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视域下的美国黑人女性作品译介研究》用较大篇幅论述了三十多年来我国在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研究、相关翻译活动以及译学研究领域之间的互动关系，指出后殖民理论思潮在中国的盛行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黑人女性文学作品的研究与汉译，催生了国内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族裔文学研究热”，尤其是“托妮·莫里森作品研究热”，但对其汉译质量研究却显得滞后。
《后殖民视域下的美国黑人女性作品译介研究》通过研究认为，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作品的译者都是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专业人士，对后殖民文学有着较深的理解，这点从各个版本的《译者序》以及《译后记》中可见一斑。首先，译者都意识到种族问题是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作品的永恒主题，存在于黑人和白人种族之间既相互冲突又在某种程度上相互依存的矛盾关系应得到如实的再现。其次，性别问题也得到译者的高度关注，黑人妇女作为种族他者和性别他者的双重边缘身份在汉译本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再现。再者，黑人民族文化也颇受译者的重视，黑人的命名习俗、黑人音乐、黑人审美意识等都在译本中得到较大程度的再现，沃克所提倡的妇女主义思想也在汉译本中得到恰当的体现。汉译本中不乏上乘之作，如陶洁的《紫颜色》，王家湘的《她们眼望上苍》等。这些译者为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作品的汉译和传播作出了贡献。
适读人群 ：教师,一般读者
第三章
近三十年来，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作品一直得到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高度关注，相关的翻译活动也频繁进行，汉译本不断地出版，但至今却鲜有学者就其汉译质量进行研究。本专著以描述性翻译理论为指导，以近三十年来我国相关文学研究成果为基础，把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作品的汉译本置于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框架之下，从种族、性别、他者、杂糅、话语结构、文化身份建构等方面深入剖析译本效果，以期呈现作品的汉译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后殖民文学作品的翻译原则。
虽然话语权的概念在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中反复出现，但在论及翻译时，霍米·巴巴和斯皮瓦克等人并没有就这个概念进行系统地阐述，巴巴强调身份是一个建构的过程，斯皮瓦克认为译者应该努力建构一个近似于原文的世界，但没有具体论及译者应建构原文的深层话语结构，以再现它们之间的权力关系、阶层关系和种族关系，更没有提及它们对后殖民翻译实践的指导意义。后殖民文学文本构成的方式比较特殊，既建构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建构自我与他者、语言和地方、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关系都是通过话语权的分配建构的，这种话语结构及关系在原文本中清晰可辩。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作品是后殖民文学的典型代表，话语结构复杂，对抗性质明显。鉴于后殖民文学文本内在结构的特殊性，笔者认为只有透彻理解原文本的话语结构，才能建构原文本所展现的各种权力关系，原作的精神实质才能得到体现。从描述性翻译理论的角度看，研究的结果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一系列连贯的规则，呈现出所有跟翻译有关的变数之间的内在关系，因此，本书通过深入剖析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作品的汉译本并进行对比研究，指出后殖民翻译理论在强调政治、阶级、性别、种族、权力等因素的同时，忽略了译者的建构意识在再现后殖民文学文本内在话语结构时所起的作用，忽略了后殖民文学文本中深层话语结构的核心地位。笔者认为后殖民文学翻译有其自身的特征，即通过话语建构再现原文本的精髓，并希望译者的建构意识和原文本话语结构的再现观点能为后殖民翻译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做出建设性的贡献。
本书用较大篇幅论述了三十多年来我国在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研究、相关翻译活动以及译学研究领域之间的互动关系，指出后殖民理论思潮在中国的盛行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黑人女性文学作品的研究与汉译，催生了国内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族裔文学研究热”，尤其是“托妮·莫里森作品研究热”，但对其汉译质量研究却显得滞后。
