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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供给主义经济学 
定 价：5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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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必须靠中国人自己。2010年以来美国经济在苹果产业链的带动下反弹复苏，新供给创造了新需求、新动力，而中国经济却由于供给结构老化，连续五年持续下行。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我们主动的战略性选择，而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就是基于中国改革实践基础从供给侧出发持续推动改革的理论探索。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提出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基本原则，一旦资本、资源、劳动开始向新供给集中，老产业的产能过剩将自然消除，整个经济不但恢复均衡，而且将开始新的增长。另外，新供给经济周期是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是经济转型升级和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理论基础，反映了新供给如何通过形成、扩张、成熟和老化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是近五年来在中国形成的新学派，在吸收和借鉴传统供给学派的理论和经验后，提出了“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以及新供给经济周期等新理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是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理论基础，面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缓慢的现状，创造“新供给”必然会使资本、资源、劳动力向新供给集中，老产业的过剩产能将自然消除，中国经济将恢复均衡并开始新的增长。市场上并没有关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专著，滕泰先生作为该学派的创立者和提倡者，本书将系统、全面地阐述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和观点，也对推进和深化供给侧改革起到积极作用。 前言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来龙去脉
学术探索与理论影响
长期以来，基于“消费、投资、出口”的总需求管理一直是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但近年来，我们却发现仅靠刺激消费、投资、出口已经不能够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了，换句话说，虽然把“油门”踩到底了，“车子”依然减速，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看看“发动机”是否出了问题，即需要回到财富的本源找答案。
究竟是什么创造了财富？财富的本源是什么？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在哪里？带着这样的问题，我经过多年学习、研究后于2006 年出版了拙作《新财富论》，从人口与劳动、土地与资源、金融与资本、技术创新、制度与管理等供给侧的财富源泉出发，开始了对增长模式、供给潜力、财富分配等方面的相关研究探索，十多年间，又先后出版了《财富的觉醒》《民富论——新供给主义百年强国路》《软财富》《供给侧改革》《供给侧的觉醒》《供给侧改革下一步怎么办》等初步研究成果，完成了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准备。
2012 年11 月，我发表了《新供给主义宣言》，指出宏观政策不能仅限于总需求干预，而应该多重视供给侧，强调了供给创造财富、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并从五大财富源泉和三大增长模式出发，呼吁推动供给侧改革，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在《新供给主义宣言》正式发表之前，我专门去征求一位曾经长期服务于最高决策层的老前辈的意见，前辈充分肯定了文章的内容和对推动改革的价值，并指点说，第一，最好不要用“主义”，这样容易引起望文生义者的批评；第二，不要批评前期的政策，这样领导看了好批示；第三，题目前面最好加上“中国式”，表明是区别于西方而根植于中国实践。当时听到这样推心置腹的指点，我的内心充满敬佩与感激之情。但是，当我向前辈汇报了我创办独立智库的初衷后，他也表示了理解和支持。的确，如果《新供给主义宣言》只是一篇面面俱到、没有棱角的文章，即便是领导批示了又有什么意义？反之，一篇让决策者看了内心有痛感的文章，只要能产生积极的实际影响，就已经体现了独立智库的价值。至于题目上的“主义”二字主要是对应着正文内容所区别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里的“主义”是学术思想而不是政治意识形态主张，如果不是有意歪曲，也没啥“小辫子”给人抓。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文章发表后，对于《新供给主义宣言》所呼吁的内容，社会上绝大部分反馈都是正面和积极的。
