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电影_〔意〕费德里科·费里尼著；倪安宇译_9787544284646_湖南知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读者荐购服务

《拍电影》是电影大师费里尼的人生自述。

他出生在意大利的小城里米尼，与小伙伴用书本做武器排演《伊里亚特》，用黏土和纸壳做人偶，还躲在屋子里给自己化妆，钦佩世界上每一位真正的小丑。他从不觉得自己会长大，更没想过能拍电影，然而当喊出那句“预备，开机，停”，便仿佛天生就应该干这一行。

他，就是费德里科·费里尼，电影世界的魔法师。

在《拍电影》中，费里尼追忆了自己的似水年华，讲述了对电影的奇思妙想，以及电影与生活之间千丝万缕的羁绊。透过他直率幽默的话语和对艺术的个性化解读，我们将在字里行间重新领略迷人的“费里尼风格”。

昨天晚上我梦见里米尼港湾，澎湃苍绿又骇人的大海，如大草原般滚动，海面上厚重的云块朝向陆地奔腾而去。

巨大的我从小小的、狭窄的港湾出发，想游到大海去。我告诉自己：“我如此巨大，但大海终究是大海，要是游不到呢？”然而我并未因此而苦恼，仍继续在小海湾中伸长了手臂划水。我不会溺毙，因为脚碰得到底。

这是一个膨胀的梦，或许是想让我重拾对大海的信心。一个自我保护的小小机制：诱惑人高估自己，或者低估那些可能会限制自己起跑的障碍。总之，我搞不清楚到底是应该抛弃起步时的小港湾情结，还是应该高估自己。

不过，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我，并不十分乐意回里米尼。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障碍。我的家人还住在那里，我母亲，我妹妹。我是惧怕某些感情吗？主要是我觉得，回到那里是一种对记忆欣然但自虐的反复咀嚼，这是一种戏剧和文学的动作。当然，它自有魅力。昏昏欲睡且混乱的魅力。其实是我没法把里米尼视为一个客体，不如说，也只能说，它是记忆的世界。的确，当我人在里米尼时，总是被已经存档、安抚过的记忆幽灵袭击。

如果我留下来，这些纯真的幽灵说不定会默默向我提出令人困窘的无声的问题，而我不能用完全相反的意见或谎话来回答它。我必须从家乡找出缘由，不含任何欺骗。里米尼是什么？它是一个记忆的世界（虚构、掺假、被侵犯的记忆），而我利用它如此之久，以至于心里没有一丝尴尬。

但我不得不继续谈它，甚至有时自问：终有一天，当你遍体鳞伤、疲惫不堪、不再有竞争力，难道不想在这片港湾买一栋小房子吗？老城那一边的港湾，小时候，我在对岸看着它，看着船骨搭造起来。海湾靠这边的一半，让人联想到喧闹嘈杂的日子，与开奔驰轿车往海边去的德国人一点儿也不搭界。

其实，早期那里都是贫穷的德国人。突然间沙滩上随处可见斜躺的自行车和篮子，水中则满是小胖子与“大海象”（矮胖的大人）。我们小孩子戴着羊毛罩耳帽，由我父亲的伙计带到海边。那个时候，在老城那边的港湾，我只看到了枯枝，还听到一些声音。

前一阵子，通过朋友蒂达·本齐，我买了一栋房子，价格低廉。我以为找到了一个固定点，或许可以回归纯朴生活。不过这不可能成真，因为我到现在都还没看过那房子一眼。其实，光想到一栋紧闭的房子，没有房客，在那儿空等，我就觉得不舒服。

当我决定卖掉房子时，蒂达跟我说：“那可是你的家乡！”好像在提醒我，不要再一次背叛它。

在此之前，蒂达曾说服我在马雷奇亚买了一小块地。那地方看起来很适合谋杀站街女郎。

我们去看地的那个傍晚，听到一阵军乐声。一个穿四角裤的男人正在吹降旗号。他是菲奥伦蒂尼，知道所有加里波底的事迹。此外，他还研究桑祖维斯葡萄酒。他的家里堆满了印刷品、军旗和破烂古董。那晚，始终穿着一条四角裤的菲奥伦蒂尼仿若泥偶的脸在黑暗中闪闪发光。他说：“我看到一张很和善的脸，可是我不认识这位先生。”“怎么会？”蒂达说，“是费里尼！”“天杀的……”菲奥伦蒂尼惊叹道。接下来他马上说：“我找到了一瓶桑祖维斯葡萄酒……得让你们尝尝。”他是个酒鬼，有点顽固，因为我没用手心暖杯而吼我。“来嘛，费里尼。”蒂达继续说，“来住这里嘛。”“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钓鲻鱼了。”菲奥伦蒂尼很有把握地说。马雷奇亚这一带因为多石，一片荒芜凄凉。但是蒂达建议我买下那块地。“你等着，小白痴，”蒂达说，“这里将有公路通过，地价会涨。”结果公路开到另一边去了，现在菲奥伦蒂尼向我出价五十万里拉，但地还是我的。

