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诒徵：国史要义》是柳诒徵的代表作，该书站在维护中华传统文化的立场上，引证大量史料，从史原、史权、史统、史联、史德、史识、史义、史例、史术、史化十个方面对中国史学传统做了全面回顾，阐述了作者眼中中国史学的精义所在和基本特征，同时也对如何看待西方的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那些盲目疑古的人提出了批评。
史之初兴，由文字以记载，故世称初造文字之苍颉、沮诵为黄帝之史。
《世本》：沮诵、苍颉作书。宋衷曰：黄帝之世，始立史官，苍颉、沮诵居其职。（《初学记》）为黄帝左右史。
纪述事迹，宣明时序，推迁之久，历数以兴，故世亦称羲和、大挠之伦为黄帝之史。
《世本》：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著调历。（《史记·历书·索隐》）宋衷曰：皆黄帝史官也。（《左传序疏》）
盖先有创作，而后人追溯而锡之职名，非当部族初兴之时，已有史官也。然经籍论文字历数之用，皆重在施政教民。
《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说文序》：黄帝之史苍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
《尧典》：钦若昊天，敬授人时。
则凡民众之需要，皆恃部落酋长左右疏附者之聪明睿知以启之，而后凡百事为，乃有所率循而不紊。民之所仰，职有所专，由是官必有史。而吾国之有史官乃特殊于他族。《说文》释“史”字曰：“史，记事者也。”是为通义。吾国与他族之史，皆记事也。《周官》释史曰：“史掌官书以赞治。”此为吾史专有之义。由赞治而有官书，由官书而有国史。视他国之史起于诗人，学者得之传闻，述其轶事者不同。世谓吾民族富于政治性，观吾史之特详政治及史之起原，可以知其故矣。
《周官》：宰夫掌百官府之征令，辨其八职。六曰史掌官书以赞治。
国产多竹，编削为书，可执可记，可阁可藏。是亦异于他族，而言史原者所宜究也。《王制》曰：太史执简记。《国语》曰：右执鬼中。皆执竹也。与竹并用者，亦有木版，曰方。《聘礼记》曰：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周官》：司书掌邦中之版。木版固与竹简并用，然以其不利于编排，故用竹为多。编集竹片，则名曰册。重要之册，以丌阁藏，则名曰典。司此要籍，因亦曰典。
《说文》：典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
古史孔多，唐虞时已有五典。史克述《虞书》慎徽五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皋陶谟》称五典五惇。是唐虞之前，已有若干典也。五惇之义，自来未析，稽之《内则》，盖古有惇史，记载长老言行。《皋陶谟》所谓五典五惇，殆即惇史所记善言善行可为世范者。故历世尊藏，谓之五典五惇。史所记，谓之五惇，犹之宋元史官所编之书，谓之宋史、元史矣。
《内则》：凡养老，五帝宪，三王有乞言。五帝宪，养气体而不乞言，有善则记之为惇史。（吾史注重嘉言懿行，盖自惇史以来即然。）三王亦宪，既养老而后乞言，亦徵其礼，皆有惇史。
典册相承。历世滋多。周公诰多士曰：“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吾史首《尧典》，固即夏商相传之典矣。史典旧典，通知程式，记事命官，必资史以作册。《周书·克殷》载尹佚，《洛诰》曰：王命作册，逸祝册。世存金文，亦多本史册。史册之积累者，不知凡几。今所传诵，特选择宝藏亿万中之一二耳。第竹简短狭，不能多书，一简裁二十许字。记事尚简，实缘限于工具，故必扼要而言，或为综述之语。今人以他国古代诗歌繁衍，或近世史传详赡，病吾古史之略，至诋《春秋》为账簿式，不足称史书者，皆未就古人用竹简之时代着想。即刘氏《史通》谓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推本《尚书》寡事，《春秋》省文，亦未能说明其所以寡事省文之原也。古史官之可考者。盖始于虞之伯夷。
《大戴记·诰志》：丘闻周太史曰：政不率天，下不由人。则凡事易坏而难成。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雌雄迭兴，而顺至正之统也。（孔广森曰：引之言率天之事。）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皋陶谟疏》：史公云：禹、伯夷、皋陶相与语帝前。经文无伯夷者。《大戴礼·诰志篇》子引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以解幽明庶绩咸熙。是伯夷为虞史官。史迁以皋陶方祗厥叙，及夔曰戛击鸣球至庶尹允谐，为史臣叙事之文，则即伯夷所述语也。
夏商之史，相传有终古及向挚，皆掌图法。
《吕氏春秋·先识》：夏桀迷惑，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殷纣迷惑，内史向挚载其图法，出亡之周。
《酒诰》称太史友、内史友，足证商代有太史、内史诸职。第其职务不可详。考周之史官若史佚、辛甲之伦。皆开国元老，史官地位特尊，故设官分职，视唐虞夏商为多，而其职掌又详载于《周官》。自《隋志》以来，溯吾史原，必本之周之五史。唯后世囿于史官但司记注撰著，初不参加当时行政，故于《周官》五史之职掌，若与史书史学无关，但知溯职名所由来，而不悟政学之根本。实则后史职权，视周代有所减削而分析，而官书史体，及其所以为书之本，皆出于周也。