2013 年，我又陆续发表《以新供给主义推动中国深层次改革》《解除供给抑制，释放财富源泉》《中国宏观调控应从需求转向供给》《从供给侧着手重启改革》《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新供给主义稳增长三大主张》《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启经济增长新周期》等二十多篇文章，初步形成了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粗浅的理论体系。
2013 年7 月，我出版了《民富论——新供给主义百年强国路》一书，探讨了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理论如何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围绕五大财富源泉，在放开人口控制政策、改革户籍制度、推动土地产权改革和土地流转、金融改革、产权制度改革等方面做了具体研究和阐述。 2013 年11 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告》发布，开篇即旗帜鲜明地提出“让一切劳动、知识、资本、技术、管理等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不但与新供给主义“五大财富源泉”的经济分析框架一致，而且与此书的许多观点不谋而合。
2015 年11 月9 日，我参加了李克强总理召开的国务院经济形势分析会，并做了《从供给侧改革，全面降低企业运行成本，开始增长新周期》的书面和口头汇报。11 月中旬，中央明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2 月，我为深圳市委、市政府及各部门负责人作了题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扭转经济颓势、重聚改革共识的战略性选择”的报告。2016 年，又多次应邀为多部委和地方的干部学习做了关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相关学术汇报。
2016 年1 月，我与国务院研究室、科技部、国土资源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批专家学者共同出版了《供给侧改革》一书，成为多个省市党政干部研讨供给侧改革的参考书目。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与供给侧改革
作为一个普通经济学者，在每一次应邀给地方政府、部委领导干部或行业协会汇报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对供给侧改革的理解时，我都首先声明我所讲的只是一个学者的一孔之见，是“学术浅见”而不是“政策解读”。当然，如果听者通过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原理这样一个侧面出发，更深刻全面地理解了中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取向，那是他们自己的智慧。
虽然离不开现实的土壤，但经济学术研究更偏重于从特定的哲学认知和逻辑推理出发，分析现实问题，抽象出一般性原理，解释经济现象，并不排除从理论方面提出改变现实的原理性建议；而政府的经济决策和改革行动，则是从经济现实、政治政策现状出发，在权衡长期、短期和各方面利益后所做出的政治行为选择，这其中虽然也可能吸收某个学者的学术主张或思想——但只要决策本身对客观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对经济运行有好处，经济政策和改革措施完全没必要拘泥于任何学术概念，而且必然是综合了不同经济理论，包含着各种必要诉求的政治、政策混合体。
既然经济政策本身没必要拘泥于任何学术概念，那么学术研究也必须有独立性、领先性，而且不应该为了迎合短期决策需要而打扮成与政策相似的样子，更不应该放弃了原本的学 术创新方向——只有这样，越是有独立性、创新性的研究，反而对决策越有价值。当然，经济学者的独立性和创新性不能脱离现实的土壤，有价值的经济学术创新必须能够解释现实、改变现实。然而，能够在众多的学术思想中选出有价值的学术思想加以借鉴，那其实更多是决策者的智慧。
正因为如此，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虽然较早呼吁“供给侧改革”这样的学术概念，但并不能把这些学术概念等同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策概念；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虽然于2012 年提出了“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这样的微观理论，但是中央经济政策提出的如何“创造新供给，释放创造新需求”则更多是决策者的智慧；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中虽然有新供给周期、更新供给结构、结构性改革推动供给升级等理论，但是并不能自诩为任何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虽然主张减少垄断、放松管制、大规模减税等“放松行政性供给约束”的理论主张，但是现实中知易行难，政府能够落实简政放权、结构性减税等现实任务也需要真正统一认识以及强大的政治执行力；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围绕“五大财富源泉”“解除要素供给抑制”等理论提出的改革要素市场、全面降低企业成本的学术理论虽然很有逻辑上的完美性，但是国务院关于全面降低企业成本的具体部署显然不仅从理论深度出发而且必须从现实可操作性出发，因此需要把“降电价”这样的操作性行政命令等都算进去；而从供给侧划分的“31 种增长模式组合”，以及从中国实践总结出的“三大增长模式”，能否为决策层提出的创新增长方式提供学术上的些许启发，那就要看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说服力；还有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以“供给冲击模型”为基础的物价管理思想、从要素贡献出发的分配理论，等等，也仅停留在学术探讨层面，与产生决策影响还有距离……总之，理论是抽象的，现实是具体的；理论只负责按照理想的方向做研究，而政策则必须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并对结果负责。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与国内其他新供给学的关系