本书通过研究认为，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作品的译者都是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专业人士，对后殖民文学有着较深的理解，这点从各个版本的《译者序》以及《译后记》中可见一斑。首先，译者都意识到种族问题是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作品的永恒主题，存在于黑人和白人种族之间既相互冲突又在某种程度上相互依存的矛盾关系应得到如实的再现。其次，性别问题也得到译者的高度关注，黑人妇女作为种族他者和性别他者的双重边缘身份在汉译本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再现。再者，黑人民族文化也颇受译者的重视，黑人的命名习俗、黑人音乐、黑人审美意识等都在译本中得到较大程度的再现，沃克所提倡的妇女主义思想也在汉译本中得到恰当的体现。汉译本中不乏上乘之作，如陶洁的《紫颜色》，王家湘的《她们眼望上苍》等。这些译者为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作品的汉译和传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但从黑人女性文学作品的整体汉译效果分析，后殖民文学作品的主要特征还是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分译者缺乏建构意识；二是原文本中的话语结构未能在汉译本中得到“贴服”再现。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章汝雯，浙江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浙江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兼任全国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英汉语对比研究会理事，全国英国文学研究会理事，浙江省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翻译协会常务理事等职；研究方向为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文学翻译研究、批判性话语分析，已在《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中国翻译》、《外语教学》、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等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出版专著1部，译著4部，目前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
第1章 绪论
第2章 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再识
第3章 美国黑人女性作品研究述评
第4章 后殖民理论思潮下研究的多层互动
第5章 汉译本中的种族关系和话语权力
第6章 汉译本中的人物身份建构
第7章 女性主义及黑人妇女的身份建构
第8章 汉译本中的他者形象建构
第9章 汉译本中不同层面的杂糅
第10章 汉译过程中的再现与操控
第11章 性别与翻译
第12章 结语
参考文献
《后殖民视域下的美国黑人女性作品译介研究》：
斯皮瓦克的理论来源同样驳杂。女权主义、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及心理分析都对她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她巧妙地将这些理论杂糅起来，并把自己文化因素融入其中，创造了独特的后殖民主义批评风格。但与众不同的是，斯皮瓦克虽然杂糅但却没有融合这四种理论，而是保持各种理论的界限并加以运用。从其著作中可以看出，她以解构主义反对西方文化霸权，从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立场反对西方女权主义，借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关注庶民阶层的生存状态。关于她的立场和身份问题，学界也有不少质疑，但斯皮瓦克本人却不以为然；她说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女权主义者，他们都没有就她的理论归属问题达成共识；无论是她所在的西方学术圈，还是其本土理论家，也没有完全认同她的理论归属，但她说“不必为自己进行辩护”。
斯皮瓦克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论证了她对经典文本的解读策略，为后殖民文学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她认为：“这些经典文本中存在着一条明晰的线索，从中可以看出构成这些‘伟大作品’的政治伦理因素和文学研究的体制问题。”与赛义德一样，斯皮瓦克通过深入剖析，揭示了文学经典形成背后的权力斗争，解构了西方文化霸权，唤醒学界高度关注少数族裔及第三世界的文化和文学发展。
斯皮瓦克认为西方女权主义并无普适性，生活在不同社会和不同历史时期的妇女所面对的现实也是不一样的，普适性无从谈起。第三世界和少数族裔的女性就处于双重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她们的经历是西方白人女权主义者无法体会和理解的，因此解构“普适”之说，承认差异，建构少数族裔女性的主体身份显得尤其重要，否则就会出现赛义德在描述东方学家和东方人之间关系时的现象：弱势者要么沉默，要么被他人表述。她曾坦言：“我对女性主义共同性的说法感到不安……全世界的妇女是在无数种语言的不同环境中生活长大，成为女性或女性主义者的，而我们持续不断地、机械地学习的语言却都是欧洲的强势语言……语言出场时扮演的角色，无论是在生理性别方面，还是在社会性别规范方面，都是存在着差异的，而且这种赋予主体某种中心化的表演，不断地受到修辞作用的干扰，显示出偶然性的运动。”此处，斯皮瓦克虽然没有直接论述语言的不确定性，但她跟霍米·巴巴一样，认识到语言的非中立性和建构功能，反映了解构主义的悖论对她产生的影响。在《后殖民理性批判》中，斯皮瓦克指出文学体制使文学研究难以脱离时代的印记，与第三世界女性一样处于社会边缘和底层的是庶民，这个问题也是斯皮瓦克关注的焦点之一。她高度重视当下的社会现实和后殖民地人民所处的“底层”和“无权”境地。在“庶民能说话吗？”一文中，斯皮瓦克指出，女性庶民往往被剥夺话语权，被帝国主义实践所利用和歪曲，被边缘化了；在其著作中，斯皮瓦克还讨论了庶民女性的主体建构以及知识分子的伦理责任问题。
孙歌在《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前言中曾就斯皮瓦克的观点做了评价，认为“她完成了一个多重性的开放：把女性视域向人类的基本问题开放；把种族与后殖民问题向摸索中的世界文化格局开放；把翻译问题向广义的政治开放；把自我向他者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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