《周官·春官宗伯》序官：太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内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此句特殊，载明其史，且载于府之上），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又，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凡辨法者考焉，不信者刑之。凡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有约剂者藏焉，以贰六官。六官之所登，若约剂乱，则辟法，不信者刑之。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闰月，诏王居门终月。大祭祀，与执事卜日。戒及宿之日，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祭之日，执书以次位常，辨事者考焉，不信者诛之。大会同朝觐，以书协礼事，及将币之日，执书以诏王。大师，抱天时，与太师同车。大迁国，抱法以前。大丧，执法以莅劝防，遣之日，读诔，几丧事考焉。小丧，赐谥。凡射事，饰中舍算，执其礼事。
又，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大祭祀，读礼法，史以书叙昭穆之俎簋。大丧、大宾客、大会同、大军旅，佐太史。凡国事之用礼法者，掌其小事。卿大夫之丧，赐谥读诔。
又，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治。一曰爵，二曰禄，三曰废，四曰置，五曰杀，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夺。执国法及国令之贰，以考政事，以逆会计。掌叙事之法，受纳访，以诏王听治。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王制禄，则赞为之，以方出之。赏赐亦如之。内史掌书王命，遂贰之。
又，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
又，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赞书，凡数从政者。
总五史之职，详析其性质，盖有八类。执礼，一也。掌法，二也。授时，三也。典藏，四也。策命，五也。正名，六也。书事，七也。考察，八也。归纳于一则曰礼。五史皆属春官宗伯。春官为典礼之官，即《尧典》之秩宗。伯夷以史官典三礼，其职犹简。故宗伯与史不分二职。历夏商至周，而政务益繁，典册益富，礼法益多，命令益夥，其职不得不分。然礼由史掌，而史出于礼。则命官之意，初无所殊。上溯唐虞，下及秦汉，官制源流，历历可循。《汉书·百官公卿表》：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属官有太史令丞。景帝更奉常为太常，后汉因之，太史仍属太常。此非本于《周官》五史之隶春官宗伯欤！
于此有最宜注意之一事，即《曲礼》述古官制，太史与太宰，同为天官，典司六典。与五官之典司五众者，显有司天与治人之分。而《周官》则冢宰为天官，太史属春官，皆为治人事之官也。
《曲礼》：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众。
推迹初民，震耀于自然现象，祷祈祭祀，最归仰于神明。故宗祝卜史，皆司天之官。而所谓太宰者，实亦主治庖膳，为部落酋长之下之总务长。祭祀必有牲牢，故宰亦属天官，《曲礼》所述，盖邃古之遗闻，距周已久远矣。颛顼以来，绝地天通，司天者渐趋重于司人。观《楚语》观射父述天地神明类物之官之演变可见。其中论宗之职，以能知牺牲之物而又心率旧典者为言，足知宗与宰史之联系。
《楚语》：观射父曰：古者民神不杂。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
舜命伯夷典三礼，即以其心率旧典也。《吕刑》述命重黎绝地天通之后，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在禹平水土、稷降播种之上。知伯夷所典之礼之中，已有法制刑章，而非徒专治祭祀矣。马融释三礼，为天神地祇人鬼之礼。郑玄易之曰：天事、地事、人事之礼也。义各有当。最古之礼，专重祭祀，历世演进，则兼括凡百事为。宗史合一之时已然，至周则益崇人事。此宗与史古为司天之官，而后来为治人之官之程序也。
古之宰为天官也，与史联事。周之冢宰为天官也。仍与史联事。盖部落酋豪之兴，必倚一人副之以绾百务，又必倚一人随之以记所为。于是总务长与秘书长之两员，为构成机关必不可少之职务。相沿既久，而史与相乃并尊。相绾百务，史司案牍，互助相稽，以辅首领。故虽由司天者演变而治人事，其联系不可变也。周之六官，惟宰握典法则柄全权，其他百僚，不能相抗，唯史所掌，与宰均衡。虽宰之所属，如小宰司会司书，亦掌典法则之贰。但小宰等仅以助长官之本职，非相考察也。五史之职则全部官书咸在，据之以逆以考以辨以赞，非司会司书之比。宰及百官，不能紊法违章。实由于此。行政妙用。基于累世之经验，非一时一人凭理想而制订也。
《大戴记》曰：德法者，御民之衔勒也。吏者，辔也。刑者，也。天子御者，内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为衔勒，以官为辔，以刑为，以人为手。故御天下数百年而不懈堕。又曰：是故天子御者。太史内史左右手也。六官亦六辔也。天子三公，合以正六官，均五政，齐五法，以御四者，故亦惟其所引而之。（《盛德篇》）此解释周官史职，最为精卓。古之有史，非欲其著书也，倚以行政也。然倚史以行政，而又属之春官，不为天子私人，其秩亦止中下大夫，而非公卿。虽得考察冢宰及百官，而必守礼奉法，有宗伯以临之，有冢宰以统之。尊卑总别之间，所以能得设官之利而无其弊也。