2013 年以来，很多媒体文章都深度报道了我的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相关学术主张。但是也有不少媒体混淆了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和其他“新供给经济学”的关系，其中混淆比较多的是与贾康先生的“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的关系。
2012 年11 月，我发表了《新供给主义宣言》。之后不久，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前所长贾康也发表了《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提出“八双”的政策主张，后来又改为“八双、五并重”。2013 年我与贾康先生有过交流，但是经过深入了解后发现其“八双、五并重”的经济政策建议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不是一回事，且在供给的主导作用、减税、政府规划的作用等方面的认识都大不相同。2015 年以来，贾康先生的文章和演讲中，开始多次出现“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等内容，这完全沿用了我在2013 年十几篇文章的提法；之后在其著作和演讲中，也开始多次出现了与我在2012 年以来提出的“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五大财富源泉等分析框架相类似的表述，我很高兴看到这样的“所见略同”。
还有很多学者在新供给学方面的探索值得我们学习，有的偏重于政策，有的偏重于供给管理，都各具特色、各有千秋。这么多的学者在同一个时代走到同一个方向，实际上反映了从供给侧推动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政策的一种必然选择，而对于具体如何从供给侧推动改革，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任何一种新思想、新理论的产生，总要经历孤独、被认可、被效仿、被质疑、一拥而上等阶段，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也不例外。也正因为如此，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才能在决策层、在学术圈、在社会上产生如此多的共鸣，获得如此多的支持。但是也有个别学者不太遵守学术规范，例如某学者2015 年以来多次生硬抄袭本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相关提法，但是既不注明引用出处，又不能正确解读其中深意。还有个别学者把我2012 年来关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相关文章未经同意就收到他们的著作中。对此我一方面非常感谢这些学者的厚爱，另一方面也期待经济学界治学之风更加严谨。此外，虽然当前学界对于供给侧改革的高度关注和热情总体上有利于学术创新和改革实践，但也出现了“新供给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的情况，需要学界关注和政界识别。“假学术、真忽悠、乱抄袭、瞎解释”的学术投机，一方面扰乱了经济学术创新，另一方面也会对中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部署产生负面影响。“供给侧改革”的经是部好经，被念歪了就可惜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整地阐述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就变得十分迫切了。只要在经济原理上厘清现实，给改革实践者提供透视现实的理论工具，中国的决策部门和执行部门自然会创造出各种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生在这样的伟大时代，我坚信，作为学者，只要不忘初心，不忘本心，心怀国家，本着有创新、有担当、有建设性、可操作性的原则扎扎实实地探索，中国的经济学就一定能为中国改革实践和全球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最后，我要衷心感谢关注、支持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前辈们和好友们：首先要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伍贻康先生，伍老师在复旦大学任教期间就以创新性思辨闻名，他曾经在1988 年担任领队，与王沪宁先生（担任辩论队教练）共同带领复旦大学辩论社赢得第一届华人国际大专辩论赛冠军。他在20 世纪90 年代主持上海市高教局工作期间（伍贻康先生担任高教局常务副局长，徐匡迪市长兼任局长），也支持发现了很多“千里马”。如今他以80 岁的高龄，仍然积极关注时事，每天都把他认为有独立创新思想的文章通过微信发送给我，支持我学习、研究，让我的思想不敢有丝毫的懒惰和停留。
