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概论_周大鸣_9787306031396_湖南知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读者荐购服务

本书首先对人类学、应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及文化作了简述，然后具体从族群、民族与种族，生计方式、家庭、亲属关系与继嗣，婚姻，性别，宗教信仰与仪式，艺术，变迁中的世界几个方面对文化人类学进行阐述。本书首先对人类学、应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及文化作了简述，然后具体从族群、民族与种族，生计方式、家庭、亲属关系与继嗣，婚姻，性别，宗教信仰与仪式，艺术，变迁中的世界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历史是一条流淌的河流，自1924年孙中山先生亲手创立中山大学起，中山大学就成为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调查研究最活跃的园地。顾颉刚、钟敬文等先生于20世纪20年代在中山大学创立民俗学会、创办《民俗周刊》、开展民俗学调查，开创了走出书斋、面向民间的学风。1927年，傅斯年在中山大学建立语言历史研究所时特设置了人类学研究组，聘请苏联人类学家史禄国负责该研究组，杨成志先生为助手。1927—1929年，杨成志先生独自前往云南彝族地区进行调查，开创了国内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先河，从此，重视田野调查成为中国人类学“南派”的重要特色，杨成志先生也成为“南派”的领军人物。1935年，中山大学研究院下设立人类学部，招收人类学研究生，江应梁、梁钊韬、曾昭镟、容观琼、张寿祺等著名学者都是杨氏门下的弟子。1948年，中山大学成立人类学系，杨成志先生任主任，黄文山、卫惠林、岑家梧、梁钊韬等为专任教师。不幸的是，1949年年底，人类学系被取消，学生转入社会学系；至于老师，则有的去了台湾，有的转到历史系。院系调整时，部分老师被抽调去创办民族院校，杨成志先生调到中央民族大学，岑家梧和容观琼先生调到中南民族学院。20世纪50年代，从事人类学的老师们积极投身于中央组织的少数民族历史与社会调查活动；20世纪50年代末至20世纪60年代，在苏联民族学模式的影响下，人类学学者开展了对原始社会史的研究，梁钊韬先生还在1962年招收了3名原始社会史专业的研究生（其中2位成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后的骨干教师）；即使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这些学者仍然在各种政治标签下从事人类学专业的研究。1978年，我国恢复高考制度和研究生制度，于1979年开始招收文化人类学专业（民族考古方向）的研究生。1981年，在梁钊韬先生多方奔走下，教育部批准复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招收民族学和考古学专业的本科生，以及文化人类学专业的研究生；同年，中山大学又获得文化人类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建立起从学士到博士的完整的人类学人才培养体系，人类学从此走上蓬勃发展的道路。

　　二、农耕

　　由于驯养动物、兴修水利、修筑梯田等技术的持续进步和累积，使得农耕文明，尤其是像古代中国这样，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而达到了非常完备的阶段。关于农耕技术，此处主要以科塔克的描述为线索，以便了解世界范围内的农耕技术概貌，但同时我们将以中国为实例，以期对最高水平的农耕文化有所掌握。

　　（一）驯养动物

　　许多农耕者运用动物作为生产工具——用来运输、作为耕作工具；以及运用他们的粪便。亚洲农耕者往往以水稻作为农耕经济体系的基础，他们将黄牛或水牛纳人这个体系中。稻作在插秧前，让牛双踩过水田，使土壤与水分充分混合。许多农耕者使用牛双犁田与耙平，完成在种植或插秧前的准备工作。农耕者也收集这些动物的粪便为农地施肥，以增加产量。动物除了作为耕作工具外，也可佩挂拖车作为运输工具。

　　（二）灌溉

　　当粗耕者必须等待雨季来临才可展开种植时，农耕者可以预先计划农事，因为他们控制了水源。如同菲律宾其他擅长灌溉的专家一样，伊富高人从河流、溪流、池塘，兴筑水渠灌溉他们的农地。灌溉使得年复一年的耕作得以实现。灌溉涵养了土壤肥力，因为灌溉农田是一套独特的生态体系，多种植物与动物包括许多微小生物的排泄物使得土壤肥沃。

　　一处灌溉农田是一项资本投资，这往往使得农地的价值升高。开垦一块农地需要花费一些时间，但只需耕作数年后，就能达到完整的生产能力。伊富高人和其他灌溉者一样，在地块田地上代代相传。然而，在某些农耕地区（包括中东地区在内）灌溉水源所带来的盐分，会使得这些田地在50年或60年之后无法再被利用。

　　在中国，自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期，由于冶铁技术的发明，使农业生产有了飞跃的发展。当时中原地区已使用了牛耕和铁口犁，有了这些耕作技术，完全可以淘汰原始的石、骨、蚌、木器，更可以代替用人力踩耒耜的劳动。这样，就为大规模地开垦荒地，进行深耕细作和兴修水利创造了物质条件，在农业生产上引起了一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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