我第一次去马雷奇亚时，还是小孩。我们在学校当“海鸭”。什么意思？就是我们逃学了。我跟在卡林尼后面。河边有一辆黑色的巴里拉汽车，里边坐满了警察。他们像青蛙那样，下到遍布卵石的河滩。有几朵云低垂着慢慢游荡，掉入树梢枯枝设下的圈套。我们走进一处杨树林，有一个人上吊了，他头戴鸭舌帽，身边守着两名警察。我当时没搞清楚那是怎么回事，只看到一只掉落的鞋和没穿鞋的脚上的男袜，还有两条满是补丁的裤管。

里米尼的家。那些我住过的家，我还记得很清楚；只有一个例外，我出生时的家，在夫玛卡利路。我七岁那年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我们坐马车漫游。那是在冬天，马车车篷紧闭，我们六个人挤在车内：我父母、三个小孩、一个女佣，在黑暗中堆叠。车窗也得关上，否则雨水会进来。我什么都看不见。阴暗里，只见到父母的脸。能坐在马车夫旁边真是极大的快乐，因为只有那儿可以呼吸。

那个星期天下午，马车转进一条我从没走过的大道，一排房子，一栋紧临着一栋。爸爸说：“你是在那儿出生的。”而马车一溜即过。

我真正记得的第一个家是利帕大楼。它还在，是大街上的一栋大楼。房东总是一身蓝：蓝衣服、蓝色圆顶帽，还有一大把白胡子，像供人朝拜、不可侵犯的神祇。我母亲一面把手擦干，一面说：“孩子们，不要动，利帕先生来了。”然后老先生就进来了。一天早上，我听到一阵咆哮，外带悠长的哀鸣。大楼中庭挤满了牛和其他牲口。或许有市集或大拍卖，我不知道。

想着里米尼，一个一笔成形的词（Rimini），一排小士兵，我无法把它客体化。里米尼是乱七八糟，是夹杂不清，是不寻常，是温柔，是宽阔的胸襟、空旷的海洋。在那儿，乡愁格外清澈，尤其是冬天的海、白色的浪花、狂飙的风，如我第一次所见。

另一个家，也就是我们住过的另一栋房子，靠近火车站。这个家让我察觉到“天意”的蛛丝马迹，那是一座屋前有花园的小别墅，屋后的大菜园跟一栋庞大的建筑相连—一个军营，一间教堂？那上面用白色字母圈写成半圆形：“里米尼剧场”。少了两个字母，掉了，不见了。由于我家的菜园比较低洼，所以矮墙后面那片立有建筑物的土地看起来特别高，像立在墙头。

一天早上，我想在菜园用芦苇搭一扇拱门，突然听见一阵嘈杂声。是剧场铁卷门发出的巨响，我从没注意过的铁卷门正在上升，最后露出一个巨大的黑洞。正中央，有一个穿风衣戴巴斯克帽的男人和一个打毛衣的女人。他俩有这么一段对话。男人：“凶手应该是从窗户进来的。”女人：“窗户是关着的。”男人：“强纳顿下士发现有撬开的痕迹。”

然后那个男人问待在菜园的我：“树上有无花果吗？”“我不知道。”

他们来自史塔拉契·赛伊纳提剧团，正在排一出恐怖剧。

在那个男人的帮助下，我进到黑洞里。我看见了舞台和头顶正上方挂在几根绳子上颤颤巍巍的火车头，夹在红、白、黄色的赛璐珞之间。

那是剧场。

之后，那男人继续窗子的话题。我不懂那是一种游戏还是什么。大概过了很久，我忽然听见母亲在叫我：“饭好了。”“他在这里。”戴巴克斯帽的男人回答了我母亲的呼唤，然后帮我重新跨过矮墙。

