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寓言经济学_岑科，傅小永，邓新华著_9787208130180_湖南知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读者荐购服务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其经济学深入浅出，他擅长将繁复艰涩的经济学理论、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用形象的比喻、寓言阐述出来。
　　《张维迎寓言经济学》一书整理精选张维迎著作和演讲中的42篇经济学寓言，涵盖张维迎经济学理论体系。由三位年轻经济学者撰文，厘清寓言背后的经济学原理，特定的时代背景，社会观念变迁，令人以便捷、轻松的方式，了解一个好的经济制度应遵循的最基本准则，更了解中国经济，了解中国。
　　《张维迎寓言经济学》特邀著名漫画家邝飚创作配文漫画。

　　从1999年认识张维迎至今，我在许多场合听过他演讲，看过他的著作，而每次听下来、读下去，都不得不敬佩他的清晰逻辑和寓言表达能力。这些年里，他陕西老家村里的枣树、井水、山羊、猴子、“老夫少妻”、“少夫老妻”、和尚、庙，等等，都是“张维迎寓言”中的主角或场景，也成了众多关心中国经济和改革话题的同仁们熟悉的“朋友”。不知是陕北口音的讲故事魅力，还是张维迎的天赋，反正只要经过张维迎一讲，深奥的市场经济逻辑既通俗易懂，又让你感到“经济学离我好近”！
　　好多人热衷于强调各个社会的差异，张维迎却更关注不同社会背后的共同逻辑，因为人的本性是一样的。其实，这方面话题不太难搞懂，基于常识就能理解：如果没有共性，人类怎么和平相处、沟通理解呢？但是，在中国，常识未必就是常识。所以，到最后，还是需要多听、多看张维迎的寓言和故事，他以独特方式让我们明白“普世问题”不仅存在，而且是人的本性所致。
　　张维迎说，几十年前，在他老家陕北吴堡县黄河边上的村庄里，“捞河炭”曾是村民们一个重要的生活来源。每次等黄河大水退去，人们就争先恐后冲向河滩，把自己的草帽、衣服、麻袋、扁担，甚至是内裤，盖在那些被大水从上游冲下来的煤块上面，以示“有主”。后来，在1990年代初，张维迎在英国留学，读到了英国学者沃姆斯利在1932年写的一个真实故事，说在英国约克郡的一个渔村，每次大风暴后，潮水卷起的木头就会搁浅在海滩上，那里世世代代的渔民们始终遵守一个规矩：谁最早跑到沙滩给无主的木头做上标记，木头就归谁所有。
　　这就怪了！张维迎说，“这两个地方相隔万里，一个在英格兰的海岸，一个在中国西北的黄河边，两个村子之间肯定不曾有过交流，但他们的游戏规则完全一样。”
　　而在我自己跟彭凯翔、何石军和林展针对清代买卖妻妾行为的研究中，也碰到类似的“普世问题”。按照Levine（1997—2001）的介绍，公元前2000年的希伯来文献在谈到娶妻时通常用“买妻”、“获取妻子”这样充满交易与产权转让的词语，所付价钱或彩礼都归女方父亲，而且在古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中，就规定“丈夫为了还债，可以卖妻”。明码标价的妻妾买卖不只是在传统中国、印度、非洲等社会比较普遍，而且在英国也是到19世纪后期才完全结束。那么，不同社会又是如何规范卖妻的仪式以确定其“合法性”呢？关于传统中国卖妻的习俗，可以从19世纪初期流传于河北定县的秧歌戏《耳环记》中看出来，中国人民大学夏明方教授把其中剧情总结为：（一）有一个公认的卖妻市，买卖双方及当地人都知道其位置；（二）卖主往往大声吆喝：“你们谁买媳妇来！”（三）被卖者身上插上一根黄白草棍或类似物品，作为待售标记；（四）买卖双方经过一番激烈讨价还价，谈好价格；（五）卖方把草棍和妻子交给对方，收到彩礼，交易完成。
　　按照英国的汤普逊教授介绍，英国民间也很早就推演出一套妻子买卖的程序，“买卖一个妻子……是高度仪式化的，它必须公开并用公众认可的礼节来操作。”到19世纪，英国人买卖妻子的过程大致分三步：第一，用缰绳套着妻子的身子，丈夫用右手牵着缰绳，把妻子带到公开市场上走两三圈，宣布马上把妻子拍卖；第二，在公开市场上大声进行竞价拍卖，出价最高者胜；第三，价格确定后，到旁边公共酒吧中，在有证人在场的情况下交钱、签署买卖合约，之后由买方牵着缰绳把买到手的妻子带回。汤普逊强调这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是缰绳、公开拍卖、付钱，否则就不合法。
　　由此看到，英国和中国之前的卖妻仪式也是惊人地相似，连草绳或缰绳的使用、拍卖都一样！就像张维迎说的，英国和中国相隔那么遥远，好多世纪以前肯定没有交流，但他们却独立地推演出了类似的卖妻习俗，连仪式都相似！这背后是什么共同的东西或说“普世”的东西在起作用呢？那么，到底是什么驱动了张维迎家乡的村民和英国海边的居民，分别推演出相同的确认东西“有主”的“普世”规则？又是什么促使传统中国和英国的民间社会，分别推演出类似的卖妻仪式呢？
　　其实，不管是白人、黑人，还是黄种人，有两方面的诉求是共同的：一是为了活着，也就是说，当面对生和死的选择时，都会选择活着；二是为了活得更好，也就是说，在稳定和动乱、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之间选择时，都会选择稳定和确定性。
　　所以，我们的研究发现：在现代金融市场出现之前，世界五大洲上，各社会都没有发达的主动规避灾荒等风险事件的工具，所以，一旦碰到灾荒冲击，一旦一家人面对生存挑战时，都会被迫变卖任何值钱的东西和人，而对于父系社会里的许多普通人来说，妻子和子女可能是家里唯一能变现的“财产”。于是，就有了现代金融之前的各社会普遍存在买卖妻子、子女的习俗。而仪式和规则是为了活得更好。亦即，各社会需要想办法建立明确的规则，通过规则的明确度来降低未来冲突的概率，减少产权的不确定性以及交易成本，提升交易契约的可靠性。一个社会或许在某个时间点不理性，甚至做傻事并导致冲突或遭遇劫难，但为了活得更好，他们必须理性地总结、完善规则，迈向让社会个人都能活得更好的规则，包括产权规则和交易仪式。
