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我为什么不是一个理工男？拿着一把尺子、一把圆规和几把钳子、螺丝刀和锤子比比画画、敲敲打打，时而对着纹丝不动的电铃苦思冥想、不得其解，时而对着突然亮起来的灯泡傻笑，间或手舞足蹈。那才是小时候梦想的长大后的样子。哪怕就是让我成为后来一度梦想过的超级农民，我也会更开心一些，把水稻一种直到上研究生后才次见过的南方农作物种在今天常常见到的立体停车场般一层层叠在一起的农田里，水稻从人造灯光获取能量，水会从上到下逐层从边缘流下，再在后一层通过一个动力装置抽回上层，形成循环的水流，滋养着其中的禾苗这是我小时候的一次梦境。
然而，1994年，我阴差阳错地学了农业经济学。殊不知，这个从来没有出现在梦里的农业经济学，在后来十多年的时间里让我无数次怀疑人生。本科四年，硕士三年，外加博士四年，我懵懵懂懂地上着课，似懂非懂地读着自己不知道从哪来找来的文章，抓耳挠腮地写着学位论文，佯装专业地做着学术报告，愣是到2009年回国开始了自己的科研生涯数年后，依旧摸不着门道，以至于有数年，非到不得已，是不敢也不愿写文章的。每每不得不写时，也都是一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痛苦状。因此，我数度想改行。
这种深陷迷雾中的彷徨感和做梦时才有的民间俗称鬼压身的无力感，直到后来从中国科学院转到中国农业大学，并在次年应学院领导安排给研究生开设了一门经济学文献研读的院选课后，才终于迎来稍许转机。按照初的设计，这门课主要是想让我带领博士研究生读一些前沿的经济学文章，目标是让大家更好地了解经济学研究的前沿与方法，潜台词是希望我们的研究生能把某些牛人的牛思想、牛方法用在自己的研究中。不幸的是，我从一开始就遇上了一个巨大的障碍，什么是牛文？我甚至连回答这个问题的一般标准都说不清楚，简单地用期刊级别判断当然是个办法，但一则那个时候我对期刊的级别认知模模糊糊，二则担心万一哪篇混在牛刊中的滥竽被我当牛文了，岂不丢人。再者，即便讲解一篇文章的人不能在讲解中给出对这篇文章独到的评价，但起码应该能给出喜欢或不喜欢的态度，并能够说出个头头道道，换作自己是学生，这也应该是对老师的期许了。但是，即便我能够从头到尾背下一篇文章，我依旧说不出喜欢不喜欢，也全然不知道该从什么角度、依据什么来判断。
我找来了很多教人怎么读文献的资料，包括文章、随笔、现身说法，牛人的、草根的，能找的都找了，从中确实学到了不少之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的新知，也不时会有忽隐忽现的灵光，但始终觉得隔靴搔痒，找不到那种畅快淋漓的、让人不自觉地手舞足蹈的感觉。而这个时候，按计划开课的新学期正步步逼近。
情急中想起来初中一年级暑假自己用了两天时间拆解和重新组装一个物理教学实验中废弃下来的电铃的经历。那次经历中，除了在家人催促下草草吃几口饭外，我两天两夜没有睡觉，愣是通过一片一片拆解那个已经不动的电铃，并用自己初中一年级物理课上的一点点知识，用一把剪刀、几个薄铁片、一个自行车上拆下来的铃铛、两小块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得到的不规则磁铁和一小把漆包线和细电线，做出了一个接上电池就可以响的电铃。
我就这样开始了经济学论文的拆解和组装。
我问自己：为什么每篇文章都要有标题？没有标题会怎么样？为什么要有关键词？为什么绝大多数的文章都有摘要？如果没有摘要会怎么样？引言是什么？为什么有的文章专门有一部分讲文献回顾，而有的文章没有？为什么有的文章有理论框架，有的却没有？什么叫研究背景？什么叫研究意义？什么叫关键科学问题？带问号的是不是就是科学问题？我问自己：什么叫问题导向？什么叫研究创新？我问自己：什么是研究目标？研究内容与研究目标有什么不同？一篇文章那么长，作者写了那么多话，怎么样才能做到准确引用？是不是所有和某个文章某句话完全相同的语句，就要加上引用？我问自己：为什么参考文献要把作者的last name放到前面？哪些地方必须有参考文献，哪些地方根本不需要？我问了不少今天看来很多人都问过的问题，也问了很多这还用问？！的问题。
在整个文章拆解过程中，我充分发挥理工男的优势，不仅要求自己闭着眼睛都能说出每个零件安装在哪里，还要看到零件与零件之间那些表面上看不到的连线，并能够一步步重新组装起来，用环环紧扣的逻辑、严丝合缝的推导，把每一部分、每个段落有机地联系起来，对于拼接上的每个组件，都要求自己说出少一条哪怕不正确但自己相信的理由。我用这种方法，不但拆解了文章的整体结构，也用这种方法拆解一个个段落，直到分解成不能再分的语句单元。
诚如您可以预想的那样，这一理工直男式的拆解对我准备那门课十分有帮助，但令自己意想不到的是，在这样反反复复的拆解过程中，那些过去只有在考试的时候才一知半解，考试后就会还给老师的很多课程知识点，居然在不知不觉中一点一点地开始活了起来，而且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在脑海中向某个方向慢慢聚拢，并联结起来。那种一直以来对经济学认知的混沌状态一点点地开始变得或隐或现，局部开始变得清晰起来，虽然依旧散落着。再后来板块与