我还要感谢万博研究院的顾问、中欧商学院名誉院长刘吉先生，刘老具有丰富的从政和决策经验、开放的思想和推动改革的精神。他在“十八大”召开之前在《文汇报》发表的《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不动摇》和《坚持邓小平理论不动摇》三篇整版文章，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在重要文章发表之前，我会飞到上海向刘老请教，他每一次高屋建瓴地提点和鼓励，都让我受益匪浅。2015年，刘老以79 岁高龄居然前往南极考察并顺利归来，让我辈更是钦佩不已！
感谢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世界经济研究》的前总编张幼文先生。2013 年12 月，经张幼文先生推荐，《世界经济研究》刊登了我的长文《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更新供给结构——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探索》，并把该文作为当期的头篇文章，这是新供给主义经济学首次在中国经济学核心期刊上展现。
最后，要感谢万博研究院的院长助理刘哲女士。这本《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我从2012 年开始动笔，尽管当年就初步写了十万多字，但中间写写停停、停停写写，三四年还不成形，感谢刘哲女士在2016 年帮我把这些思想逐渐完整地整理并展现出来。还要感谢万博研究院的院长助理张海冰先生，研究员赵静、王娇等人为本书所做的大量研究辅助工作。
本书第一章提出了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论述供给在供需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指出“供给自动创造自身等量需求”只是一种理想状态，通过分析新供给形成的五大条件，呈现了新供给是如何通过创造新需求，以及供给升级如何引领消费升级的微观脉络。
第二章新供给经济周期揭示了一个经济体的供给结构所决定的“供给创造需求能力的变化”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力量，并以此为基础揭示了经济周期处新供给形成、供给扩张、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四个不同阶段的经济特征，这也是本书第六章提出的通过结构性改革，推动供给升级政策主张的理论基础。
第三章从加入时间坐标的“三维空间”阐述了以“五大财富源泉”为基础的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了从供给侧划分的31种增长模式，并揭示了经济增长的供给扩张原理。第四章和第五章重点研究了行政性供给约束和制度性要素供给抑制如何减少有效供给的经济学原理，并基于此在第七章和第八章揭示了放松行政管制、行政垄断、高税收成本和高融资成本的行政性供给约束，所能获得的短期增长空间，以及解除人口与劳动、土地与资源、金融与资本、技术创新、制度与管理等五大要素供给抑制所能带来的长期经济增长潜力。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还建立了物价管理的供给冲击模型，揭示了全面考虑供给侧影响后的物价波动本质，并提出按照“供给要素贡献”的收入分配理论主张。这些学术探索在第九章和第十章分别进行了论述。
由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是从经济哲学、微观经济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理论以及物价和分配领域的全新探索，中间很多理论模型都是初创并在过去四五年间一步步调整优化的结果，不成熟和错误之处欢迎学界同仁批评！
滕泰 2016 年11 月
滕泰，著名经济学家，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与软价值理论的创立者和代表人，现任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代表著作有《软财富》《民富论：新供给主义百年强国路》《新财富论：新供给主义富民强国论》《供给侧的觉醒：从财富原点再出发》《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下一步怎么办》等。
前言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来龙去脉 第一章
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第一节 供给与需求关系中的主导地位
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不仅决定了经济的均衡，而且还与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有关。那么到底是供给决定需求，还是需求决定供给？
一、经济学思想史上的供给与需求关系
在经济学史上，有两个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及其代表的学派更加强调需求的主导作用，一个是奥地利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一个是英国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前者建立了著名的效用价值论，后者建立了以总需求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学体系。但是更多更早的经济学家，如萨伊、亚当·斯密、马克思、库兹涅茨、熊彼特等都更加强调供给和生产的主导作用。 在19 世纪法国经济学家萨伊看来，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中，无疑是供给处于主导地位，供给可以创造自身的需求。