两天后，父母带我去看戏。母亲说，在演出期间我一动也不动。火车头从幽暗的布景中向前推进，那是深夜，它几乎就要碾过一名被绑在铁轨上的女子。待那名女子被救起，上方便猛然落下巨大、沉重又柔软的红布幔。

这样的激动持续了整晚。中场休息时，我去看了侧面的布景、剧场正厅后排的小沙发、天鹅绒布、铜管乐器、回廊，还有神秘的走道，我像只老鼠在里面窜来窜去。

这个靠近火车站的家，也是我交上第一个朋友的家。至于那个位于克雷蒙提尼路九号的家，则是初恋的地方。房东（奥古斯提诺·道奇，五金店老板）是路易吉诺的父亲。路易吉诺是我的高中同学，那个在《伊利亚特》剧中扮演赫克托尔的家伙（我们自己演的《伊利亚特》）。

对面大楼里住了一户南方人，姓索里安尼，有三个女孩，艾尔莎、碧扬奇娜和内拉。碧扬奇娜肤色微黑，从我的卧房就可以看到她。她第一次出现在玻璃窗后面时，好像——我不记得了——穿得很女人，胸脯美丽而丰满，已经像是做母亲的人了。

如今住在米兰的她说，我们并没有像我描述的那样（我描述的？）逃到波隆那①，最多只是骑自行车—我载着坐在横杆上的她—去了奥古斯都城门外。

那个时候，对我而言，阿姨是女人的代名词。当然，我也听说过住着某种女人的房子。靠近河边，克洛迪亚路上的朵拉之家，“河畔朵拉”。可是当大家谈到女人时，我脑海里只有那些在奶奶家做床垫的阿姨、用筛子筛麦子的干贝托拉的女人，所以我当时并不懂，之后我察觉到有些女人是不一样的，因为朵拉之家会租两辆马车，每十五天一次地在大街上展示新来的雏儿作为宣传。于是，我会看到涂脂抹粉的女人，戴着奇怪而神秘的面纱，用金烟嘴抽烟：朵拉之家新来的女人。

干贝托拉，罗马涅省的内地，小时候我夏天都会去那儿。我奶奶总在手里握着一根藤杖。她可以用它来使男人像卡通人物般跳起来。总而言之，她能让那些当天雇来要到田里工作的男人乖乖站好。早上，先是会响起一阵喧闹的吱吱喳喳，之后，那些粗鲁的男人像进了教堂似的，恭恭敬敬地来到她面前。接下来，奶奶分配咖啡牛奶并管理一切。她要尼克拉呼气，好知道他有没有喝酒。他便用手肘顶一顶旁边的人，腼腆地笑着，变成了小孩子。大黑巾罩着头和口鼻，一对眼睛晶亮如沥青，我的奶奶法兰洁丝卡像是“坐着的公牛”①的同伙。她对动物也有非凡的能力，猜得出它们的病痛、情绪、想法和花招：那匹马不知怎么回事，爱上那只母猫了。“再过三天‘嘉本’会来。”她无比自信地宣布，而且准确无误。“嘉本”是罗马涅特有的风，反复无常，变幻莫测，完全无法预测—对其他人而言如此，对她则不然。

奶奶有一位最要好的朋友，比她老一点儿，也比较壮，每天晚上都去小酒馆接她喝酒的丈夫，把他放在手推车上带回来。他叫恰帕洛斯，并不是希腊名字，意思是“捡骨头”。一天晚上，在受过大家的嘲笑后，男人双腿悬在妻子拖拽的手推车外，一副安心苦修的样子。就是那晚，在那顶破帽子下，我遇见了那个男人的目光。

农民之间经常争吵。有三个姐妹和一个男同性恋为了一份遗产争执了二十年之久。他们互丢粪便，偷对方的鸡，持续不断地移动土地交界的围篱。直到一天清晨，三姐妹显然经过了一夜的深思熟虑，决定到男同性恋家里，用拍地毯的藤拍把他痛打一顿。

