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于艺：做个闲人：余光中的散文_余光中_9787569946260_湖南知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读者荐购服务

余光中说，我时常觉得，艺术是闲出来的。无闲旷之岁月，不能称性逍遥。“闲”当然不是指“懒”，而是俯仰自得、游心太玄、从容不迫的出神状态。

《游于艺：做个闲人》收录《杖底烟霞》《诗与音乐》《捕光捉影缘底事》《猛虎与蔷薇》等谈诗律、品画韵、讲文法、评音乐的文章和诗歌；还有关于张晓风、徐志摩、凡高、毕加索等的文艺作品之品评。本书堪称美的修养和写作的典范。

阅读余光中，获得智性的幽默、余裕的闲情、无瑕的爱和美。艺术，涵养人心。

代序：盖棺不定论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一位作家，生前蹭蹬潦倒，或遭人误解，或受人冷落，眼看曲士得意，竖子成名，往往只有寄望于历史的评价。丹麦思想家齐克果生前看尽世人的白眼，且以瘦胫的星象家与戴礼帽的公鸡之姿态，出现在哥本哈根报纸的漫画之中。死前不久，他说：“我死后，世人将同声赞美我，而赞美的语气，将使青年误会我生前曾受人尊崇。这，也是真理在现实中蒙受的歪曲之一部分。以卑劣相向的时人，一旦我死了，将一反昨日的议论，而一切陷于混乱。”

一位作家的价值，很难获得定评，生前如此，身后亦然。生前，他容易招人曲解，致天下之恶皆归之；身后，他既已成为偶像，世人对他的溢美，也每每邻于迷信。相反地，也有生前享尽声誉，死后光芒毕敛或恶名横加的例子。而无论是低估（underestimate）或者过誉（overestimate），都不是一位作家应得的报酬，也会导致文学史的混乱。一般说来，我们对一位作家的恶评往往发自内心，但对于一位大师的称扬则往往出于附和，因为无论你如何诟骂莎士比亚，都不能稍减莎翁的权威，相对地，这样做，只能自绝于风雅。因此，在梁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庆祝会上，社会名流，数以百计。其中究有几位能欣赏原文的佳妙，又有几位曾经认真读过中文译本？如果当场举行一次临时考试，恐怕将会证实，大半的来宾仅仅具有看银幕上的《王子复仇记》的资格吧。王彦章所说“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是另有用意的。对于附庸风雅之辈而言，一位大作家死后，除了名字之外，还留下了什么呢？

盖棺而论不定，于莎士比亚尤然。莎士比亚死后七年，班江生即写了一首长诗赞美他，称他为大师，并说他“不属于一代，属于千秋”。又七年之后，年轻的弥尔顿写了一首短诗献给他，说他的盛名何需金字塔的见证。但三十多年后，进入复辟时期，在法国文学批评，尤其是布瓦罗（Boileau）的影响下，一些平庸的作家，对于不屑遵守古典戏剧格律的莎士比亚，表示不满，甚至视为“野蛮”。日记家皮普斯（Samuel Pepys）对莎翁戏剧的反应，可以代表十七世纪后期的一般态度。他在日记里这样记载：“今日同去看了《仲夏夜之梦》，生平看过的戏里，没有比这更乏味更可笑的了，我决不要看第二遍。”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坛，对于莎士比亚不能说不够重视，但是一个弥漫着理性主义的时代，是无法了解浪漫的莎士比亚的。当时的诗坛泰斗颇普，曾不自量力，编了一套《莎士比亚全集》，结果是谬误百出，为专家萧博德所笑。对莎士比亚的崇拜，始于十九世纪初的浪漫主义；在柯勒律治、兰姆、哈斯立特、德昆西的批评之中，崇莎热（Shakespeare idolatry）臻于高峰，迄二十世纪而不衰。可是在外国，莎士比亚的股票亦时涨时跌。法国浪漫派的大师们，如雨果、缪塞、德拉克洛瓦和柏辽兹，固然将莎士比亚奉为神明，但是在十八世纪，伏尔泰曾经对莎翁大肆攻击。伏尔泰曾经留英三年，回国后屡在作品中介绍莎翁，但等到法国的文艺界显示崇莎的倾向且将莎士比亚与法国悲剧大家高乃伊相提并论的时候，伏尔泰竟因妒生嗔，讥莎翁粗鄙不文，说“莎士比亚是一个野人，只有几星天才的火花，在可怖的夜里闪现而已”。

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常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评论莎士比亚。十九年前，我念厦门大学外文系二年级的时候，有一位患“左”倾幼稚病的同学，在报上发表了一篇这样的文章，指控莎士比亚为贵族阶级的御用文人，戏院的股东，女皇的佞伶。愤怒的我，立刻和他展开论战，为莎翁洗刷莫须有的罪名。事实上，当时我对于莎剧的种种，并无深切了解。

在“左”倾的浪潮中，我国的古典大师往往成为罪人，被拖出来鞭尸。中年以后的闻一多，生活困苦，情绪紧张，在同情郊寒岛瘦之余，竟然诬苏轼作帮闲文人，充倜傥才子。陶潜的命运，似乎也飘摇不定。台湾诗人邮票四种，有白居易而无陶潜，拥陶派情何以堪？以陶潜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而言，在诗宗词曹之中，难道连四名以内都考不上？白居易固然成就可观，但他那种忧时爱国的写实风格，标出杜甫一人已可概括其余，何必于此风格亮瑜并列，而于高士襟怀则独付阙如？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曾自谦说：“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多取。’仆是何者，窃时之名已多。既窃时名，又欲窃时之富贵，使己为造物者，肯兼与之乎？”白居易可以说是诗人之中最为幸运的一位，不但及身而享盛名，眼见自己的大作，题于“乡校佛寺，游旅行舟之中”，咏于“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即在千载之后，无论海内海外，亦皆香火不绝。在岛内，他已经上了最高额的三元邮票。在国外，经亚瑟·魏利（Arthur Waley）等人的再三译介，Po Chu-i的大名，久已凌驾杜甫，媲美李白。