萨伊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中认为，“一种产物一经产出，从那时刻起就给价值与它相等的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萨伊论述道，“一般地说，生产者在完成他的产品的最后一道加工后，总是急于把产品卖出去。因为他害怕产品在自己手中会丧失价值。此外他同样急于把出卖产品所得的货币花掉，因为货币的价值也易于毁灭。但想要摆脱手中的货币，唯一可用的方法就是拿它买东西。所以，单单一种产品的生产，就给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 萨伊认为，“市场有时充斥货物无法脱售的现象是局部的、暂时的”。“在一种货物亏本的同时，必有别的货物赚到过度的利润。由于过度的利润一定会刺激有关货物的生产……一种产品供给不足而另一种产品充斥过剩的现象，绝不会永久继续存在。”“如果对生产不加干涉，一种生产很少会超过其他生产，一种产品也很少会便宜到与其他产品价格不相称的程度。”萨伊的观点被后来的经济学家们总结为“萨伊定律”，即“供给创造自身的需求”，成为古典供给学派的基础。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方面的内容，是人类存在与发展的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侧重于说明经济领域，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生产关系，反过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对于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马克思把其归因于相对生产（供给）过剩。 从经济增长的动力研究看，大多数经济学理论都是从“供给”的角度解释经济增长并提出各自的政策主张。早在240 年前，亚当·斯密发表的《国富论》中就从劳动的供给质量和供给数量角度分析了制度和社会分工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熊彼特从技术创新的角度分析经济增长过程，认为生产技术的革新是驱动经济螺旋式发展的核心力量，企业通过创新获取垄断利润，进而扩张市场份额，实现新产品对于老产品的替代，认为技术和制度的破坏性创新才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库兹涅茨则更多地从投入产出角度分析人口增长、生产效率等提升带来的经济增长。 无论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马克思的《资本论》、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还是库兹涅茨的《国民收入和资本形成》，实际上都更注重从供给侧研究财富的生产、流动、分配规律。当然，供给和需求是一只手的手心和手背，门格尔、凯恩斯也研究供给规律，亚当·斯密、萨伊、马克思、熊彼特、库兹涅兹的著作中，也有需求规律，比如亚当·斯密对利率与消费的关系就有与现代经济学教科书很不同的描述，马克思也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库兹涅兹在研究要素投入增加、不同要素投入的生产效率在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作用的同时，还假定了开放市场等需求侧的条件。但是在经济哲学上到底是认为供给主导，还是需求更重要，每个经济学家都有自己的哲学认识和基本假设，并不是一句“互相影响”或“供给与需求并重”所能回避的。
二、供给在与需求的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
供给最原始的含义就是财富的生产，而经济学中的需求受到现实支付能力的约束。回顾人类发展的历史，生活得更丰裕、更方便、更舒适的需求一直存在。然而那些没有现实供给或现实购买力的需求，更准确的说是“欲望”。人们的欲望五花八门，无所不包，而且是螺旋式上升，永远不会满足。不断上升的欲望，驱使人们追求更多的财富。但这与经济学中探讨的供给与需求并不是一回事。经济学研究的是有现实产品或服务支持的供给，和有现实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的需求。虽然对“更好的产品、更好的服务”的潜在心理欲望始终存在，但是如果没有适当的技术生产出我们所需要的产品或者服务，这种需求就只能永远是“心理”的，而不是物质的，只能是“潜在”的，无法转化为现实购买力——在这一对矛盾中，只有当新供给出现，新需求才会被创造出来。 举例来说，在汽车发明之前，人们也希望“跑得快”，但这种需求并不能创造具体的供给，但是只有当德国人发明出世界上第一辆汽车的时候，汽车才创造了自身的需求；在天空飞翔是人们千年的梦想，但是在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之前，人们只能通过嫦娥奔月这样的神话来幻想飞翔。只有当技术不断发展，不断创造出某一种“新供给”时，这种“新供给”对应的对某项产品的支付意愿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新需求”。 在一个人们都不穿鞋子的部落，应当说是存在着巨大的对鞋子的潜在心理需求，但是为什么多年都没有创造出鞋子的供给？是因为当地的技术落后，没有生产出鞋子的可能性，所以潜在的心理需求无法创造出鞋子的供给。当制鞋公司把鞋子运到这个没人穿鞋的部落时，鞋子的现实供给就会创造出对鞋子现实的需求。因此，抽象的欲望不能创造满足自身的供给，而现实的供给却能创造实实在在的需求。 又比如滴滴出行软件的产生，人们几乎可以随时随地选择快车、专车、顺风车、拼车等最适合自己的出行方式。如果没有滴滴出行这种新供给的出现，人们依旧可以乘传统的出租车、开车或者乘坐地铁、公交车等，人们的生活也不会受到影响。而当滴滴出行出现之后，人们的“精细化”出行需求被创造出来。在供给和需求的时间匹配上，滴滴出行基本可以做到乘车和等候的无缝衔接，人们不用在寒风或烈日中苦苦等候，司机也不用毫无目标地寻找客户。在供需的空间匹配上，人们可以在时间、价格、服务上面进行自由选择，对于时间和服务要求较高的顾客可以选择快车，对于价格比较敏感的顾客可以选择专车或顺风车，等等。 