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义德作品系列：知识分子论（三版）》为萨义德总结上世纪90年代中期文学、文化、政治批评的经验，对“知识分子”这一重要议题所做的系列反思。他尖锐地指出，在当今媒体发达、政治与学术利益交融的时代，所谓知识分子已经是一种特殊专业，集编辑、记者、政客及学术中间人于一身。他（她）们身不由己，往往成为各种权力结构中的一员，反而在去国离乡的移民群落中，在甘居异端的“业余者”、“圈外人”中，我们方能得见知识分子不屈不移卓然特立的风骨典型。
瑞思系列演讲（Reith Lectures）自1948年由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肇始，其间虽有几位美国人应邀发表演讲，如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1904-1967）、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瑟尔（John Searle，1932-），但在美国还找不到足以等量齐观的系列演讲。①我生长于阿拉伯世界，曾在广播中听过一些，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1950年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89-1975，英国历史学家）所发表的系列演讲。在当时的阿拉伯世界里，英国广播公司是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甚至现在类似“伦敦今天早晨表示”的用语在中东地区依然很普遍。使用这类说法时总是假定“伦敦”说的是真理。对于英国广播公司的这种看法是否只是殖民主义的遗绪，我不得而知；但是英国广播公司在英国国内外公众生活中所享有的地位非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那样的政府机构和包括有线电视新闻网[CNN（Cable News Network）]在内的美国电视网可比，这是不争的事实。原因之一就是：英国广播公司所播送的瑞思系列演讲和许多讨论会、纪录片这类节目，并不像官方核准的节目，而是提供听众和观众一些场合，可以广泛接触到严肃且往往是精彩的题材。
因此，英国广播公司的安妮·温德（Anne Winder）提供我做1993年瑞思系列演讲的机会时，我备感荣幸。由于时程安排的问题，无法在惯常的一月时段进行，于是双方同意改到六月下旬。然而，几乎是打从1992年末英国广播公司宣布有关此次系列演讲的消息之后，就有人批评根本不该邀我主讲，批评的人虽然不多，但反对的声浪却持续不断。有人指控我积极参与争取巴勒斯坦人权利的战争，因此毫无资格登上任何严肃或尊贵的讲坛。这只是一连串明目张胆反知识、反理性论点的开始；反讽的是，所有这些批评反而支持了我系列演讲的主题：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搅扰现状的人（outsider，“amateur，”and disturber of the status quo）。
萨义德（1935-2003）当今世界极具影响力的文学与文化批评家之一。出生于耶路撒冷，在英国占领期间就读于埃及开罗的西方学校，接受英式和美式教育，1950年代赴美求学，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63年起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讲授英国文学和比较文学。代表作有：《开始：意图与方法》、《世界文本批评家》、《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知识分子论》、《巴勒斯坦问题》等，萨义德还是有名的乐评家、歌剧学者、钢琴家，并以知识分子的身份积极参与巴勒斯坦的政治运动，为巴勒斯坦在西方世界雄辩的代言人。
译者序
序言
第一章 知识分子的代表
第二章 为民族与传统设限
第三章 知识分子的流亡——放逐者与边缘人
第四章 专业人士与业余者
第五章 对权势说真话
第六章 总是失败的诸神
附录一 论知识分子——萨义德访谈录
附录二 扩展人文主义——萨义德访谈录
附录三 萨义德专著书目提要
索引
后记
大约在1968年，知识分子大都舍弃了出版社的守护，成群结队走向大众媒体——成为新闻从业人员、电视电台访谈节目的来宾和主持人、顾问、经理等等。他们不但拥有广大的阅听大众，而且他们身为知识分子毕生的工作都仰赖阅听大众，仰赖没有面目的消费大众这些“他者”所给予的赞赏或漠视。“大众媒体借着扩大接受的领域，降低了知识分子合法性的来源，以更宽广的同心圆——那些要求较不严苛因而更容易获取的同心圆——包围了职业的知识分子，而以往职业的知识分子是正统的合法性的来源。……大众媒体已经打破了传统知识阶层的封闭，以及传统知识阶层的评价规范和价值标准。”⑤
德布雷描述的几乎完全是法国当地的情境，是拿破仑以来那个社会中的世俗势力与帝国、教会势力斗争的结果。因此他所描写的法国景象很难出现在其他国家。以英国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主要大学几乎无法以德布雷的方式来描述。即使牛津和剑桥的教师在大众领域主要也不是以法国式的知识分子为人所知；虽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出版社强大且具影响力，但出版社和旗下的作家并未形成德布雷所说的那种法国的精神家族。然而，德布雷的一般论点却是成立的：成群的知识分子与社会公共机构结盟，并从那些机构中得到权力和权威。这些有机的知识分子随着机构的兴衰而兴衰——此处“有机的知识分子”一词系套用葛兰西的用语。
然而问题依旧存在：独立、自主的知识分子，不依赖、因而不受制于他或她所附属的机构的知识分子，是不是或可不可能存在（这些机构包括付他们薪水的大学，要求忠于党的路线的政党，以及智囊团——这些智囊团尽管提供研究的自由，却可能以更微妙的方式来妥协其判断、限制其批评的声音）？德布雷暗示，知识分子的圈子一旦超出了成分类似的知识分子群——换言之，当取悦阅听大众或雇主取代了依赖其他知识分子的辩论和判断时——知识分子这一行不是被废掉，就是必然受到约束。
我们再度回到我的主题：知识分子的代表。我们想到个体的知识分子时——我在这里的主要关怀是个体——究竟强调的是描绘此人的个性，还是把焦点放在此人身为一分子的团体或阶级？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影响我们期盼于知识分子对我们的发言：我们听到或读到的是独立的看法，还是代表一个政府、一个有组织的政治理念、一个游说团体？19世纪对于知识分子的代表倾向于强调个性，知识分子经常像屠格涅夫的巴扎洛夫或乔伊斯的戴德勒斯那样，是个独立、孤高的人，根本不顺服社会，因而是完全自外于社会定见的反叛者。20世纪愈来愈多的人士属于所谓知识分子或知识阶层的团体（经理、教授、新闻从业人员、电脑或政府专家、游说者、权威人士、多家报刊同时刊载的专栏作家、以提供意见受薪的顾问），不由得使人怀疑作为独立声音的个体知识分子根本不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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