古制既明，史原乃有可考。史官掌全国乃至累世相传之政书，故后世之史，皆述一代全国之政事。而尤有一中心主干，为史法、史例所出，即礼是也。传称韩宣子适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左传》昭公二年）此《春秋》者，鲁史官相传之书，尚非孔子所修者。然已非泛泛记事之书。其所书与不书，皆有以示礼之得失。故韩起从而叹之。使为普通书记所掌档案，他国皆有，韩起何必赞美？故世谓古者止有书记官之史，而无著作家之史，必至汉魏以来始有著作家之史者，正坐不知此义也。古史浩繁，人难尽阅，掌档案者，既有全文，必为提要。苟无提要，何以诏人？故史官提要之书，必有定法，是曰礼经。《左传》隐公七年春滕侯卒，不书名，未同盟也。凡诸侯同盟，于是称名，故薨则赴以名，告终称嗣也，以继好息民，谓之礼经。杜预谓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礼经也。周公所制，虽无明文，要以五史属于礼官推之，史官所书早有礼经以为载笔之标准，可断言也。
世传夏殷已有《春秋》，墨子尝见百国《春秋》。
《史通》：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案《汲冢琐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孟子》曰：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然则《乘》与《纪年》《梼杌》，其皆《春秋》之别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盖指此也。
鲁之《春秋》何以能见周礼，而他国之《春秋》不能见乎？此一疑问也。学者但取《墨子·明鬼篇》所述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所载神鬼之事，与孔子所修之鲁之《春秋》相较，即知鲁之《春秋》，最重人事，不载一切神话，其体最为纯洁，其书最有关于政治。故韩愈以谨严二字目之。古史起于神话，吾国何独不然。惟礼官兼通天人，而又总摄国政，知神话之无裨人事，乃有史例以定范围。《史记》析《封禅书》与《礼书》为二。《汉书·郊祀志》亦不并入《礼乐志》。皆以别神话史与人事史也。虽周宣王时之《春秋》，尚记杜伯之事，亦见《国语》，非墨子所臆造。以至左丘明之所传，《山海经》之所载，搜神述异，往往而有。而鲁之《春秋》，不此之务，惟礼为归。此韩起所以云然。惟鲁史虽一禀礼经，而未犹有尽谛者。如晋侯召王，虽为实事，不明君臣之分，故必改书曰：天王狩于河阳。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据此知鲁旧史盖据实书晋侯召王。）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又有属辞未简，有所改订。如雨星不及地尺而复，修之曰：星陨如雨。则著作之演进而益精者也。
《公羊传》庄公七年：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
三传之释《春秋》也，各有家法，不必尽同，而其注重礼与非礼则一也。例如天王使家父来求车，丹桓宫楹，刻其桷，三传皆言其非礼。
《左传》桓公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来求车，非礼也。
又，庄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宫之楹。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礼也。
《公羊传》：桓公十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来求车。何以书？讥。何讥尔？王者无求，求车非礼也。
庄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宫楹。何以书？讥。何讥尔？丹桓宫楹，非礼也。二十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宫桷。何以书？讥。何讥尔？刻桓宫桷，非礼也。《穀梁传》桓公十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来求车。古者诸侯时献于天子，以其国之所有，故有辞让而无征求。求车非礼也。求金甚矣。
庄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宫楹。礼，天子诸侯黝垩，大夫仓，士黄主。丹楹非礼也。二十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宫桷。礼，天子之桷斫之砻之，加密石焉。诸侯之桷斫之砻之，大夫斫之，士斫木。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庙也，取非礼与非正而加之于宗庙，以饰夫人，非正也。（《穀梁》尤尚正义，故迭言非正非礼之原起于非正之心，斥庄公以非正之心饰夫人，因之肆行非礼也。）
其他言礼与非礼者，不可胜举。后史承之。褒讥贬抑，不必即周之典法，要必本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礼，以定其是非。其饰辞曲笔无当于礼者，后史必从而正之。故礼者。吾国数千年全史之核心也。伯夷所典，五史所掌，本以施于有政，范畴当时。久之社会变迁，人事舛牾。史官所持之礼，仅能为事外之论评，不能如周官之逆辨考赞矣。而赖此一脉之传，维系世教，元凶巨慝有所畏，正人君子有所宗。虽社会多晦盲否塞之时。而史书自有其正大光明之域。以故他族史籍，注重英雄宗教物质社会，第依时代演变，而各有其史观，不必有相承之中心思想。而吾国以礼为核心之史，则凡英雄宗教物质社会依时代之演变者，一切皆有以御之，而归之于人之理性，非苟然为史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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