古人棺木已朽，议论尚犹未定。今人坟土未干，评价自然更难一致。胡适去世已经六年，倒胡的遗老宿儒迄今仍喋喋不休，咬定白话文断送了中国的固有文化，而西化思想是中国一切乱源。拥胡人士则趋向另一极端，犹津津乐道他牙牙学语的白话诗和已经落伍的美学思想。在动荡的现代中国，大多数的名作家，恐怕都要暂时悬在棺已盖而论未定的虚空中，等待尘土落定，历史来为他们从容画像。例如周氏兄弟，今日棺已皆盖，而时论纷纷，就是现代文学史典型的问题人物。

现已八旬有三的美国诗人庞德，也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人物。但有时，那“问题”不是政治的或道德的，而是美学的。从文学史的观点看来，后者毋宁是更为严重。例如五四人物中，徐志摩的诗和朱自清的散文，素为新文学的读者所称道，迄今仍有不少人，言新诗必举《再别康桥》，言散文则必推《背影》，好像自二十年代迄今的四十年中，我国的新文学贫乏得只留下这么两篇小品。事实上，从现代文学的标准看来，徐志摩只能算是一个次要诗人（minor poet）。以浪漫诗人为喻，他的地位大约相当于汤默斯·莫尔（Thomas Moore）或者兰尼尔（Sidney Lanier）。拿徐志摩来比拟拜伦或雪莱，是外行人语，因为他既无《唐璜》那样丰富的巨著，也没有《西风颂》《致云雀》《云》那样精纯的力作。至于朱自清的散文，清畅平易而已；这种只求无过不望有功的文体，比起前贤的前后《赤壁赋》一类杰作，直如淡茗之于醇醪。

文学批评，常有影响力（inflfluence）一说。传统的观念，以为所谓影响，只是前人施之后人，呈单行（one way）状态。事实上，后人对前人，今人对古人，也是有影响力的。文学史的透视，往往因为加入了新的因素，而呈现新的全景。某一时期的文学，谁是主角，谁是配角，原来秩序井然，尊卑有别，成为一个所谓hierarchy；可是到了下一个时期，由于美学思想变了，或者发现了新的史料，前一时期的文学原有的秩序，便必须加以修正了。例如唐人的文学批评，并尊李杜，到了宋人笔下，便尊杜而抑李；更有以老杜、山谷、后山、简斋为一祖三宗之说。又例如在十九世纪后期，丁尼生几有独步诗坛之概，到了二十世纪，反浪漫运动兴起，便有人将白朗宁置于丁尼生之上，等到霍普金斯的诗集出版，丁尼生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压倒性优势，更是摇摇欲坠了。

因此盖棺不定论，可作三解。第一，伟大并无绝对可靠的标准。文学风气多变，批评思想日新，今日的巨人可能变成明日的侏儒，因为明日的尺寸将异于今日，或因一位新巨人之发现而使旧巨人“矮了半截”。一位名作家，常以另一名作家为“假想敌”，念兹在兹，以为身后与争千秋之名者，当为斯人无疑。结果可能两人都假想错了：从一个不知名的角落里，忽然闪出一个无名的角色，把桂冠摘去。拜伦一生妒忌湖畔诗人，尝谓诗坛非一家禁地，班主宝座，当有史考特、罗吉士、甘宝、莫尔、克拉布相与竞逐，不料上述五人皆属配角，而真正的主角却是他所忽略的雪莱和济慈。第二，同行相妒，文人相轻。一位作家常会幻想，百年后，历史当是我所是，而非我所非。事实上，历史的演变常由相对甚或相反的力量所促成；在某一时期之内，基督固然取代了恺撒，但从整个历史着眼，则恺撒仍是恺撒，不容抹杀。当时曾是敌人的作家们，在文学史上往往是香火共事，秋色平分的。冤家果然路窄。“愧在卢前，耻居王后”，结果仍是王杨卢骆，挤在一间小庙里。革命党的弥尔顿和保皇党的骑士诗人们，不但是文敌，甚至是政敌，而事过境迁，同登十七世纪诗史。伏尔泰和卢梭，一个是古典大师，一个是浪漫鼻祖，生前是死敌，殁后同葬伟人祠中，成为近邻。第三，大众习于权威，安于攀附。除了少数例外，一位大作家，一个新天才的出现，通常皆有赖一小撮先知式的读者，所谓élite者的发掘与拥护。这种情形，不独在作家的生前如此，即在身后也往往会持续一段时期。甚至于，在那位作家的伟大性已获公认之后，真正能欣赏他的，恐怕还只是那一小撮知音。唐朝的李贺、李商隐，宋朝的陈师道、陈与义，英国诗中的邓约翰、白朗宁、霍普金斯等等，都是这种例子。在所谓“大众传播”日趋发达的今天，电视、电影、广播、报纸、流行的杂志等等几乎垄断了国民的美感生活，成为文艺鉴赏的掮客集团。“报上说那本小说已经在拍电影了！”便是小市民最现成最有力的引证。把一个民族的精神价值，交给这些文艺买卖的掮客去决定，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现代作家的孤绝感，一部分因此形成。不过，盖棺虽难定论，得失存乎寸心，文运不绝如缕，一半有赖作家的自知与自信，另一半则有赖那些先知先觉的读者。至于那些掮客，无论喊的是古董或是时装，呼声再响，历史的耳朵是听不进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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