板块之间的模糊也逐渐消退，连成了一体，整体的画面感变得更加清晰，边缘则不断向外延伸，那些零零碎碎甚至已经遗落在大脑某个角落不知过了多久的或许尚可以称之为知识的东西也开始记起来，加速融入。整个过程像极了玩拼图游戏时的感觉起初，每拿起一块拼片都不知道该放哪里，不得不一片一片地试，渐渐地，随着拼出来的部分越来越大，新的拼片就可以以更快的速度正确拼接起来。我似乎找到了一点久违的畅快淋漓、不自觉地手舞足蹈的感觉。
后来，虽然已经不再像次备课时那样夜以继日地拆解和组装文章（这多少令自己沮丧），但时至今日，这个过程中按照自己的逻辑拼装起来的经济学蓝图依旧缓慢地向外延伸着，中间的一些板块也会随着新知的加入和对旧知的咀嚼，时不时会被替换掉，使之与周围的知识板块更恰当地融为一体。同时，我也能更加清晰地看到哪些地方仍旧模糊不清、磕磕绊绊，哪些地方还完全漆黑一片，这给了我继续学习的无穷动力。
在整个组装的过程中，令自己愉悦的莫过于我自己总结的ABC经济学分析范式和C2B科学问题提出范式。a这里的A代表市场主体（agent），B代表主体的行为（behavior），C代表主体行为决策时面临的约束（constraint），三者共同构成了经济学问题的底层要素，这是由资源稀缺是一切经济学存在的前提及经济学的应用科学属性共同决定的。尽管在实际研究中，研究人员会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是否在其论文中呈现ABC，其底层的思辨逻辑始终离不开这三个要素。一旦缺失其中任何一个，就可能使得整个研究给人一种说不出来的困惑感，甚至迷惑研究人员自己。
一旦分解出一个想法（idea）的ABC三要素，就很容易用C2B范式（读作C to B范式）提出相应的科学问题，其基本表述就是C 对 B 有什么影响？。这一范式中，经济学视角下一切痛点的根源都体现在B上，也就是主体A的资源分配和利用行为上，而这一行为是该主体在面临的约束C下，根据自己的目标得到的结果，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下，这里的目标基本上被假定为效用化、利益化或社会福利化，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下，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就是与个人或阶级行为有关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和谐的辩证发展关系。这样，C和B就构成了一对因果关系，C是B的因，B是C的果。但是，直到实证研究或实践检验之前，C对B是否真的有影响仍是未知的或只能是理论逻辑上的推理，也就是计量经济学上常说的待检验假说。只有通过研究证明C确实是造成B的显著原因，并在人类的实践中得到验证，理论上的因果关系才可能成立，我们才能通过主动改变C来实现改造B的目标，而这正是经济学作为应用科学的基本目标。
把这两个范式想象成带孔的标尺，拿着一一比照我们正在研读的经济学文献，就很容易透视出其深埋在晦涩难懂的理论和复杂多变的模型背后的底层思维与逻辑，也就更容易定位其在浩瀚的文献中所处的位置，更容易洞察其对文献的贡献与不足，更容易表达自己对这篇文章的喜好，更容易说出背后的原因和逻辑，甚至更容易提出自己认为可能的改进方向与思路。就这样，这两个范式成了我此后研读经济学文献和指引自己与学生做研究的随身法宝。
当然，在不断的实践与反观中，也产生过许许多多的质疑，包括对上面两个范式的质疑。所幸的是，每一次质疑要么帮助我看清楚了一块之前尚且模糊或漆黑的地方，要么帮助我替换掉了一块此前并不正确的拼图，要么把对经济学的认知边界继续向外扩展，但时至今日这块拼图的基本框架结构和底色始终没变。当然，必须承认，时至今日的幸运大概率仅仅是因为自己对经济学的认知和研究实践还极为有限。他日，或许随着自己认知的积累，我会反过来否定了这两个范式，也未可知，可以确定的是，真到了那个时候，我也会坦然甚至带着些许兴奋去迎接。
怀疑看到的、习得的一切，这本身就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信奉者的自我要求，也是我希望读者在看这本书时秉持的态度。事实上，从我2014年为了准备那门课开始的经济学文献拆装，到今天终于鼓起勇气以文献研读为主题写这本书，已经过去八年多时间了。这期间，在友人和同学们的鼓励下，数次想要动笔，但又数次搁置，除却当今大学里普遍存在的内卷式忙乱之外，主要的原因还是不确定自己对经济学文献的认知是否经得起考验。正是
来自经济学文献研读方法课上每年六七十名选课同学的质疑与讨论，以及近几年来受邀在南京农业大学暑期卜凯讲堂、在华中农业大学达尊论坛、在北京林业大学经管学院和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等做交流时收到的很多同人十分有价值的反馈，鼓励我不断向纵深探索，不断完善自己对经济学研究的认知，才终于在2022年夏有了这本书的初稿。
