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明贤集第一卷石城安顺_戴明贤著_9787549589807_湖南知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读者荐购服务

《石城安顺》系《戴明贤集》第一卷，也是本套书的开启，主要是描述戴明贤孩童时期的所见所闻，以一个孩子的眼睛描绘出安顺这个小城中普通市民的动荡生活与世俗百态。本书并未大而化之地去写这个城市或者他的童年，而是具体到一个个的小人物小事件，将如此丰富多彩的关于战时教育、文化艺术、商业、警务、宗教，关于民间习俗、餐饮、缝纫、娱乐……以一种近乎白描的方式，具体而微地呈现着这座小城永远不变的散淡、潇洒的日常生活。

这种描写，让这座小城与人，散发出一种特有的韵味，凸显出它那种在充满动乱与战争的时代中异常坚韧的生命力量。而且，作者的这种庄严中带着诙谐，书卷气中带着俗语方言的笔调，让人物更加充满生气，他随手拈来的古语和家乡土话“磕头买来作揖卖”“一个和尚疯，一庙疯和尚”“一种生、百种死”在令人竟然这种民间智慧之余，更加具有一种语言学和人类学的意义。

序：大时代中的边地小城

钱理群这本书写的“安顺”，是我生活了十八年的第二故乡。明贤先生更是“神交已久”而“一见如故”的朋友。但是，我要说，真正认识安顺这座城，认识明贤先生和他的家庭，真正走进这“城”与“人”的“心灵”深处，却是在读了这本书之后：这也是我为之动心，甚至受到震撼的原因所在。

是的，我在那里生活、工作了十八年，书中提及的许多地名我至今都依稀记得，但我对世世辈辈根植在这块土地上的安顺普通百姓，他们的日常生活、习俗，他们的情感、内心渴求，他们的行为方式、人际关系、思维习惯……其实是十分陌生的，识其“面”而不知其“心”，我只不过是曾在这块土地上匆匆行走的“过客”。突然意识到这一点，对于自称热爱安顺的我，是难堪而痛苦的。

因为这或许涉及更大的一个问题，去年我和明贤先生一起编选《贵州读本》时即已提出过：“你认识脚下的土地吗？”《一个人的安顺》让我再次面对这个问题，而且有了新的思考。我发现自己的一生竟是在不断的迁徙、奔走中度过的，于是，许多的城市：重庆、南京、上海、杭州、北京、安顺……都和我发生过关系，却都不深，缺乏刻骨铭心的生命的血肉联系。这也跟我自己的生活方式有关：走到哪里，都是关在校园或公寓的封闭环境中，过着与世俗生活隔离的书斋生涯（我在安顺的十八年也是这么度过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将自己从看似凡俗、具体、琐细，其实是更生动、活泼，也更真实的人的生活土壤中拔出，成了“无根的人”。这样的人的无根化的悲剧，恐怕并不只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它有着更深刻的时代根源：应该说迅速变化流动的现代生活本身，极容易使人成为失根的漂泊者；而我们那个时代对人的世俗生活的绝对排斥（一律斥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情调”），对人的“纯精神化”的要求与精心培植，就自然会产生像我这样的畸形人。据我的观察与感受，前一方面的问题将随着全球性的流动变得更加突出与复杂；而后一方面的问题，却并不具有普遍性，甚至出现了反向的排斥精神的现象。应该警惕的倒是对世俗生活的关注与表现，也变成是纯物质的，而忽略了其精神内核：这也是一种消解，而且是根本性的。我也正是从这里看到了本书的叙述的价值。它将中国边地小城市民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如此真实而精微、具体可触地呈现给我们，这对我辈“不知俗事”的偏颇，自是一个有力的纠正。而作者对世俗生活背后的普通百姓的生命存在形态、精神面貌、命运……的关注，及其内在诗意的发掘，处处流露出对生息于故土之上的乡亲父老的深切理解，以及相濡以沫的悲悯情怀，则更有助于读者接近普通百姓真实的生活。这大概就是本书的格外动人之处吧。

据我所知，本书最初命名为《石城浮世绘》，作者显然有描绘市民生活中的人情世态，以展现大时代中的边地小城的历史风貌的自觉追求。这或许是我更感兴趣的，于是更以一种学术的专业的眼光来看这本书：它正是我多年追求而不得的。

