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的指导意见》。会议指出，软力量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助推器。本书尝试以软实力作为跨学科融合研究的切入点，从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新闻传播学、公共管理等多学科视角出发，对“一带一路”软力量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探讨，并进一步针对不同领域的软力量建设提出了思路与策略，正面回应了“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的现实需求。
时节如流，岁月不居。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当今世界面临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大国博弈日趋激烈，逆全球化运动暗流涌动，民粹主义思潮四处蔓延，地区冲突复杂难解，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面向沿线国家，辐射整个世界，契合地区发展需要，激发地区发展活力，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中国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在重塑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中有了更大的话语权，对世界的影响力明显提升。国际社会更加看重中国的引领作用，对中国的期待显著增强。时代深刻复杂的变化为“一带一路”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也为智库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施展才华的舞台。
在国与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中，智库水平的高低也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明确指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要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有效发挥智库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努力为提高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水平、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国家软实力、推动建设美好世界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党中央的大力支持下，社会各界建设智库的热情高涨，传统智库以改革创新推动提质增效，新型智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中国智库建设进入一个大发展、大繁荣的机遇期。
周亭，博士，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现就职于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任《新媒体前沿》执行主编。研究方向为新媒体、国际传播、融合媒体生产等。
王润珏，博士，副研究员。现就职于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智库联合体秘书。研究方向为媒介发展、媒介制度、媒介经营与管理。
“一带一路”倡议的跨文化基础、障碍与路径
“一带一路”实施的制度—文化约束
“一带一路”倡议与APEC区域经济合作的相互促进
开发文化信息资源支持“一带一路”人文交流
提升国际法运用能力助力“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
东北亚地区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战略地位
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伊斯兰国家间的民心相通
试论华侨华人与国家软实力建设
以智库建设服务“一带一路”人文交流
“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中的制度因素分析——以中阿合作为例
中国智慧，融通世界——关于“一带一路”人文交流机制研究的思考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智库联合体简介
《软力量丛书 融合与创新：“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研究》：
（一）“命运共同体”：主体间性思维与文化间性思维
人类为了生存的需要不得不建构各种共同体。那么，什么是共同体？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其著作《共同体》中这样描述：“共同体”是一种感觉，它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它就像是一个家，在这个家中，我们彼此信任、互相依赖；它像一个屋顶，在它的下面，遮风避雨；它又像是一个壁炉，在严寒的日子里，靠近它，暖和我们的手。在外面，在街上，却四处潜伏着种种危险，当我们出门时，要观察我们正在交谈的对象和与我们搭讪的人，我们每时每刻都处于警惕和紧张之中。可是在“家”的里面，在这个共同体中，我们可以放松起来——因为我们是安全的，在那里，即使是在黑暗的角落里，也不会有任何危险。从这个充满诗意的描述可以看出，共同体包含着命运相连、休戚与共、守望相助、相互依存、彼此信任的涵义。我们倡导共同建设“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所有参与者树立“求同存异、休戚与共、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命运共同体意识，然而，共同体能否得到所有成员的认同，一个关键的因素就在于彼此之间能否互相尊重和建立信任。因此，建设“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于把“我与他”的主客体思维转化为“我与你”的主体间性思维。“我与他”的主客体思维指向的是一种主客二分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由于只强调主体性，每个主体“我”都将自己的观念、意志、意识、价值等强加于客体“他”，“我”的目的也是控制和改变客体“他”。这种思维必然导致所谓的主体都以他人为客体，同时自己也成了他人的客体，并最终导致主体“我”与客体“他”的二元对立。“我与你”的主体间性思维则指向一种交往双方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是通过主体间的平等对话、相互交流，最终形成相互理解并相互宽容的关系。这种“主体间性”意识体现在跨文化传播中，就是“文化间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则将文化间性定义为“不同文化的存在与平等互动，以及通过对话和相互尊重产生共同文化表现形式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文化间性只有不同的文化视角和理念之分，并没有高低优劣之分。进行文化互动必须建立在“从他者出发”的基础上，同时保持一个平视的视角，而不是居高临下，应避免“我优于他者”的思维，并注意观察他者，倾听他者，汲取他者智慧，在他者的对照中了解自己，构建自我意识，从而构建文化间的互惠关系。
就传播关系而言，在“我与他”的主客体思维模式下的传播活动中，传者与受者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以传者为本位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传者往往以塑造、改变和控制受者为目的。显然，这种传播关系所实现的效果只能是暂时的、有限的，其最终结果不是通向理解和共识，而是通向对抗与冲突。因此，主体间性理论主张人们通过交往行为以建立互相理解、沟通的交往理性，并以平等、真诚的对话来解决矛盾和冲突。从精神实质上看，主体间性理论强调交往、对话双方主体地位的平等和尊重，注重多极主体的交流和对话，避免将自己的思想、观点、意识形态强加于人的交往理念，与古代丝绸之路所形成的相互平等与彼此尊重的交往理念可谓是殊途同归，而千百年来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人民的平等交往实践就是主体间性理论的最好例证。传统的主客对立的传播关系显然已经不适应现实发展的需要，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无论是主体间性理论的交往主张，还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交往精神，都指明了跨文化传播的未来方向，对当前“一带一路”的跨文化传播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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