细心的读者也许已经注意到，在上一自然段中，我在经济学文献研读课程名的后面悄悄地加上了方法二字。这也是我在自序的后想要特别强调的一点。除了2014年年上课之外，之后这门课的全部内容都是围绕着文献研读方法展开，而不是像初设计那样带着同学们研读一篇篇的文章。我曾经算过，即便能用四个小时研读一篇文章，两个学分的课程时间全部用来研读文章，也只能完成八篇文章。尽管我从来不怀疑这样做对引导学生进入学术殿堂很有价值，但也担心这样做会不会像自己当年读博士和职业生涯初几年一样，读了不少文章，却始终不具备评判文章的能力，而这会从根上打击我们从事科学研究的信念。无从判断文献的价值与局限，何谈科研与创新？ 把课程的重心放在文献研读的方法上，训练的正是这种能力。
后，必须感谢在准备这本书之前和过程中参阅的几本著作及其作者。首先是路德维希?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962年出版的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An Essay On Method（中文版《经济科学的终基础：一篇关于方法的论文》）。书中，米塞斯从人类行为学的哲学层面上强调经济学研究的科学基础，同时十分清晰地指出古典经济学没有能够解决价值问题；其次是唐?埃思里奇（Don Ethridge） 1995年出版的Research Methodology in Applied Economics（中文版《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在该著作中，作者用了一整篇的内容讨论一般意义上科学研究方法论及其哲学基础。这两本著作中，作者都把经济学研究置于科学与人性的本源上进行考察，这不仅启迪了本书的构架，也使得我们今天看到的太多经济学作品黯然失色。
另外一本案头的著作来自小罗伯特?埃克伦德（Rober Ekelund, Jr.）和罗伯特?郝伯特（Robert Hébert）的A History of Economics Theory and Method（中文版《经济理论和方法史》）。在
这本书中，两位经济学家像十分负责任的导游，引领着读者在人类数千年经济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丛林中穿梭，不时地停下脚步，一边如数家珍地把每个经济故事与人物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一边不经意间拂去蒙在其上的历史尘埃，以帮助读者更清楚到看到那些生动的思想是如何照亮人类艰辛的生计之路。
这几本著作并没有试图把其讨论的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经济思想与理论对接到经济学的研究实践中，这留下一点遗憾，那就是，即便很多读者能体会到其中追本溯源的科学真谛和经济学经世济民的初心，也很难把这样的体会转化成自己的研究实践。隐隐约约地，感觉自己这本书正是想要回应这一点遗憾，以试图在令人高山仰止的伟人思想与众生脚下坎坷曲折的山路间搭起一座小桥，哪怕只是在山间小溪上铺设一块木板，好让深邃的科学思想多少
可及。
为此，起草本书的过程中，我始终都把这些著作置于案头，每每思维不清或休息间隙，随手翻来，总会从中得到如雨露般的滋养。这些经济学家对科学研究哲学层面上追本溯源的思考、对经济社会深不见底的洞察与体恤和对人性的细致入微的敏锐，无不像风儿吹过寂静的湖面，轻柔地荡起了涟漪，层层叠叠、井然有序，不时地在眼前闪现出穿越千百年的历史光芒。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挚友南京农业大学徐志刚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仇焕广教授、北京林业大学程宝栋教授、北京大学盛誉教授、浙江大学的茅锐教授、同济大学的程名望教授和中国农业大学的司伟教授，感谢团队中的陈祁晖教授、郑志浩教授、朱晨副教授、杨树副教授、孟婷副教授和路西博士，感谢我的两位博士后朱秋博、罗丽和所有研究生。正是平日里和他们之间亦师亦生亦友般无拘无束的讨论给了自己不断增进对经济学问题和经济学研究认知的动力源泉。特别的感谢也要送给中国农业大学的王秀清教授、辛贤教授、何秀荣教授、北京大学的黄季焜教授、华南农业大学的罗必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的史清华教授，他们就像夜路上的明灯，始终为我指引着前进的方向，并给我勇气与胆量。
更要感谢家人在我写作期间给予的所有陪伴、关爱和允诺，让我得以专注。
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朱晓瑞老师，感谢为这本书的出版付出所有努力的出版社工作人员。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中国农业大学2021年度研究生教材出版项目的资助，在此一并感谢。
后，要感谢离学校不远的塞纳左岸咖啡、天堂吧和觅 ，每每脑子卡壳的时候，就喜欢从办公室跑到这些地方，用咖啡、茶、酒和音乐浇灌一下大脑、收纳一下烦恼，间或悻悻然地提醒自己：我其实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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