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心科学何以执念万物_[英] 菲利普·鲍尔著；王春法编；王康友，朱洪启，王黎明译；苏湛，吴金根校_9787313146267

　《科学文化译丛：好奇心科学何以执念万物》系“科学文化译丛”之一，描绘了人类好奇心的进化史。好奇心现在是一种优良的品质，然而它也曾因对“圣洁”的亵渎而备受谴责。透过宇宙的激辩，围绕真空的争论，作者逐一揭开好奇心那神秘、僭越、聪敏、冷静的层层面纱，伽利略、玻意耳、牛顿等大师的思想跃然纸上。至于《科学文化译丛：好奇心科学何以执念万物》的开篇之问——当代的好奇心是否被过于纵容，则留待读者慢慢体味。

我和文学家玛丽·贝恩·坎贝尔（MaryBaine Campbell）讨论本书时，我们考虑过好奇心可能走向病态的观点。对于一些日常琐事的分析——比如说，关于“三十年战争”期间的国内财政记录，或是关于胃酶分解蛋白的具体过程，我们不是木然以对，而是屏息惊叹：“可那是多么有趣啊！”这种反应难道没有问题吗？对大多数博士生而言，重新调整好奇心的起点是一种必要的准备，然而在比学术研究领域更为广阔的世界，当好奇心泛滥，甚至不放过一丁点的琐碎或陌生之事时，难道没有某种越界或是不正常的嫌疑？
　　我们承认我们这是在一起谋陷好奇心，有些内疚，至少我是这种感觉，但是同时我觉得这对我们两人来说也是一种清醒的反思。自古有训：好奇最能奸巧惑众，是意志薄弱的体现。然而这种责难到底有没有问题？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同时也是这个时代的大幸——恰恰就在于诱惑无处不在。现在，好奇不仅已广为接受——本书主要就是讨论这种现象的形成过程一一一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易做到。我们信手可拈的信息多得令人发指，不用非得到蒙尘的地窖和古老的图书馆里去搜寻。信息就在书桌上，轻轻嗡鸣着，或者在漂亮泛黄扫描传真里，唾手可得。而且，我们可将其装在包里或口袋里，带去任何地方。诚然，这些统统不过是资料而已，杂乱而没有意义，除非我们知道如何挑选、组织和过滤。当然，这些资料也只是新时机一一我们摈弃好奇心并沉迷于虚拟世界的空洞时效、喋喋不休、八卦及数不尽的“选择”的新时机——的一种副作用或衍生物而已。
　　但是所有这些又有什么新鲜的呢？人们对于好奇心一直诟病不断，认为它是摧毁生产力的大敌，是一种使我们工作分心的不受欢迎的诱惑。另外，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启蒙运动中，好奇心的嘲笑者往往不是《艰难时世》中“葛擂梗”那样的功利主义者，而是爱八卦、很自我的巧言不羁之徒。过量的信息总是会引来怨言。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认为印刷机是“文人之罪的祸根”，会导致“作家遍地泛滥”。
　　我以为，信息的获取途径和对信息的好奇之间的关系仍需深入探索。不过很明显，在蒲柏的年代，成功的“好奇心教授们”都付出艰辛的努力才能获得知识，而在其功成名就之前，好奇心是其最重要的动力。人们一直对这种现象津津乐道，但是却很少有人对其进行调查或解释。玛丽是已经开始这类探索的少数学者之一，故而也是我写这本书时承情最多的人之一。她慨然应允阅读本书书稿，并对本书提出极富见地的重要意见，让我对她更加感激。布莱恩·福特（Brian Ford）、迈克尔·亨特（Michael Hunter）、尼尔·肯尼（Neil Kenny）和凯瑟琳·威尔逊（Catherine Wilson）对本书也同样不吝指正，在此我对他们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科学文化译丛：好奇心科学何以执念万物》：
　　独冬之王
　　鲁道夫的统治漏洞百出，但却维持了欧洲岌岌可危的和平。通过推诿责任，他从未卷入日益逼近的宗教冲突。16世纪末，罗马教廷开始怀疑这位对其他异教表现出容忍态度的皇帝的忠心。然而鲁道夫的宽厚让布拉格日益发展为知识界的中心：在他的统治下，犹太人得以安身，而开普勒等新教徒也能在名义上的天主教宫廷受到款待。这也与波西米亚的非国教主义传统息息相关。1415年，改革家杨·胡斯（Jan Hus）因异教徒的罪名被烧死，而随后胡斯党的追随者击败了十字军团。因此，摩拉维亚教会（Moravian Church）自然与清教徒有所共鸣。
　　到了1600年，驻波西米亚教皇大使红衣主教菲利波·斯皮内里（Filippo Spinelli）不得不向教皇克莱蒙特八世（Pope Clement VIII）谏言：“布拉格的天主教徒一致认为皇帝已被蛊惑，且与邪恶为盟。”实际上，他看起来只是因为精神崩溃而变得郁郁寡欢、心神不安。最终促使与自己疏远的弟弟马赛厄斯（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并未给这个儿子留下任何遗产）（Matthias）领兵篡位，截至1611年，他已先后占领波西米亚、奥地利和匈牙利等地区。尽管被剥夺了实权，鲁道夫还保留着皇帝的虚名。他被允许滞留在布拉格城堡，一年后，这位破败而可怜的前国王去世。在1618年马赛厄斯过世后，在施蒂里亚的裴迪南大公爵（Archduke Ferdinand of Styria）带领下，哈布斯堡王室被掠夺。这位狂热的耶稣会会士攻下了波西米亚教堂，由此引发了著名的“布拉格扔出窗外事件”（Defenestration of Prague），最终直接导致了叛乱。接下来令人憎恶的“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1618-1648）便开始了，这场一直延续至17世纪中叶的战争最终让德国满目疮痍。
　　这些政治和宗教阴谋，不仅是17世纪初自然哲学转型的背景，还决定了当时的时代氛围。1619年，波西米亚叛军拥护新教徒弗雷德里克五世（Frederick V）为王。他是莱茵河领地的选帝侯，并领导德国各邦新教联盟。6年前，他娶了英王詹姆士一世的女儿伊丽莎白·斯图亚特（Elizabeth Stuart），成为了他的女婿。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良好关系的基础上，这次联姻稳固了英格兰和德国清教联邦的结盟。
　　这对夫妇并不是普通的皇室成员，他们温文尔雅，鼓励发展以实验为基础的炼金术。在弗雷德里克委托妻子打造的海德堡宫廷花园中，他对于神秘和精巧事物的热衷显露无遗。他们邀请了曾辅佐英国斯图尔特王室并担任过伊丽莎白家庭教师的法国工程师萨洛蒙·得·高斯（Salomonde Caus）设计花园。花园集中展现了后文艺复兴时期景观设计的寓言特性：这一充满奇迹的小世界可与奇妙物品藏厅相媲美。德·科斯被视为蔷薇十字会运动的一员，他们将花园视为宇宙的缩影，并运用几何和数学规则进行规划。他们大多充满好奇，对机械奇迹十分痴迷，例如空气助动的汽车和会唱歌的机械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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