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第三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的方法和寻求真知的客观态度去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立文化强国，在此过程中国学有其独特的不可忽视的意义。_[中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编_9787220098482

本书为国学研究之大型学术集刊，此为第三集。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探求真知的学术态度、远大广博的学术视野，收录了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问题、中国文化与历史问题考证、文史公案评议、历史文献研究、国学运动史及国学家研究等研究论文。该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传四川国学运动的优良传统具有重要意义。

發刊詞中國近世國學運動的興起是以1905年上海國學會刊行《國粹學報》爲標誌的。民國元年（1912）元月四川省政府爲“研究國學，發揚國粹”，特設立國學院並創辦《四川國學雜志》，1922年時任四川通志局總纂宋育仁創辦《國學月刊》。由於抗日戰爭的爆發，中國政治與文化中心轉移西南，國學運動的中心亦相應向西南轉移，促使四川的國學研究向新文化傾向發展。1940年華西協合大學成立中國文化研究所，出版國學研究性質的《中國文化研究所集刊》，同年在成都的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創辦《國學季刊》和《責善半月刊》；1941年由國民政府支持顧頡剛在重慶主編國學研究性質的《文史雜志》，同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遷四川南溪李莊繼續出版國學研究性質的《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46年四川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學生組建國學研究會，出版《國學會刊》。從上可見四川雖僻處西南，卻得國學運動思潮的風氣之先。1993年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創辦大型學術集刊《國學研究》預示國學熱潮再度在我國興起，適應了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偉大號召。四川省社會科學院與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爲承傳和發揚四川國學研究的光輝的學術傳統，開創國學研究的新局面，推進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特籌辦大型學術集刊——《國學》。國學是近世新興的一門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綜合性學科。我們從對國學運動歷史的考察，可見到它並非是如國粹派學者所理解的以儒學價值爲核心的學問。王國維和劉師培以它爲中國學術，胡適以爲是對中國過去一切文化的研究，這皆過於空泛，勢必分解入其他的學科；顧頡剛以爲是對中國史料的研究，則取徑十分狹隘。蜀中學者劉咸炘曾指出國學是四部書（經史子集）相連，不可劃疆而治，它與科學不同。葉楚傖在重慶時曾認爲文史研究——國學研究的對象是歷史上存在的文史批評公案。郭沫若早年將國學研究等同於考據，並提倡科學的考據。國學前輩的意見對我們認識國學的性質是很有啟發意義的。我們認爲，國學研究的對象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術問題和中國文獻與歷史存在的狹小的學術問題。胡適關於《紅樓夢》版本及曹氏家族的考證，這不是文學研究的範圍，亦非文學研究方法可以解决的。梁啟超關於《老子》的作者和成書時代的懷疑所引起的討論，這不是哲學研究的範圍，亦非哲學研究方法可以解决的。顧頡剛關於上古史的懷疑而引發對“三皇”、“五帝”的考證，這不是史學研究的範圍，亦非史學方法可以解决的。這些皆是國學研究去解决的狹小的學術問題。此外，中國傳統文化中存在的許多重大的學術問題和文史批評的公案，例如中國上古史的斷代，中華民族的起源，儒家學說與中國政治的關係，天人合一說的本義與演變，陰陽五行學說與中國文化的關係，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漢民族國家政權的民族政策，中國詩學與儒學的關係，中國絲綢之路的開通與西方經濟文化的交流，中國南海疆域的形成，儒家是否屬於宗教，西方文化對中國的影響，新發現的古代竹簡與帛書的系統考釋，西夏文書的考釋，新儒學的學術特徵，等等；這些皆是複雜而困難的學術問題，亦有待國學研究去解决。歷史唯物主義是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它是指導我們從事國學研究的基本觀點和方法，可以引領我們以科學的方法去尋求真知，在研究工作中沿着合理的方向前進。科學方法是在近代實證主義哲學思潮影響下形成的自然科學研究方法，或稱實證方法。自胡適、顧頡剛和傅斯年在整理國故、研究國學時即提倡采用新的科學方法，他們還認爲中國乾嘉時代的考據學方法的實證精神是與科學方法相通的。我們主張繼承國學運動新傾向學者們使用的科學方法，使之隨着現代科學的進步而愈益完善，如傅斯年所期望的，達到“繁豐細密”的學術境地。國學運動新傾向的學者們對中國傳統文化基本上是採取“疑古”的態度，國粹派學者則採取“信古”的態度，近年學術界更傾向於“釋古”的態度。我們既不堅持“疑古”，亦不盲從“信古”，更不贊成缺乏獨立研究而僅凭他人成果遂去“釋古”。我們提倡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科學的方法和尋求真知的客觀態度去對待中國傳統文化。我們不贊成國粹主義者從經世致用的願望出發，試圖以儒家政治道德觀念去發掘傳統文化的價值而期望改變世道民風。國學作爲中國傳統學術的一種重要學問，它是整個中國學術的一個部分，在中國學術中有其合理的地位。我們沒有必要誇大它在中國現代學術和現代文化中的作用和意義。國學的作用和意義是有限的，只能是少數學者的專業工作。傅斯年以爲這種研究由少數學者辛勤地工作，在很小的範圍内可以表明國家對學術的崇尚。自近年國學熱潮再度興起，某些學者有意擴大國學的作用和意義，大力宣揚以儒家價值觀爲核心的傳統倫理道德，主張廣泛學習國學，還提倡讀經。這遠離了國學的性質，重蹈國粹派的故轍，將國學基礎知識與國學研究混爲一談，根本不屬於國學研究。中國應有新的思想，新的道德，新的社會核心價值觀念。國粹主義者所弘揚的國粹大都實爲國渣，走上了文化保守主義的道路。我們同意郭沫若的意見，他說：“我是以一個史學家的立場來闡明各家學說的真相。我並不是以一個宣教師的態度企圖傳播信仰的教條。在現代要恢復古代的東西，無論所恢復的是那一家，事實上都是時代的錯誤……古代的學說也並不是全無可取，而可取的部分已融會在現代的進步思想方面了。”這也應是國學研究者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中華民族在世界上因有悠久的歷史與豐富的文獻而感到自豪；其中有許多傳統文化的學術問題和文獻與歷史存在的狹小的學術問題，這需要由國學研究者進行艱苦的探討。國學研究是純學術性質，不具有功利性和實用性，其意義在於從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中，尋求真知，掃除謬妄和迷信，爲其他學科提供理論的和事實的依據，因而在某種意義上是國家和民族的學術命脈。我們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建立文化強國，在此過程中國學有其獨特的不可忽視的意義。國學運動新傾向的學者們曾希望漢學、中國學或東方學的正統在中國。這個宏偉的願望是不易實現的，它的實現即在於國學研究取得巨大的成就，這將從一個方面標誌中華民族文化的偉大復興。我們創辦《國學》集刊是爲了團結有志於國學研究的師友們，爲中華民族文化的偉大復興而貢獻出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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