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系变迁的动力：一种非国家行为体的视角_李金祥_9787519500825

解释和预测变迁是国际关系中的经久命题。本书从理论上探讨当前国际体系的变迁及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体系变迁中的作用。它能使人们理解当前的国际体系现状、变迁的动力和国际机制（包括全球治理机制）的变革。在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和人们参与全球治理方面，本书具有参考意义。

　第一节关于国际体系和变迁内涵的理论解释
　　国际关系学科诞生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自其创立之初，研究者就开始探讨国际体系的变迁问题。1990年冷战的结束和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进一步催生了学界对国际体系变迁研究的热情，并产生了大量成果。不过，迄今对于国际体系和变迁内涵的理论研究，学者们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且，从现有研究来看，体系变迁理论自身包含丰富的内容，如变迁的形式、基准（benchmark）、原因、方向、动力等等。
　　在国际关系学科建立之初，西方学者就开始尝试界定国际体系的内涵。斯坦利·霍夫曼指出，“国际体系是世界政治基本单元之间的关系模式，其特点表现为这些单元所追求目标和它们之间任务执行的范围，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和执行这些任务所采用的手段。决定这一模式的乃是世界的结构、主要单元之间或其内部的力量性质，它们的能力、权力模式和政治文化”。Stanley Hoffmann，“International Systems and International Law”,in Klaus Knorr and Sidney由于该定义强调基本单元，而国际关系史上最基本的单元就是国家，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即使在那些奠定了国际关系学科基础的西方学界，长期以来，国际体系一般也被定义为国家间体系（interstate system），而且人们“如今已根深蒂固地将这两个概念等同看待”。
　　导言0000 国际体系变迁的动力：一种非国家行为体的视角以国家为中心，研究国际体系及其变迁是大部分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主流理论的出发点。
　　这类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国际关系学科的奠基人，经典现实主义者EH卡尔和汉斯·摩根索都探讨过体系变迁的问题。在名著《二十年危机》中，卡尔认为，国家不会是亘古不变的，随着国家的消失，其他有组织的团体权力形式会取而代之，那必然会是一场革命，现阶段国际政治中存在的种种事物将俨然无法适用于新的形势，国际关系也会被一套新的团体间关系所取代。将来，主权很可能成为比现在更加模糊、更具歧义的概念。换句话说，主权国家发生变化时，国家之间的互动模式也必然随之变迁。与卡尔类似，汉斯·摩根索也认为，国家必然会被更大的行为单位所代替。汉斯·摩根索著,卢明华译：《国际纵横策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经典现实主义探讨了变迁的原因和基准，即构成体系的行为体自身属性的变化。
　　20世纪70年代，新现实主义学派兴起。新现实主义（尤其是结构现实主义）的一个突出贡献是在国际体系中引进了“结构”概念，国际体系被解释为结构和行为体组成的整体。肯尼斯·沃尔兹把结构看成是由体系内的排序原则［ordering principles（无政府状态）］、体系中单位的功能差异、单位（国家）间的能力分配组成的。由于单位（国家）的功能相似，新现实主义者对无政府状态（结构中的排序原则）的结构会发生变迁又持怀疑态度,认为国际体系不会发生根本变迁。沃尔兹把这两个因素排除在结构的内容之外，单位间的能力分配就成了国际体系结构的主要变量。
　　在解释体系变迁方面，尽管沃尔兹宣称不关注体系变迁，但他承认，单位层次上的许多变化会引起体系的变迁。肯尼思·沃尔兹：“反思《国际政治理论》——对我的批评者们的答复”，罗伯特·O基欧汉编,郭树勇译：《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5、298页。很明显，沃尔兹支持经典现实主义理论家的观点，即如果体系内的行为体变化了，国际体系就会发生变迁。而且，他的理论也为解释变迁提供了新的视角。既然体系由结构和行为体组成，那么沃尔兹的理论就暗含了如下内容——体系变迁也可以是结构的变迁，因而国际体系的结构变化就指 “极”的变化，如两极向多极的转变，这是一种表层结构的变迁。除了国际体系内“极”的变化外，现实主义理论还暗含了另一层的变迁含义，即无政府向等级制的转化。
　　无论是表层变化，还是无政府排序原则的变迁，现实主义理论毕竟在国际体系变迁与结构之间建立了联系。换句话说，国际体系变迁的基准也可能是结构，这是国际政治理论的一大进步。
　　由于结构现实主义者重点关注主要大国的能力分配，在这里，国际体系变迁在某种程度上就等同于国际格局的意思。