对很多知识产品、信息产品、文化产品、金融产品、服务产品而言，人们对这些产品或服务的需求并不像吃饭、住房那样不可或缺，甚至在某一刻，人们对这类产品的需求并不存在。但只要供给一经产生，并加以宣传，就会创造自身的需求。比如，《哈利·波特》这本小说在作者创作出来之前，这个世界对它的需求根本不存在，但是被创作并宣传之后，需求自然产生。 当然，就中短期而言，需求也会影响供给，如果没有足够的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或出口需求，厂商生产的产品不能及时卖出去，就会影响到生产者的积极性，短期的供给也会受到影响而下降。因此，对于供给和需求这一对矛盾范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长期，供给创造需求；短期，需求影响供给。
三、“供给自动创造自身等量需求”只是一种理想状态
在古典经济学派代表人物萨伊看来，“供给能够创造自身的需求”。每1000 单位的产品销售收入都会自动变为等量的要素所有者收入，劳动、资本、土地分别通过工资、利息、地租的方式，再消费形成1000 单位的等量支出。即便在有剩余的情况下，储蓄也会通过银行等金融体系转化为等量的投资，即使有税收，也会通过政府支出转化为需求。萨伊所处的年代，正值拿破仑执政时期，生产力还欠发达，而且当时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过多的货币在追逐着稀缺的商品，产品的销售不成问题，但是货币的价值却朝不保夕。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供给自动创造自身等量需求”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在一定的条件下，供给可以创造与自身等量的需求，当这些条件不具备时，供给将不能创造与自身等量的需求，甚至完全不能创造需求。 供给创造自身等量的需求是有条件的，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供给不能创造自身等量的需求呢？
（一）供给过剩造成供给不能创造等量的需求
从收入的角度研究整个经济的总量，那么劳动、土地和资本获得的收入，应当等于收入总和，即：总收入= 工资+ 租金+ 利润；但实际上，当经济处在供给过剩阶段时，这个公式就应当表现为：总产出= 工资+ 租金+ 利润+ 存货。在供给过剩的情况下，经济的供给量大于需求总量，体现为产能过剩、库存积压、价格下跌等现象，过剩的供给显然不能够创造出自身的需求。
（二）供给老化降低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 即使在经济总体不过剩的情况下，当出现产品的供给老化时，也会出现滞销的现象，造成局部供给过剩，降低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正是由于中国很多消费类产品供给老化，才会出现中国消费者在中国不肯买，到了国外就开始疯狂买的现象，老化的供给显然也不能够创造出自身的需求。
第二节 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一、新供给
新供给是能够持续创造新需求、形成新市场的一种新技术、新产品或新的商业模式或管理模式。在乔布斯创造苹果手机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是零, 而一旦苹果手机面世，新的需求就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正如乔布斯所言，苹果公司“重新发明了手机”。苹果手机的触屏操作方式、iOS 操作系统、App Store 功能，不仅使人们重新认识了手机，同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新供给可以是像苹果手机一样的新技术、新产品，也可以是新的商业模式或管理模式。比如Uber 或滴滴出行，它不是通过设计出新的产品进行销售，而是通过新的商业模式将现有资源进行整合，与不同行业形成协作互补，同时运用互联网创新技术，为用户提供专车、快车、顺风车、代驾等全面的出行服务，解决了大城市多年来“打车难、打车贵”的问题。 新供给对新需求的持续创造能力形成新的市场。一种供给的产生会对上下游供给产生带动作用。一项产业的新供给不仅可以创造出对于该项产业的新需求，往往还会产生引致消费带动相关配套产业的需求，通过产业链而辐射到上下游产业，进而辐射整个经济，通过供给扩张的带动作用创造出成倍的新需求。仍以苹果手机为例，苹果不仅创造了自身的需求，还通过其操作系统和App Store 软件付费下载系统，形成了iOS 生态圈。苹果手机作为整个苹果生态链中移动设备的核心枢纽，通过软件升级和不断研发，不断提升用户体验，创造出持续的新需求，形成新的市场。
二、新供给形成的影响因素
新供给形成并创造新需求往往会通过自然规律的认识、新要素的发现、新技术的应用、新的制度和管理方式创新等方式产生，并受到国家的经济政策和人文环境等因素制约。 首先，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导致对资源应用能力的提高，进而形成新的供给创造新的需求。比如人们认识了自然生物，通过采摘天然果子和捕获野生猎物来获取食物。之后通过对动植物繁殖规律的掌握，使得人们能够人工种植果树和庄稼，饲养牲畜和家禽。食物的来源被拓展，人们对于食物的新需求也随之被创造出来，不再局限于偶然的捕猎，而是更有目的性地养殖和培育。 其次，新化学元素或资源要素的发现形成新的供给，提升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比如地质学家发现了石油，使得人类基础能源得到了拓展，新的需求产生。再比如新大陆的发现，提高了商业产品的供给能力，形成了新的市场。 第三，新技术的产生和应用，也能够形成新的供给。比如化学提取分离技术在石油方面的应用，化学家从石油中分离出汽油、煤油，合成了染料、香料和医药，供给能力得到了进一 步的提升。石油化工业的快速发展，逐渐使人类衣食住行中直接、间接来自石油的比重超过了所有农产品的总和。