分析的模型，又对人类行为、市场、贸易、专业化、分工、税收以及补贴、赏金和保护的负面影响等提供了具体见解。也有人会钦佩他的道德平等主义，钦佩他对弱者的感情，钦佩他对尊严和可敬对人的地位和自我意识的重要性的信念，钦佩他在“自然自由体系”中把不平等降到最低的方式，钦佩他对裙带资本主义的毁灭性抨击，钦佩他的人类发展阶段论，钦佩他对商业社会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分析，以及他对商业社会极其精妙的探索和捍卫（这种探索比后来波兰尼对“市场社会”的分析要细致得多）。还有一些人会认识到斯密的理论的基础性和重要性，包括关于道德和社会规范的理论以及法理学。
如果只看到斯密思想的一部分，就会忽略其整体的力量和一致性。对斯密来说，“财产的状态必须随着政府的形式而变化”，11 因为财产和政府都依赖基于社会共识的规范和模式，它们的发展都以人类的道德情感为基础。因此，政治和经济最终不可能相互分离，或者说任何一方都不可能与道德评价分离。不可能有无关价值的经济学，虽然我们可以分离出经济的、政治的、道德的不同角度来讨论人类行为，但这样做只是反映了我们对知识便利性的需要，而不是说他们在本质上是深度割裂的。
因此，新的叙事必须从新的政治经济学开始。这项事业将是许多人的工作，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是我们可以从斯密的思想中总结出6 条经验，或许可以预见其中的一些主旨。
第一，我们必须把资本主义和商业社会区分开来。对斯密来说， 正如我们看到的，商业社会的出现是“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为商人”的时刻。它标志着封建主义向我们所知的经济现代化的历史转变：出现了一个社会，而不是一个氏族或部落；人们在法律的约束下自由交易；这个社会至少在原则上包容所有人，并将财富和机会传播给所有人；社会产生的盈余可以用来保护弱势群体；按照人的本能和人性工作；人们不是通过武力、阶级或等级，而是通过相互的道德和社会义务团结在一起。
从这个角度看，商业社会是一种具有非凡价值的成就，我们有责任保护和提升这一成就。它具有巨大的弹性，至少在其民主形式下，它具有独特的能力，能够获得公民的忠诚，并通过促进公民的繁荣和自由来维持其合法性。在斯密令人惊叹的全面而富有启发性的论述中，这种忠诚体现在不同的方面：历史、共同的身份和叙事以及作为其基础的规范、公共机构、竞争和经济利益，所有这些都从根本上源于人类对爱和变得可爱的渴望，以及互通有无、以物易物和互相交易的本能。正如最近发生的事件所显示的那样，商业社会也是脆弱的，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它特别容易受到包括金融危机、恐怖主义和自然灾害在内的威胁。但是如果说要用战争、宗教独裁、民族主义来替代贸易和民主，或者说用榨取性经济唯物主义来替代适度商业化的益处，那这些选项都是不可接受的。如果缺乏有效的、运作良好的市场和国际贸易秩序，人类就不可能有体面的未来。如果维护商业社会需要改革资本主义，那么我们就必须改革它。
第二，商业社会需要有韧性、有节制、有战略、有实力的政府。市场依赖于明智的法律和良好的执法，而道德社会需要人们不仅仅有法律上的自由，还能在充分发挥其能力时也享有自由。斯密曾提出要把贸易从过分细致的管制和补贴的有害影响中解放出来，但是人们很容易忘记政府在他的思想中处于核心地位，政府是国家的保护者、司法的裁决者和执行者、条约的签署者、贸易的保证者（虽然英国政府曾支持《航海法案》），政府是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和地方学校的建造者，也是市场的监管者。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加上现代政府被授予的职能，如提供风险保险，在不同代际人口之间重新分配收入，稳定宏观经济，还可以在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等领域建立新的市场。在这些领域，只有政府监管才能明确界定产权，有效分配商业风险和回报。随着市场、商业、社会需求和国际关系的复杂性的增加，对政府的要求也变得更加复杂，这就带来了严重的政治挑战。但是，“私营部门挣钱，公共部门花钱”的想法忽略了一点：两者都需要彼此才能实现有效运作。
第三，成功的商业社会之所以拥有强大的国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需要这样的国家，更因为它们有能力支撑强大的国家：它们拥有独立的机构和多元主义，能够抵御国家统治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 它们拥有合法性、认同、文化和信任，因为整个系统，无论市场还是政府，都依赖于信任。合法性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它反映并促成了社会信任，以及相互义务的模式和对等性，没有这种信任，一个社会就无法团结起来。在实践层面，社会信任使税收成为可能。英国在整个18 世纪都有比较高的税收水平，部分原因是尽管政府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有足够的社会信任和合法性来征税。当2007—2008 年的金融危机爆发时，直接的解决方案并不在于国际机构或多边组织，而是在于一个国家征税和支出的权力，这让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迅速地支持和救助了它们破产的银行。这场危机本身是毁灭性的， 不仅因为它的经济后果，还因为它对社会资本，即信任的破坏。全球金融业具有破坏信任的独特能力，因为它的规模，货币和信贷的普遍重要性，还因为它也许比任何其他行业更根植于信任，即信托关系。正如斯密所言，金融业需要“防火墙”，以防止其周期性的危机扩大成普遍的灾难性事件，就像2007—2008 年那样。
第四，除了具体的缺陷之外，商业社会还有内在的弱点。因为市场互不相同，它们都带有自己的弊病。市场的目的是促进贸易，有效地配置商品、服务和资本，刺激创新，从而为公众的最大利益服务。正如斯密所展示的，在运作良好的市场中，这些不同的利益通常是一致的。但是，他证明了，当市场运作不良时，不同方面的利益可能会出现分化，市场运作不良有多种形式：出现垄断的倾向，监管不力，动物精神的丧失，以及更广泛的，由于寻租、信息和权力的不对称以及所有者和代理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促成的裙带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弊端，它损害了经济，腐蚀了政治， 扩大了不平等，并使市场和商业社会本身变得无效并失去合法性。当公司和市场与公共利益失去联系，当商业回报不受商业价值影响，裙带资本主义就会蓬勃发展。这些事情削弱了市场交换的核心原理：市场交换应该如斯密在他的自然自由体系中所描述的，是“ 普遍富裕” 的源泉，即普遍繁荣，而不是少数人的富裕。
然而，第五个教训是，裙带资本主义远不是现代商业社会面临的唯一挑战。最深层次的威胁是人们价值理念的变化。一方面是公共领域的不断商业化，另一方面是新技术的影响。这些新技术有能力使竞争环境进一步向圈内人倾斜，远离公民和消费者，从而使裙带资本主义更加恶化。社交媒体的传播还引出了公共问责和合法性的深刻问题。这些问题涉及社交媒体对弱势群体及青少年的影响，12 以及通过社交媒体的传播能力操纵舆论对民主的影响。这就是脸书在2010 年美国国会选举期间进行“6 100 万人的社会影响力和政治动员实验”13 的教训，更不用说最近披露的社交媒体的政治力量，这超过了它们榨取租金和排斥竞争对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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