　　“为了活着”和“为了活得更好”—这就是各“普世”现象、“普世”价值背后的驱动力，也是世界一体化大趋势的动力所在。岑科、傅小永、邓新华三位作者为了合著《张维迎寓言经济学》这本书，不仅花了几年工夫研究张维迎的演讲、著作和其他许多文献，而且也对张维迎的寓言做了精彩的提升，以让各寓言、各故事更加“接地气”。他们努力的结果当然不错，因为这部著作会消除社会中还仍然流行的许多误解与误区，也为中国今后必需的改革做关键性的知识铺垫。中国从汉代到宋代、明代、清代，甚至到民国，不缺短暂成功的改革，但是从历史长河看，那些改革都是昙花一现，而它们的成功之所以不能持续，是因为过去两千年里市场经济的逻辑不仅没成为常识，而且没有人真正搞清楚过。为了使这次改革的成就能长久持续，我们需要用张维迎的寓言去普及市场的逻辑。
　　陈志武
　　2015.5.13

　　村长悄悄换斑马
　　——用政治手段化解改革障碍
　　从前，有一座村庄，马是那里常用的牲口工具。但它们干活很懒，效率很低。村长看到邻村的斑马干活很有劲，就想把村里的马换成斑马，却遭到大部分村民的反对。村民们说：我们祖祖辈辈都跟马生活在一起，你凭什么要把它们换了呢？村长感到阻力很大，不得不另想办法。他在晚上等村民睡觉以后，偷偷拿一桶漆，在马背上画了许多白道道。第二天，村民们发现马变成了斑马，就去问村长是怎么回事。村长说，我没有换成斑马，只是觉得好玩，画了些白道道，不信你们仔细看就知道了。村民们仔细地看，确实，马还是原来的马，没有真正改变，于是就没有计较此事。而村长每天晚上继续画更多的斑马。渐渐地，村民们习惯了把马和斑马看作是同一样东西。村长找准机会，把画上白道道的马真的换成了斑马。直到有一天，村民发现他们的马被换成了斑马。但因为斑马比马更能干活，给村里带来许多好处，大家也就高兴地接受了这个转变。
　　这是张维迎在2008年中国改革30周年前后经常讲到的一个寓言。它反映了中国改革中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顶层设计和观念障碍。在这个寓言中张维迎所说的“村长”，实际上指的是邓小平等改革领导人；用斑马替换马的过程，就是中国改革用市场经济替换计划经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很早就意识到计划经济的弊端和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但由于长期的思想惯性和误区，许多干部和群众并不认可这一点，因此改革面临巨大的障碍。为了化解障碍，改革领导人采用了一些政治、宣传策略，把过去的计划经济政策冠以新的称谓，又在新的名称下注入市场经济政策的内容，直到新的政策逐步取代旧的政策，同时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巨大的进步，改革就在相对平稳的过渡中顺利完成了。这个渐进的过程反映了政治家的知识、策略和顶层设计在推动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表明，人的观念和习惯可能构成阻碍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这两个判断不仅被中国改革的历史所证实，也对中国未来的社会变革有重要启示。
　　阻碍改革的习惯观念
　　在“村长换马”的寓言中，村民们反对引进斑马的原因，并没有经过真正的理性思考或实践检验，而是出于一种不愿改变现状的本能，或者说对传统习惯的保守。这种情况在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过很多次，包产到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众所周知，包产到户作为中国改革启动的最重要标志，是由安徽小岗村几十户农民冒着生死风险发起的。但这项改革出现后招来许多非议，民间有顺口溜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政府中有官员说：“包干到户……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不宜普遍推广。”甚至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也认为：“包产到户不宜提倡。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粮食吃，还是受穷。”在反对包产到户的人群中既有高层领导，也有普通干部，还有一般群众，他们反对改革的原因不是结成了什么权力、利益联盟，而是出于某种思想观念。1980 年代初随着个体经济发展，社会上出现关于雇工劳动是不是剥削的争论，也是同样的情况。很多人反对改革并不是为了维护所谓的既得利益，而是出于一种保持现状的本能。历史上也有很多例子，譬如满洲人建立清朝以后，汉人不愿意留辫子，可是强制实行几百年以后，到辛亥革命时要剪去辫子却很困难。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人们已经习惯了。同样，在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几十年中，由于长期宣传灌输和政策执行，捍卫公有制和警惕资本主义复辟也成了多数人的习惯和本能。这就是在“村长换马”的寓言中，村民们一开始就反对引进斑马的原因。
　　推动改革的政治策略
　　那么，邓小平等改革领导人是不是一开始就认清了市场经济的方向了呢？有段历史很能说明问题。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作了一次没有公开的谈话。在这篇题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谈话中，邓小平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1979年的时候，连包产到户的改革都很困难，“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对中国大多数人而言简直是异端邪说，邓小平却直言不讳地说出来，可见他的观念是非常先进的。不过他当时没有公布这篇谈话，1983 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中也没有收录，直到1994 年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时才公之于世。这表明邓小平对市场经济早就有自己的看法，但为了避免意见冲突，他没有公布自己的观点，而是提倡“不争论”，期待广大干部群众在实践中逐步取得共识。