我曾多次发出这样的感慨：在我们的历史叙述中，往往有“事”而无“人”，或者有“大事”而无日常生活的“小事”，有帝王将相学者名人“大人物”而无普通平民百姓“小人物”，有人的“外在行为”而无人的“内心世界”。这其实都是反映了一种颇为狭窄、机械与粗糙的历史观的。因此，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开始进入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的研究时，便给自己提出了一个目标：一定要把研究的触角伸向“普通百姓家”的日常生活，将战争与文学对他们的生活与精神的影响纳入研究视野。为此我作了许多努力，包括大量查阅当时的报刊与有关回忆录，虽略有所获而“沾沾自喜”，又为远不及理想而沮丧。因此，当凭借明贤先生的生花妙笔，如此丰富多彩的关于战时教育、文化艺术、商业、警务、宗教，关于民间习俗、餐饮、缝纫、娱乐……方方面面的“清明河上图”式的生活长卷一一展现眼前；这么多的战乱中的小城人物：“慈心与侠气兼备”的大姐，“始终娇慵着”的下江女人与“始终殷勤着”的下江男人，“披着灰白色的擀毡大氅，无比剽悍”的马哥头儿，“气质高洁”、“独来独往的剪花姑外婆”，有一支“维纳斯铅笔”、记忆中永远是一个“漂亮的大孩子”的裁缝师傅薛大哥，“洒脱和妩媚”的昌明和尚，并称“龙虎豹”的山城名师，还有“踽踽而去”的“卖葵花的皇帝”、“施施然而来”的食客等“江湖落拓人”……一个个活生生地站在面前，传递着那个已经消逝的时代的生命气息，这时的我终于进入了向往已久的历史情境之中，仿佛成为“历史中人”：遥远而陌生的变得可以理解，神秘莫测的也似乎可以把握了。

战争就是这样极大地开拓了夜郎之国古朴之民的视野，改变了他们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与想象。于是“小城出现美国大兵”成了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他们蜂拥而来，小城立即热闹了许多。他们带来了大量的新鲜玩意儿：吉普车、短夹克、口香糖、冲锋枪、骆驼牌香烟、各种战地食品、大拇指加‘顶好！’等等。”洋人来了，西餐馆也应运而生；单是那“招牌”：“国际饭店”就足以让喜欢品头评足的民间评论家琢磨半天。而那七八十辆大小越野车穿街而过的“壮观”，更引发了民间笑话的创造：“说是一个乡下人目送小吉普飞驰绝尘而去，惊叹道：崽哟！这么小点就跑得飞一样，长大还了得！”的确，“美国大兵（只）是安顺历史上一个来去匆匆的过客”，但马克思所说的最边远的地区也要进入“世界市场”的历史过程实实在在地开始了，而且不可逆转。

当然，“西方世界”打入中国内地的努力早就在悄悄进行；作者提醒我们注意：“小城原也有外国人的。那是天主堂的修女和神父”，“永远是沿着街边走，俯视疾步”。这都不是不经意的“闲笔”。而且我们还注意到作者特意刻画的小城里的“缙绅”、“生意人”和“名师”，这都是小城的上层人物，既是小城的“门面”，又在相当程度上掌握、决定着小城的命运。在明贤先生的描述中，他们无论当官、经商，还是教学，无一不是半新不旧，用作者的话说，他们“都属于新旧交替的时代之子”，同时也就承担着历史过渡的重任。像作者的“太老师”吴晓耕先生就是“学政法出身”，“后来教中学，多选鲁迅、胡适的文章作课文，讲郭沫若、茅盾，讲高尔基，还指导学生读三国水浒西游红楼”。那么，新文化的浸润，是早已在默默进行的。抗战是一个强力的推动，遂成为历史的转折点。其实我们所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以五四为开端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由其发源地——北京少数中心大城市向贵州这样的边远地区的传播、扩散。看似很慢——从五四到抗战，已有二三十年；意义却非同小可。我曾经说过：“历史变革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往往要看它对边远地区的蔓延、渗透的程度。”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言，本书所描述的抗战时期来自安顺这样的中国内地和社会底层的响应，才是真正显示了它的深刻性与深远影响的。本书所传递的这一历史信息的重要性，应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本书所描述的，不只是小城的历史变动。读这本书，我总要想起沈从文所提出的历史的“变”与“常”。到现在我还没有提及本书的开篇《石城浮世绘》，这正是最让我感动的篇章：我从中看到了某种“永恒”的东西。是小城永远不变的散淡、潇洒的日常生活，还是小城人看惯宠辱哀荣的气定神闲的风姿，我都说不清楚。或许正是这“城”这“人”所特有的韵味，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坚韧的生命力量。它在四十年代的战乱中支撑了这座小城，这个国家，因而不朽。

最后，我仍然忍不住要谈谈本书的文字。过去读明贤先生的文章，总要被扑面而来的书卷气所吸引。而现在他的笔端又流泻出更多的来自世俗生活与生命本身的“元气”，但仍不追求淋漓状态，而几近于“不放不收，亦放亦收，不平不奇，亦平亦奇，不庄不谐，亦庄亦谐，不俗不雅，亦俗亦雅”的境界。而经常引得我这个曾被安顺雨水浸泡过的外乡人莞尔一笑的，还有作者对安顺方言俗语不露痕迹的随意插入，如“玩嘴巴劲”“锅儿真是铁铸的”“看‘神仙过路’”“崽哟”之类，而有时随手拈来的日常生活中的大实话，如“大地方的人心不实”，也都十分传神，能写出一种民风民气。这实在是因为明贤先生把自己家乡的那方水土人情看熟了，琢磨透了，就达到了自如状态。读如此境界、状态中写出的文字，真是莫大的享受。而作者自觉的文体追求——将中国传统的笔记体小品（因此才有特意安排的《述异》篇）与渗透着文化人类学意识的现代文化散文糅合为一体，相信自会引起读书界与评论界的朋友的注意，就不多说了。

2004年4月6日凌晨写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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