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论世相，入木三分
评魏晋，机锋迭出
怀故人，情真意切
历史的乐趣，在于前世斑驳人性留给后人的猜想。后人总想在这黑暗的人性隧道中，走向有光亮的地方。
“袖手世间”里面的当下故事，非常贴合我们的现实——下棋、打牌、谈天、恋爱，风趣而幽默，家长里短的字缝里，透着生命的独特张力。
“六朝如梦”里的历史掌故，颇有煮酒论史的味道。历史让后人亲近的，既非王室宫阙的纵横谋略，也非战场征途的金戈铁马。山川湖海，一草一木，寄寓人世悲欢离合的往事陈迹，往往能触动今人与古人相通的心灵。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与历史，总给人一种意犹未尽的奇特感觉，曹景宗、陆机、竹林七贤、刘令娴、王献之、王羲之、山阴公主、山中宰相、干宝、钟会、王导……总也说不完。
“依稀故人”是在抚今追昔，昔日“同室操戈”的同学、朋友，有的升官发财，有的风尘仆仆，如今天各一方，无法长相厮守，只能相忘于江湖。
论世相，入木三分
评魏晋，机锋迭出
怀故人，情真意切
○在背叛中享受生活的将军
○六朝的男风
○一个丑男人的感慨人生
○算命先生郭璞
○被看死的美男子
○妓女皇后
○没有名字的掌权者
○亏了没活在那个鬼世道
“诗惊四座”的典故出自哪里？为何范文澜会在《中国通史》中称一个武将的诗为“南朝唯一有气势的一首好诗”？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由皇后改行作妓女的人会是谁？
“江郎才尽”故事的来龙去脉？
“桃叶”、“桃叶渡”为何成了文人指代红颜情事的典故？
卿卿我我、阮囊羞涩、金貂换酒、江郎才尽、身无长物、沈郎腰瘦、徐娘半老、咄咄怪事……这些成语背后的故事是怎样的耐人寻味？
东晋南朝为门阀政治，世家大族为何都享有特权？
老门风马牛（代序）
刀尔登
老门出文集，自题《风马牛集》，而既道其文，又道其人，一半是谦逊，一半是骄傲。盖所谓“相及”者，总和程式有关，而老门的文或人，努力的方向，是要冲开程式的。人活在世上，且活在历史中，没有一个人，无论其高迈到什么程度，没有一件事上，是真正特立独行的，但只心里存一些念想，有一点努力，这样的人，已经罕有。
庄子说，“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我喜欢庄子的，是他的不拘，所不喜欢的，是不论什么话题，他老人家说着说着，不是上了天，就是钻了地，总要落向无法分析、无法讨论、“反正我信”的境界，比如前面说的“侔于天”，便是如此，一个人，哪怕是哲学家，像子舆那样，身体有了残疾，还要感谢造物，说我的尾骨既生得跟车轮子似的，我就以精神为马，因以乘之，——这种哲学已经离开做人的本分了。古往今来，以畸人自命者，往往一眼看得出来，因为他们说大话，做些让人津津乐道的奇事，外表也讲究得很，总要有些特别之处；这是有点奇怪的，因为一个一心慕道，厌弃了世俗标准的人，又有这些形而下的造作，似乎暗示他们心中的旨归，在自己心里，也不怎么靠得住吧。而老门绝不是这种人。无论什么时候见到老门，他总是高高兴兴的，该吃的吃，该穿的穿，只有相知略深，有一天才猛然想起，这个家伙，还真是有点奇奇怪怪的。
我没有同老门谈论过《世说新语》，但我知道他是十分熟悉这本书的，《风马牛集》中，也谈到了其中的一些人物。对《世说新语》，我年轻时曾相当喜欢，现在是又喜欢又厌恶，又着迷又警惕。看到老门谈“阮囊羞涩”的故事，说“颇含行为艺术的味道”，便觉深得我心。魏晋时的一批人，其实并不浮浅，但《世说新语》择其外表漂亮的片言片行，好像他们整天以高雅为事业，其实并不如此。《世说新语》的时代，大抵是乱世，士人保身为难，发展出一整套技艺，我们在书中看到的不少人，智计有余，勇气和担当却是不足了。我读《风马牛集》，清谈之中，时有刺世之语，大概也是情不得已。
老门与我曾在大学同学。毕业后人各一方，见面的机会很少。倒是这几年中，时常在北京相见，而每次都是一大群人，喧哗热闹，所以竟始终不曾细细地聊天。这次展读《风马牛集》，便觉人在眼前了。是为序。
在背叛中享受生活的将军
陈伯之是武人。幼年颇有一把子蛮力，十几岁时，喜欢腰上别着把刀，在乡里到处晃悠。夏季，邻居家的稻谷熟了，他去偷割，被邻居发现了。邻居喝道：“兔崽子，你干什么呢！”他答：“你家今年收成不错，我割一担不碍什么的。”邻居愤怒走到近前。他马上从腰间拔出刀来，指着对方鼻子说：“你别不识相啊。”邻居被他的暴力震慑，只能站在一旁，目睹他的行为。割完稻子，陈伯之挑着徐徐往家中走去。成年后，陈伯之做了土匪。一次在江中劫船，被船夫把左耳砍掉了。因为已落草为寇，他也就没把自己的脸面当回事。
后来，世道乱了。同乡王广之在部队里做将军，他前去投奔。当兵和当土匪的区别在于，军人抢劫合法，土匪抢劫不合法，于是陈伯之更加勇敢了，最终他也做了将军。
陈伯之不识字，发达后，有什么公文诉讼，都是幕僚拿出方案，他在上面画个圈而已。他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结党营私，征逐酒肉。《梁书·陈伯之传》中说：“伯之每旦常作伎，日晡辄卧。”用现在话说就是，陈伯之每天早晨起来，都要看歌女表演，傍晚五点左右，他就上床睡觉了。