我希望有一天能拍一部关于罗马涅农民的电影，一部没有左轮手枪的美国西部片，片名叫“去他的圣母马利亚”，是句骂人话，不过就发音而言，要比“罗生门”好听。

有个叫纳西的人老是说：“我能控制而且我想控制。”他双腿残废，因为他坐在树枝上锯树的时候坐错了位置。他是个牲口贩子。

这个纳西，像极了罗马涅古代滑稽戏的一种面具。由于断了腿，他的动作跟鱼鳃一样起起伏伏，像只青蛙。他一开始以歪七扭八的姿势行进时，就喊道：“我能控制而且我想控制。”有一次，他从老是穿着法西斯党服、长靴锃亮、胡尖抹过肥皂像大头针一样直挺的泰欧多拉尼的嘴里抽出香烟，说：“现在你不准抽烟，现在纳西抽烟。”

每当我想起干贝托拉，想起一位身高两米的修女，想起那些在火光中驼背的人、破旧桌子后面的瘸子，脑子里就闪过希罗尼穆斯·波希①。

干贝托拉也有吉卜赛人和向阿布鲁佐山区迁移的烧炭工人经过。晚上，在动物可怕的嘶叫声后，一个烟雾腾腾、衣衫褴褛的身影就出现了。先看到火花，然后是火苗。那是阉猪人，从大路上来，穿着千疮百孔的黑斗篷，戴一顶破帽子。猪群已提前感觉到他即将现身，惊恐得吭哧乱叫。阉猪人跟全镇的女人上床。有一次，他让一个可怜的白痴怀了孕。大家都说那是恶魔的孩子。我为罗西里尼写的电影短片《奇迹》，灵感就源于这里。还有那促使我实现《大路》的心底骚动，也源于此。

在乡下，从吉卜赛人那儿，我常常听到关于爱情迷药和巫术的事。我想到一个女人，安吉莉娜，曾到家里来做床垫（应该要有一整章献给这些行业：磨刀工人和他的破车、全身墨黑的烟囱清扫工和最令佣人害怕的人物）。安吉莉娜要在我奶奶家住三天，还包吃。有一天，她正在把一个个棉花球缝进床垫里，我瞥见她脖子上挂了一个小匣子：一个小玻璃盒，里面装着一绺打了结的毛发。“那是什么？”我问她。“这些是我的头发，那些是我男朋友的胡子，是我趁他晚上睡觉时剪下来的。这样，去特里艾斯特工作的他就跟我紧紧绑在一起，不会分离。”

另外，马雷奇亚的小市场里，有一位老人可以使鸡和羊生病或痊愈。

俱乐部附近有一个铁路工人的老婆会“恍惚出神”。她这样治病也能赚不少钱。有一天，我也排入要去接受诊治的老先生和老太太的队伍中，最后我站到一间小客厅的门口，房间里简直是家徒四壁。一张椅子上，坐着一位脸上喷洒了水珠的老太太，弓着脊背，身体僵硬，跟一个我看不见的人说：“克拉—多那—累—特罗—佩—特（那个女人比你强），你得让她去。”说完话后，老太太哭了起来。后来走出一个惊慌的大男人，他不愿被人看见。他站在阶梯上，头上戴着帽子，不肯离开。或许他是想找到勇气，再回去寻求不同的神谕。

大家也常谈到那些住着幽灵的鬼屋。“卡尔雷塔”是我朋友马里奥·蒙塔纳利的别墅。据说一百年前，别墅主人在灌醉表妹后把她掐死了。他们说，有些夜晚，可以听到酒窖里传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大家认为，那是被掐死的表妹戳破酒桶的橡皮盖往杀她的凶手嘴里灌酒，好让他不得安宁，永远溺毙在酒里。

罗马涅—海上冒险和天主教教堂的混合体。这儿有圣马力诺，一座阴郁而自命不凡的山丘。一种奇怪的狂妄自大和渎神心理，掺杂着对上帝的迷信与挑战。老百姓没有幽默感，也不设防，但是喜欢嘲弄和自我吹嘘。有一个人说：我可以吃下八米长的香肠、三只鸡和一根蜡烛—居然还有蜡烛，简直是马戏团表演。然后，他真这样做了。一吃完，他们马上用摩托车把他载走了。他脸色发紫，眼睛翻白，而大家面对这种残忍和死亡的威胁却放声大笑。

有一个家伙叫“由山上升起”。是升——我也不懂——而不是降：就仿佛一次假想的空中散步。还有“哦不”，四海漂泊的水手，偶尔会寄一张明信片给他在拉乌尔咖啡馆的朋友：“经过鹦鹉岛，想起你们大家。”

