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男孩：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的回忆_[美] 托马斯·伯根索尔著；杨柳，杨力军译_9787108055415

　　当托马斯·伯根索尔被押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时，年仅十岁，此前他还经历了凯尔采犹太人隔离区的艰难生活。他是在集中营长大的，并不知道还有其他的生活方式。这本写于六十年后的回忆录，用孩子的口吻讲述了他17岁以前的生活，在凯尔采、奥斯维辛失去亲人、多次死里逃生的遭遇，以及从集中营被解救出来以后动荡漂泊的经历。
　　托马斯·伯根索尔后来成为著名的国际法学者和大法官，本书中的早年经历对他的人格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引导他走上维护人权和国际法的道路。书中朴实无华的讲述具有感人至深的力量，2007年德文版率先问世以来，已译成近十种语言在许多国家出版，中文版是首次推出。他的回忆录印证了，只有通过大屠杀幸存者的眼睛，才能完全了解大屠杀。毕竟，身历其境，刻骨铭心。

　　这本书也许在很多年前，也就是说，在我对书中描述的事件还记忆犹新的时候就应该撰写。但是自从1951年我到美国后，一直忙于学业、事业和家庭，这种生活使我几乎无暇顾及过去的事情。这也可能是，在潜意识中，我觉得我需要半个多世纪时间的沉淀才能写出我早年的生活，因为时间能使我以更超然的心态来看待我的童年遭遇，可以使我在写作时不至于陷入对细节的描写，而更能突出我现在所认为的故事重点。书中记录的整个经历对我人格的形成有着持续和长远的影响。
　　当然，我心里一直都明白，总有一天我会讲述我的故事。我必须要讲给我的孩子们、孙子们。我认为他们应该知道一个孩子是如何经历了大屠杀、如何在集中营幸存下来的。我在饭桌上和家庭聚会时给我的孩子们讲过一些片段，但是从来都没有完整地讲过。毕竟，那不是讲述这种故事的恰当场合。但是这是一个必须要讲述并且流传下去的故事，特别是一个在大屠杀中被实际毁灭了的家庭必须这样做。只有这样，才能重建我们家庭联结过去与未来的纽带。举例来说，我从来没有特地告诉过我的孩子们，我的父母在战争中是如何表现的，以及当其他人在相似的情况下失去了道德准则时，他们所展现的坚强性格。有关他们的勇气和正直的故事丰富了我们的家族历史，这些绝对不能随我百年之后一起被埋入地下。
　　我还想把我的遭遇讲述给更多的听众，不是因为我认为我早期的生活是多么值得一提的大事件，而是因为我长久以来一直认为我们只有通过大屠杀幸存者们的眼睛来看大屠杀才能完全了解大屠杀。说到大屠杀，人们通常用600万这个数字来概括，这种说法在无意中使受害者成为非人类化的数字符号，而且淡化了这场人类史上惨烈的悲剧。这些数字将受害者转化为一群可代替的、没有名字也没有灵魂的躯体，无视他们曾经作为人类的个体。我们每一个经历过大屠杀的人都有一个自己值得去讲述的故事，就是因为每个人的故事中都能看到一张鲜活的面孔。像所有的悲剧一样，大屠杀中也产生了英雄和恶人，有从来没有丧失人性的普通人，也有那些为了自己活命或者仅仅为了一块面包，就帮助纳粹把其他人送进了毒气室的人。还有在这场大屠杀中一些没有丧失人性的德国人的故事。
　　对于我来说，每个大屠杀幸存者的遭遇都在大屠杀历史中增添了有价值的一笔。这些遭遇使我们加深了对这场灾难性事件的了解。这场灾难不仅永远毁灭了欧洲犹太人本身，还毁灭了他们独特的文化和性格。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用记忆当中的那个孩子的口吻来讲述我的遭遇，而不是以一个老者的身份回顾这段生活。后一种方式将会失去原汁原味，无法真实反映出一个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孩子当时所见证的一切。
　　这本书是我对六十多年前发生的事件的回忆。这些回忆肯定带有被岁月流逝和岁数增长所捉弄的痕迹，比如：有的人名忘记了，有的记得不准确了，有些事实和事件发生的先后日期和顺序可能记混淆了；有些事件的发生可能和我描述的有出入，或者有些事情我以为我是亲眼目睹的，但事实上可能只是听闻的。由于我没能提早动手写这本书，我已经不可能再去征询和我一起在集中营里生活过的其他幸存者的意见，或者将我对特定事件的回忆与他们的回忆相对比。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然而，最令我遗憾的是：我没有和我的母亲讨论过这些事情的细节。此外，尽管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要让我明确区分哪些事是我亲眼所见的，哪些是我父母讲给我听的，哪些是我从他们谈话中听到的，我觉得，即使有可能分清楚，那也是极其困难的，特别是在写这本书的前两章的时候，这种情况尤为突出。我只能说，在我写这些事的时候，我觉得每件事我都记得非常清楚，桩桩件件历历在目，如同亲身经历。