再比如，地理大发现时，早期的帆船和指南针、工业化时期的轮船和电报机的发明，在海洋国家的国家贸易中得到广泛应用，提高了相关技术应用国家的供给能力。 第四，制度性变革也会提高资源利用能力，进而形成新的供给。比如20 世纪80 年代初，中国采取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在土地、劳动、技术等要素短期均没有变化的情况下，通过极大地刺激要素的生产效率，形成了新的供给能力。 第五，如果说通过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新要素的发现、新技术的应用、新制度和管理方式的创新等是形成新供给的“硬件”的话，那么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和人文环境则是影响新供给形成的“软件”。比如，1821 年，页岩气第一次作为资源在美国纽约州的Fredonia 的浅层裂缝中被采掘出来，但由于技术限制，产气量少，直到20 世纪70 年代末期，年产量也只有约19.6 亿立方米，没有达到工业生产的规模，新供给无法形成。但1980 年，美国政府开始加大对页岩气开采的政策扶持力度。比如，通过了《能源意外获利法案》，为鼓励国内非常规能源的生产，实行税收补贴等一揽子优惠政策，个别州甚至对页岩气开发免征生产税。另外，通过设立非常规油气研究基金的方式加大研究投入，天然气研究所（GRI）开始对页岩气进行系统研究，极大推进了页岩气开采技术进步，导致新的发现不断产生并使页岩气产储量进一步提高，促进了页岩气工业的发展，新供给形成。 每一项新供给的产生方向都具有其不确定性，正如航海大发现的时间具有偶然性，矿产资源的勘探、工业革命技术创新的时点等，都很难准确预测。但新供给一定会以新产品或新商业模式的形式出现，并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通过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工业生产的产出效率、供给要素比例关系等，进而创造出新的需求和新的市场。
三、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体现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和人们生活的很多方面。比如在狩猎时代，人们对马匹的交通运输需求为零；在汽车被发明之前，人们对该项交通工具不可能有需求；在点蜡烛读书、飞鸽传书的年代，人们对于电灯和手机的需求也不存在。而一旦交通工具、照明技术和通信产品作为一种新的技术或产品形成，新的需求就会被创造出来。 下面以苹果手机产业链为例，来看一下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实现过程。 第一，新的商业价值附加是新供给形成的基础。新的商业价值一般体现在两个方面：有一定的潜在消费群体，且成本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当苹果公司推出苹果手机前，按键类功能手机仍在持续稳健发展，智能手机星星点点开始出现，但并未主导行业的发展。苹果手机打造了一个全新的移动平台和生态系统使得上网、聊天、视频等功能从PC 端走入移动端，这将使人们摆脱对电脑和桌面的依赖，获得更自由、便利的信息交互体验。当这种改变的成本，比如操作软件、触摸屏创新开发的成本，控制在定位消费人群的购买力以内，那么就具有了新的商业价值。 第二，持续的研发投入和体验改进能够提高供给的创造能力。比如，在苹果公司的历史上，它数次采用新的操作系统和新的芯片构造，不断推陈出新，提高用户体验。比如将屏幕尺寸提升到寸、加入土豪金和玫瑰金版本、提高硬件配置和软件开发，等等。通过持续的市场营销和产品优化，苹果手机在消费者中创造了巨大的新需求。iPhone 和iPad 在全球受到了狂热的追捧，根据苹果公司发布的财报，2014 年度苹果公司共售出了1.692 亿部苹果手机，其中第四季度售出3930 万部，销售额增长了13%，苹果公司一年的营业收入就已经超过了新西兰同期所有货物和服务的总价值。 第三，打造了上下游生态链，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形成新市场。苹果手机通过建立一个多元化的平台，让产品之间形成了更深层次的整合。比如苹果手机上有来电或短信时，iPad 和MacBook 也会同步提示，备忘录、通信录、照片、软件应用都可以进行云同步，等等。同时，围绕苹果手机上线的应用商城的设计和开发应用也随之形成，苹果公司2014 年公布的数据显示，iOS 生态系统在美国创造出超过62.7 万个职位A。 第四，相对开放的贸易环境和完善的配套设施有利于拓展供给创造的市场空间。比如，国际全球贸易使得苹果手机的销售市场和生产工厂的全球布局成为了可能，最大程度上拓展了企业渠道，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良好的网络支持也是苹果手机不断拓展市场空间的关键。比如如果第二代苹果手机不支持3G 网络，与其他手机的比较优势在当时就很难发挥出来。 第五，加速供给创造需求效率的乘数效应是新供给形成新动力、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苹果公司的苹果手机等产品，和其他周边相关产品的销售收入，分别转化成公司利润、 股东红利、员工薪酬、银行利息、房地租金等要素报酬，再次进入美国的经济循环，加速了供给创造自身需求的宏观循环，从而推动美国经济走出衰退，形成复苏。
无论是新供给的形成，还是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过程，都伴随着资本、资源、劳动等向新供给集中的过程，需要一个与之适应的制度环境，进而产生持续的需求创造能力，从微观上表现为生产效率的提升和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从宏观上表现为恢复“供给与需求的自动均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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