　　就像“村长换马”的寓言中所描述的那样，为了推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邓小平等改革领导人运用了一些政治宣传策略，对原有体制进行新的命名和包装，然后在新的命名下注入新的政策内容。例如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将中国经济体制概括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是一种类似在马背上画白道道的策略。
　　“有计划的”这个限定词，相当于告诉思想守旧的人，“计划经济”这匹马没有变。而在“商品经济”的名义导向下，很多市场化改革措施就容易出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是，1985年以后，中国政府开始大规模放松价格管制，承认计划外价格的合法性。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是一次重要的理论创新。因为社会主义既然处在“初级阶段”，就可以采取一些特殊的政策措施，所以到1988 年，私营企业通过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取得合法地位。这是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中无法想象的。有了这些铺垫，到1992 年，中共十四大提出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显得顺理成章。不过此时，距邓小平最早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已经13年过去了。1992年之后，国有企业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这是因为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私营企业获得前所未有的合法地位，迅速发展壮大。在私营企业的竞争冲击下，国有企业生存日益艰难。政府迫于巨大的财政压力，并受经济学界流行的产权理论影响，决定对国有企业实施股份制改造，即私有化。但由于“私有化”一词在政治传统上是禁忌，国有企业改革同样经历了“斑马换马”的过程。最初，在1993 年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提法是“产权明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就是将国有企业改造为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下属的股份公司。这就像是在马背上画白道道。接着，中央领导人又提出“抓大放小”，允许县级以下的国有股份公司向私营企业转让或出售。这就是把一部分画上白道道的马换成了真的斑马。1998 年以后，随着改革深入，在“结构性重组”、“投资多元化”等政策舆论导向下，县级以上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也转向私有化。这不仅让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巨变，也重塑了市场发育和产业创新的基础，构成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核心动力。到了2004 年，大部分中央直属企业和国有银行陆续在资本市场上市，至此，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和框架已基本完成—剩下的问题，就是寻找合适时机，把国有资产的股份向社会和公众转让。
　　对未来改革的启示
　　回过头看，“斑马换马”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典型经验模型。但必须承认，任何模型都有抽象和简化的成分，这个寓言并不能解释经济改革的全部问题。现实中类似“村长”的人不止一个，“村民”也分很多种，他们之间的观念分歧和利益博弈比寓言故事复杂得多。尽管如此，理解这个寓言背后的思想逻辑，对展望中国未来的民主、法治道路有非常重要的启示。
　　首先，它告诉我们，在社会变革过程中，有一些障碍是由观念或习惯造成的。清除这些障碍需要时间和耐心，而非简单的武力斗争或利益分配。经济改革如此，政治改革亦如此。事实上，在中国现代民主化进程中，已多次发生“欲速则不达”的教训。正像张维迎所说，不管是清朝的君主立宪改革，还是民国的共和宪政体制，如果当时人们有足够的耐心，给社会更长的时间去调适，中国的民主化和法治建设结果可能比现在更好。但恰恰因为当时人们太着急，社会变革出一点问题，就认为失败了，立马诉诸新的斗争，寻找新的道路，结果导致更大的灾难。
　　其次，在自上而下的改革“顶层设计”中，政治家的观念和策略都非常重要。如果政治家没有正确的知识观念，看不到社会变革的正确方向，对社会有益的顶层设计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如果没有适当的领导方式和行动策略，再正确的改革理念也可能处处碰壁、无功而返。这是古今中外改革历史反复验证的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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