　　虽然本书的章节是根据时间顺序编排的，但是我在每章中提到的具体事件或情节不一定都是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时间顺序叙述的。这么多年来，我经常能够非常清晰地回忆起特定的事件或情节，但是不能确定它们发生的具体时间。对于当时还是个孩子的我来说，日期和时间对我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当我努力回忆我那段生活岁月时，我发现我当时根本就没有年月日的时间概念，不像现在的我，时间概念很强。我是在集中营里长大的，我不知道还有其他的生活方式，我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活下去，挨过一小时算一小时，挨过一天算一天。那就是我的思维模式。我只计算我们还要等几个小时才能吃上下一顿饭，或者计算距离门格勒医生可能采取的下一次死亡筛选行动还剩几天。比如：当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在1944年抵达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具体日期，我是在咨询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档案馆后才得知确切日期的。我从互联网上查到了凯尔采犹太人隔离区大清洗的日期，查到了我被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解放出来的具体日子。我为写这本书所查阅的资料范围仅限于此，其余的故事都是基于我的回忆写出来的。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曾在一个学院的文学杂志上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了奥斯维辛死亡之旅，尝试着讲述了我的一些故事。如果那时我就写了这本书，那么这个回忆录一定表达了一种更直接的感受。那时我还没受到岁月流逝给记忆，特别是痛苦的记忆带来的影响，我还能清晰地记起我对死亡的恐惧，我经受过的饥饿，与父母分开时笼罩在我心中的那种失落无助、没有安全的感觉，以及亲眼目睹恐怖情形时的反应。随着时光的流逝，随着大屠杀以来生活的变迁，这些感受和情绪都已淡化了。作为本书的作者，我相信读者同样会对这部分内容感兴趣，对此我很抱歉。但是我相信如果这些感受和情绪这些年来一直伴随着我的话，那么，严重的心理创伤会使我很难走出大屠杀的阴影。
　　大屠杀的经历对我一生人格的形成，对我成为国际法教授、人权律师和国际法官的生涯都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无论我在当时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很显然，是我过去的经历把我引上了人权和国际法的道路。无论如何，它为我提供了成为一名更好的人权律师所需的东西，因为我不仅在知识方面而且在情感上懂得一个因人权遭到践踏的受害者的境遇。毕竟，身历其境，刻骨铭心。

　　第一章　从卢布赫那到波兰
　　那是1945年1月，正逢东欧典型的严冬季节，漫天的风雪，天寒地冻。我们乘坐的是没有顶棚的火车，根本抵御不了这寒冷恶劣的天气。就在苏联军队到达前几天，我们撤离了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前往德国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我们被迫行军了三天之后才坐上火车。途中，当我们的火车从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座桥梁下面穿过时，我看到桥上的人们向我们挥手，忽然，面包如同下雨一般落到我们的车厢里。之后，当我们穿过另外几座桥梁时，又有面包不断地扔下来。自上车以来，除了冰雪以外，我什么都没有吃过。可以说，这些面包如同雪中送炭，让我从饥饿的死亡线上挣脱出来，同时也拯救了许多同我一起踏上“奥斯维辛死亡之旅”的人们。
　　当时，我并没有把桥上扔下来的面包与我出生的那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联系到一起。在战后的岁月里，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我经常会在一些场合中被要求出示出生证，直到这时我才把这两者联系起来。因为我没有出生证，所以我就得按要求提供一份誓言，“据本人所知及所信”，我确认我于1934年5月11日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卢布赫那。每当我签署一份这样的文件时，脑海中都会闪现出那些捷克斯洛伐克的桥梁。
　　1989年12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权倒台后不久，我终于设法拿到了我的出生证明。它证实了我在多个誓言中所确认的内容，也给了我和我妻子佩吉去卢布赫那的动力——她去那儿是出于对我出生地的好奇，而我去那儿则是为了要把自己和地球上的那一片土地联系在一起，因为就是在这片土地上我第一次睁开了双眼。
　　从首都布拉迪斯拉发起程，我们开车沿着盘山公路，顺着路旁水声喧闹的小溪和蜿蜒的河流行驶了几个小时后抵达了卢布赫那。这是一个度假小镇，位于今天的斯洛伐克塔特拉山脉海拔较低的地方，它被景色迷人、起伏平缓的山峦环抱着，这些山峦将低塔特拉山与更为险峻的高塔特拉山区分开来。之前，我们并没有对这次旅行做出什么计划，随便选了个日子就出发了。可凑巧的是，抵达卢布赫那的时间正是1991年5月，差不多就是我在那里出生的整整57年之后。当我们的车驶进这个群山环抱的小镇时，迎接我们的是风和日丽、阳光明媚的一天。