对陈伯之来说，抢掠和从戎目的都是一致的——无非个人的荣华富贵。不幸的是，他生活在乱世，经常改朝换代。作为有奶便是娘的武人，为保住个人荣华，陈伯之选择的生存法则就是不断地叛变。
齐朝末年，萧衍在雍州（今湖北西北部）起兵，沿长江向首都建康（今南京）进发。当时陈伯之任江州（今江西）刺史，受命抵御萧衍。萧衍派人劝说陈伯之投降，允诺灭齐以后加官晋爵，陈伯之答应了，投靠了萧衍。梁朝建立后，皇帝萧衍以陈伯之培植私党，贪赃枉法为由，欲削弱他的权力。陈伯之眼见自己的荣华富贵要保不住，就叛逃到了北方的北魏。
公元505年，梁朝任命萧宏为元帅，率军进攻北魏。北魏令陈伯之带兵抵抗。两军对峙时，丘迟的一封信再次诱发陈伯之叛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与陈伯之书》。
丘迟是文人，擅长诗与骈文。钟嵘《诗品》中评价他的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梁军攻魏时，丘迟担任主帅萧宏的计室（掌管文书）。在《与陈伯之书》一文中，丘迟妙笔生花，软硬兼施，恩威并作。他先是将陈伯之奉承一番，说他“勇冠三军，才为世出”，具有“鸿鹄”一般的远大志向。萧衍起兵后，他能够“因机变化”，弃暗投明，成为梁朝开国功臣，因而“朱轮华毂，拥旄万里，何其壮也”。至于后来的叛梁投魏，丘迟阐述这是因为陈伯之不注意自身修养，听信小人谗言所致。继而，丘迟告诉陈伯之，皇帝萧衍具有博大仁慈的胸怀，在他叛逃后，既没挖他家的祖坟，也没杀他的家人。目前梁王朝上下一心，众志成城。你陈伯之怎么能厚着脸皮，给异族卖命呢？
晓之以理后，丘迟又动之以情。“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丘迟为陈伯之描绘了江南美好的春天，勾起陈伯之乡愁的记忆。
最终，陈伯之“拥众八千归”。回到故国怀抱，继续享受荣华富贵。
后世人多不相信丘迟一封信就能让陈伯之投降。陈是不识字的武人，不可能阅读丘迟的信。使者一边念，一边讲解，陈伯之也只能明白个大概。在我看来，陈伯之的行为就像时下跨国公司CEO的跳槽一样，在不断地叛变过程中，实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
人生贵得适意尔
西晋，客居帝都洛阳的江南人张翰，见秋风起，忽然忆及故乡苏州的莼菜羹和鲈鱼脍，喟叹道：“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叹罢，立即驾车返回故乡。
自张翰以后，“秋风起”与“莼鲈之思”便成为中国文化乡愁的象征，烙印在历代文人的心灵。唐人唐彦谦诗云：“托兴非耽酒，思家岂为莼。可怜今夜月，独照异乡人。”（《客中感怀》）宋代，流寓南方的文人辛弃疾难忘家国，词云：“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英雄泪。”（《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张翰，字季鹰，吴郡（今苏州）人。《晋书·本传》中说他“有清才，善属文，而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阮籍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实际上，因秋风起而产生的乡愁不仅是地理上的，更是心灵上的。张翰到洛阳后，担任齐王司马冏的属官。当时的西晋政权，波诡云谲，八王之乱，已启衅端。张翰处于政权争夺的旋涡之中，对此洞若观火。他曾对同乡好友顾荣说：“天下纷纷，祸难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吾本山林间人，无望于时。”
在他离开都城不久，八王之乱就爆发了，齐王司马冏被杀，为此，当时人称许他“见机”。所谓“见机”，世事洞明而已。后世苏东坡赞扬说：“浮世功名食与眠，季鹰真得水中仙。不须更说知机早，只为莼鲈也称贤。”清人文廷式也称羡道：“季鹰真可谓明智矣。当乱世，唯名为大忌。既有四海之名而不知退，则虽善于防虑，亦无益也。”
张翰是个率性旷达的人。好友顾荣去世后，张翰前去吊唁。顾荣在世时喜欢弹琴，所以家人把琴放置在灵床上。张翰进门后，不胜悲痛，径直走到灵床前，操起琴来就弹，一连弹了数曲，然后抚摸着琴说：“顾荣，你还能欣赏这些曲子吗？”说罢失声痛哭。哭完，也不与顾荣家人搭话，扬长而去。
张翰平生优游世间，不以世俗为挂碍，因而有人劝诫他说：“你一天到晚纵情享乐，难道不考虑考虑你身后的名声吗？”张翰是这样回答的：“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人生的意义，就如此被张翰诠释了。
李白追慕张翰的人生风范，在其《行路难》中赞道：“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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