　　另一位关注体系变迁的现实主义学者是罗伯特·吉尔平。他把国际体系的变迁解释为三种类型。第一，体系变更，也就是国际体系本身的特征所发生的主要变化。这里的体系特征主要是由构成该体系的各种实体或主要行为者，如帝国、民族国家或者多国公司等的性质决定的。罗伯特·吉尔平著,武军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1页。第二，系统性变革，这涉及国际体系统治的变化，包括权力在国际上分配的变化、威望等级的变化及体系中具体规则和权力的变化。这是一种系统中主导单位的变迁，比如“统治某个特定国际体系的那些居支配地位的国家或帝国的兴衰”。罗伯特·吉尔平著，武军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2—43页。这实际上就是权力分配结构的变迁。第三，互动的变化。这是指一种国际体系中的行为者之间政治、经济以及其他方面的互动，或者是各种进程的变化，通常体现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利和规则的变化。同上书，第43页。尽管划分了三种类型的体系变革，但是吉尔平也承认要完全区别它们并不容易。例如“体系的变更同时也涉及系统性变革和互动的变化，而国家间互动的变化可能是系统性变革甚至最终发生体系变更的前兆”。同上书，第41页。从本质上来看，吉尔平关于体系变迁的基准仍是体系的单元。正如秦亚青先生所指出的，吉尔平对于体系自身变迁做出了根本的界定，这就是体系单位性质的变化。“单位质变”是体系变迁的基本判断标准。秦亚青：“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革”，《外交评论》2010年第1期，第3页。
　　虽然经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都探讨过或者涉及到体系变迁的原因和标准，但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东剧变和冷战的结束，理论界普遍认为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都未能解释冷战的终结和体系变迁。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关系理论界出现了诸多有关国际体系变迁的解释，其中许多学者更为关注体系变迁的方向。1992年弗朗西斯·福山在其1989年论文的基础上提出“历史终结论”。福山认为，国际关系变迁的原因来自于国家内部结构的变化。由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可以满足各国民众“获得认可的欲望”，自由民主制度会在国际体系里扩散。自由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一个民主和平的国际体系来临了。从这方面来看，国际体系变迁的原因来自于国家自身的统治形态的变化，这在某种程度上与经典现实主义思考国际体系变迁的视角相同。而美国著名学者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和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在某种程度上支持福山的观点，他们认为，国际体系变迁的方向是和平繁荣的国际体系。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一改研究世界政治经济大循环的世界长周期论的视角，也摒弃了他们以往的看法——世界经济与政治体系会随着经济力量的转移而变迁，提出了民主和平演进论。此理论认为，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和西方的民主政治已经胜出，市场经济和西方的民主政治在国际体系内的扩散是国际体系变迁的原因。M这仍是以行为体本身的变化为原因来思考国际体系变迁。
　　与从行为体自身的变化为基准来解释变迁不同，一些新现实主义者、以基欧汉为首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和以温特为首的建构主义主张从结构的功能作用来解释变迁，并且认为变迁的基准就是权力分配、制度或者不同的无政府文化。
　　正如上文所说，新现实主义者的结构指国家间的权力分配。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教授戴维·威尔金森（David Wilkinson）提出了单极稳定论。他认为，国际体系变迁的方向是一个强国（美国）主导的稳定世界。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结构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权力超过任何一个国家，而这个主导国不是霸权国，体系内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能力来发动一场霸权战争以代替美国的单极地位。而沃尔兹1993年发表的文章不同意这种单极稳定论。在重申行为体变化与结构变迁之间关系的同时，沃尔兹认为核武器等因素在国际体系内的分配将会决定国际体系向多极化的方向变迁。虽然这两位现实主义者对结构的发展看法不同，但他们也有相同点，即都从结构视角来思考体系变迁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是以类似的视角来思考体系变迁。在“文明冲突论”里，西方文明、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等八种文明在国际范围内的分配是体系变迁的原因。
　　以罗伯特·基欧汉为首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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