　　现在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的父亲曾经梦想着有一天能够回到卢布赫那，为什么我的母亲那么喜欢这里了。这儿真是一个田园诗般的地方。当我和佩吉穿过小镇，希望能够找到曾经属于我父母的那家酒店时，我才意识到，除了官方的那张纸把我永远与卢布赫那连在一起外，我和这里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没有找到那家酒店。后来我才知道，它在60年代的时候被拆除了。虽然这次访问让我证实了卢布赫那确实是我父母经常谈到的那个美丽的地方，但是我也很忧伤地意识到，对于我和我的家庭来说，这个小镇仅仅扮演着一个故事中脚注的角色，故事从这里开始，由一个孩子的诞生而带来喜悦的故事逐渐演变成了另外一段决然不同的故事。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不久，我的父亲，穆戴克·伯根索尔从德国搬到了卢布赫那。父亲决定同他的朋友埃里希·戈达尔一起，在卢布赫那开一家小酒店。戈达尔在一家柏林的主要报社工作，是一个反纳粹的政治漫画家，他在卢布赫那拥有一些财产。对于犹太人和那些反对希特勒及其纳粹党意识形态的人来说，德国的政治局势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我父亲和戈达尔显然认为，德国对于希特勒的热情几年后就会减弱，到那个时候他们就可以再回到柏林了。在此期间，与德国邻近的捷克斯洛伐克可以让他们更密切地关注事态的发展，而且还能够为那些在匆忙之中需要离开德国的朋友们提供一个临时的避难场所。
　　我的父亲于1901年出生在加利西亚，这是波兰的一个地区，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属于奥匈帝国。他在小学学习的课程和中学上的大部分课程都是用德文和波兰文教授的。他的父母住在一个农场所属的村子里。农场归一个富有的波兰地主所有，我的祖父帮他管理着大片的农用房地产，在当时，在那个地方，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这是份不寻常的工作。在奥地利军队中，那个波兰地主曾是我祖父的指挥官，两个人都退役后，他就让我祖父为他工作。最后，他的许多农场都让我的祖父负责管理了。
　　我父亲就读的那所离家最近的高中在一个小镇上，距离他住的地方还有段路程。据家里人说，为了上那所学校，我父亲还在一个负责铁路岔道口的司旗员家寄宿了一段时间，他负责的铁路岔道口处于一个战略要地上。从那个小镇过往的火车每天要经过这个岔道口几次。由于附近没有火车站，司旗员只得让早上和下午通过的那两趟火车减速，这样我父亲就可以跳上或跳下火车。后来为了减少父亲上学的危险性，还采取了一些安全措施。
　　我父亲高中毕业后，正值1919年开始的俄波战争时期，他又在波兰军队中服了短期的兵役。此后，他就上了克拉科夫大学法学院。然而，在学业完成前，他就离开波兰，移居到了柏林。在那儿，他投奔了他的姐姐，并在一家犹太人开的私人银行找到了工作。他的姐姐嫁给了一个著名的柏林时装设计师。由于他在帮助管理银行投资组合方面的成功业绩，他的职位提升得很快，年纪轻轻就成为那家银行的高管。他在银行的职位以及他姐夫的社交圈使他有机会结交许多住在柏林的作家、记者和演员。希特勒上台后，他的追随者对犹太人和反纳粹知识分子的攻击日益严重，而受到攻击的人中有不少是我父亲的朋友，这些因素促使我父亲离开德国来到卢布赫那定居。
　　格尔达·席伯格莱特，是我的母亲，我叫她Mutti1，她1933年来到我父亲的酒店。她从德国的大学城哥廷根过来，那里是她的出生地，她父母在城里开了家鞋店。那年她还未满21岁，她是1912年出生的，她父母把她送到卢布赫那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度假能使她忘记那个想要娶她的非犹太男朋友。而且他们还认为，女儿离开哥廷根一段时间对她会有好处，因为在哥廷根，游荡在街头的纳粹青年对犹太人，特别是对年轻的犹太女性进行骚扰，使她在那里的生活越来越不愉快。
　　当我母亲的父母安排她在酒店的住宿时，他们要求酒店派人到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交界的边境去接她。我父亲决定不派司机，独自一人驾车到边境去接。结果，她还以为他是酒店的司机。晚餐时，她被安排坐在酒店主人的餐桌上，当她发现酒店主人就是被她当作司机的那个人时，她感到很不好意思，因为之前她还向他打听过伯根索尔先生，这也是由于她听母亲曾经说他是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单身汉的缘故。很多年以后，每当我听到母亲讲起这个故事时，我总想知道她来卢布赫那是否是她父母有意安排的相亲，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心里认为母亲有与我父亲结婚的可能性，如果真有这个计划的话，我父亲是否也参与了这个计划呢？或者这只是一个巧合，那个向我外公外婆推荐我父亲酒店的朋友正好也认识我父亲？假如这个故事还有更多隐情的话，我也永远不得而知了。对于我母亲来说，爱情永远是一见钟情，这不就是明摆着的事嘛。
　　……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