这一带有一种口音，极为甜美，或许来自大海。我记得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夏日午后，在一条阴影层层叠叠的小巷子里：“现在几点？”“应该恰好四点……”有人回答。而小女孩哼哼唧唧，好像是说一定比这晚：“哼，才没有恰好……”

同时，女人有东方式的肉欲冲动和态度。早在我读幼儿园的时候，就有一位尚未皈依的女管家，黑色的头发和黑色的工作服，一张脸因为血脉偾张引起的疖子而红扑扑的。很难说她多大，但可以确定的是她的女性特征像俗语所说的，一触即发。总之，这女人搂着我，摩搓着我，身上散发出马铃薯皮、蛤蜊汤和修女衬裙的味道。

我读的幼儿园是圣文森修道院建的，有大帽子修女的那所。有一天，正在排队准备一场宗教仪式时，她们让我负责握一支小蜡烛。一名戴眼镜的修女—很像电影演员哈罗德·劳埃德—指着蜡烛，以不容争辩的语气说：“不要让它熄灭，因为耶稣不喜欢。”那时刮着很大的风，幼小的我被那巨大的责任湮没。有风，而蜡烛不能熄灭。否则耶稣会怎么处置我？队伍开始行进，缓缓地，沉重地，随着手风琴的乐声碎步移动。一段小快步，然后静止；又前进，再次静止。领队在干什么？行进仪式中还得唱歌：“我们要主，他是我们的父……”夹在一群长袍修士、神父、修女之间，突然，一股绝对的忧郁、死亡和严肃的气氛迎头罩下。就是这队人吓到我了。最后，我哭了起来。

一二年级我念的是特阿提尼小学。我在班上都跟那个一同在马雷奇亚看到有人上吊的卡森尼一起玩。老师是个爱打学生的人，节庆的时候才变得特别友善。家长们带来一包一包的礼物，堆叠在讲台上，像主显节前夕那样。收完礼物后，在我们放假之前，他都要我们唱：“青春啊青春，春天多美~~~~丽。”他非常重视那四个“~”。

之后几年，我被送去法诺，在一所慈爱的神父们管理的寄宿学校读书，跟小金鲷的相遇就发生在那段时期，一如我在《八部半》中的描述。

回到里米尼，我就读的中学位于马拉特斯提安诺路，现在已改成市立图书馆和美术馆了。当时，我觉得这所中学是一座高耸入天的大楼，上楼和下楼都是一种探险。那些阶梯永无尽头。校长绰号“宙斯”，标准的自大狂。他有硕大无比，跟600型小汽车一样大的脚，用它残杀小孩。被他踢一脚能让你的脊椎骨断裂。他总是先假装不动，然后出其不意地用那只大脚把你像蟑螂一样踩得扁扁的。

中学那几年是属于荷马和“战斗”的时光。我们在学校读《伊利亚特》，并得牢记在心，我们每个人都以荷马书中的一个人物自居。我是尤利西斯，有点孤僻，老是望着远方；当年已经微胖的蒂达是埃阿斯；马里奥·蒙塔纳利是埃涅阿斯；路易吉诺·道奇是“驯马人赫克托尔”；斯塔克奇奥蒂是“飞毛腿阿喀琉斯”—他每一年级都要重读三遍，所以是班上年纪最大的。

下午时分，我们会找一个小广场重演特洛伊战争，特洛伊人和希腊人之间的冲突。这就是所谓“战斗”。我们带着用绳子绑好的书（那时大家习惯如此），然后挥舞着书互相攻击，展开一场书本和绳鞭的混战。

于是，《伊利亚特》在课堂上再度上演时，班上同学的脸已然与那些荷马笔下的英雄合而为一。这么一来，那些英雄人物的冒险事迹便成了我们自己的冒险事迹。所以，有一天，我们往下读着《伊利亚特》，读到了对埃阿斯的评论，荷马称其为“愚蠢的行尸走肉”。

“埃阿斯”蒂达便怀着对荷马的恨意开始抗议，仿佛诗人的这句话把他自创世纪以来的名声都毁了。

赫克托尔死亡的时刻到了，“赫克托尔”路易吉诺·道奇，历经了他伟大的一刻。可怜的路易吉诺！像条蛔虫似的在特洛伊城墙外被拖着走：

那张脸，

那张原先焕发如宙斯的脸，

如今血污斑斑，

在敌人的狂喊声中垂向祖国的土地。

路易吉诺死了，

目睹凶残景象，

母亲打散头发，揭去面纱，

一声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