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之重，评之轻_陈昕著_9787208142732_湖南知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读者荐购服务

作者从事编辑工作读每一部书稿必认真撰写审读意见：首先对全书内容做简要精到的归纳，条理清晰的辨析；随后针对主体架构和核心观点做客观谨慎的评价，以凸显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和思想意义；立足于所评论的图书，联系与之相关的领域和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作者在从业近40年的时间中，写下的书评、接受的访谈文字有近百篇。作者从中精选了20余篇集为本部书话集。对出版业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序一

　　宽带阅读与宽带写作

　　汪丁丁

　　我于1990年由夏威夷檀香山赴香港大学经济系任教，不久，经沈昌文介绍结识了正在香港三联书店任职的陈昕。我是经济学家，陈昕当时已享有国内经济学家的“召集人”的名号。我和他几番长谈，有时在我租住的小屋，有时在他的办公室，颇有相见恨晚之感。1993年，陈昕邀请我参加他在上海每年举办一次的中国经济学家“年会”，并提前将参会者的论文悉数交我审阅。或许因为我预先审阅了全部论文，顺理成章，我也成为那次会议每一篇论文的评论人。陈昕主持的会议，保持了改革初期青年经济学家“圆桌会议”自由对话的风格。后来，尤其是本世纪以来，我拒绝或尽可能拒绝参加任何会议，因为这些会议大多或许早已沦为例行公事的仪式，根本没有不同生命体验的碰撞以及由此迸发的思想火花。大约十年前，我特意撰文探讨这一现象，标题是：“我们为何要开会？”

　　其实，在现代社会，不仅开会成为问题，而且写作也成为问题。有感于互联网阅读与互联网写作，本世纪初，我为《读书》杂志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宽带写作》，隐含着也探讨“阅读”问题。那篇文章发表了十年之后，王烁希望我为他主持的“英文阅读”微信群做一次“微演说”。于是，我拟定了标题：《宽带阅读》。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它既改变阅读行为也改变写作行为。宽带网时代，阅读不再是作者对读者的单向叙事。每一位作者在写作时，不论他是否意识到，在德鲁克描述的“知识社会”里，他的作品必定要与其他人的作品竞争稀缺资源，即读者的“注意力”。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总可嵌入于“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三维理解框架。技术进步改变的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属于我们的物质生活，影响我们的社会生活（即人对人的关系）与精神生活（即人对超越存在的关系）。以往的阅读，即由于宽带网和移动互联网技术普及而导致阅读方式改变之前的阅读，对读者而言，首先需要支付的是获取书籍的成本（查找、借阅、购买），其次需要支付的是用于读书的注意力之机会成本。获取书籍的成本，就人类文明史的长期趋势而言，是逐渐降低的，却仍足够高（显著地大于零），以致阅读的基本方式，自古以来，就是面对一部书籍，用心如熊十力先生描述的那样（以读者的全副生命体验去撞击文字），或不用心如茶余饭后浏览陈列于客厅的书籍那样（只是为了引出更有趣的话题）。关键是，面对一部而不是许多部书籍。这一方式，称为“作者对读者的单向叙事”。

　　陈昕在其2015年新著《数字网络环境下传统出版社的转型发展》中指出，传统出版社面临的新的时代，“边际成本趋于零”。也就是说，知识在社会中传播，边际成本可以忽略，因为它几乎是零。当然，知识传播的“零边际成本”方式是逐渐积累而成的。首先是互联网普及，大众的联网成本足够低。其次是网络写作普及，即大众的网络写作成本足够低从而普遍养成网络写作的习惯。第三是存储于数据网络中并由大规模智能搜索随时可得的知识，不仅有了足够大的量而且有了足够丰富的质。第四，我认为最关键，就是“宽带阅读”的习惯之普遍养成。就我自己而言，因为毕生自学，所以很早养成了宽带阅读习惯。我在以前的文章里写过，在夏威夷大学图书馆读书时，我习惯于将与主题相关的书籍尽可能多地从各楼层的书架上取来摊在我的书桌上，少则两个学派的思路，多则七八个学派的思路，埋首研读，整日不去，务求写完当天的综述笔记。我那时的阅读方式与后来我描写的“宽带阅读”，本质类似。

　　宽带阅读方式，可以描述为：由于获取关于同一议题的不同思路的检索成本足够低，从而读者在阅读一本书的过程之中即可参照其他许多书并判断各种思路的优势与不足。在这一意义上说，宽带阅读或迟或早使读者获得综合与判断的能力而不再流俗于人云亦云的“宣传”。假如一位作者预先想象到这样的宽带阅读情境，或迟或早，他将改变以往的写作方式，从“单向叙事”改变为“创造性叙事”。就本质而言，单向叙事就是宣传，因为它并不预设读者对不同思路的综合与判断能力。与此相反的叙事不应称为“多向叙事”，因为同一作者在写作时不可能是“多向的”。虽然，宽带写作要求作者在写作时想到对同一主题不同思路可能提出的不同叙事并努力超越由所有这些叙事共同构成的“历史局限性”。由此而有的叙事，我认为，只能是创造性的。

　　换一个角度观察上述过程，一位作者与他想象的读者之间，在创作过程之中形成的关系，其实是一种博弈关系，或许还是一种演化博弈的关系。通俗而言，如果作者假设读者是傻瓜或他的叙事使读者意识到被他想象为傻瓜，那么，他很可能失去这批读者。另一方面，如果作者假设读者过于高明，那么，他的叙事很可能转化为纯粹的学术探讨。虽然，学术纯粹的程度依赖于他与学术前沿之间的距离。

　　总而言之，宽带写作必须预设宽带阅读，从而写作才不会被读者判断为“重复写作”。作者在多大程度上不再重复前人的叙事，他叙事就在多大程度上是富于创意的。

　　生活世界里，当然还有其他类型的富于创意的叙事，不依赖于宽带写作，这些叙事富于创意的程度依赖于叙事者日常生活的原创性。某一时刻我在杭州西湖的湖畔居三层露台看到晚霞，突然有了秋水浮云之感伤，于是与以往辉映宝俶塔的那种晚霞极不相同，不能名之为“宝俶流霞”。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随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过程而迅速变得更丰富了。但是市场化的生活，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发展阶段，毕竟主要是物质的而不是精神的。这样的生活，倾向于降低我们对生活的敏感性从而扼杀我们日常生活的原创性。

　　陈昕是出版家并且是出版界的经济学家，以往三十年，他保持了对出版问题和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敏感性。因此，在1980年代中后期和1990年代初中期，由他创立的“上海三联学派”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一代经济学家旷野呐喊的大本营。21世纪以来，主要由他擘画的“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声势夺人，迅速取代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堪称现代中国学术思想的“四部丛刊”。正是在保持着对中国问题之敏感性这一意义上，我认为陈昕的书评是富于创意的。

　　摩尔在1903年《伦理学原理》的结尾部分论证，友谊将成为能够通过理性检验的或许唯一的善，至少，是他所理解的善之最终归宿。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类型，友谊的必要条件是“可预期性”。事实上，我很难想象阴晴难测翻云覆雨的友谊。也因此，被毫无警觉地庸俗化了的施特劳斯派“政治”定义，即声称“政治就是划分敌友”，其实是混淆了政治家的长期信誉与政客的机会主义行为。我们这一代人尤其印象深刻的是，“文革”期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极端不可预期性。那时，友谊成为最奢侈的情感。今天，市场利益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大主导因素。友谊，仍是最奢侈的情感。

　　在我的印象里，来自陈昕的友谊，虽长期不见面，却仍是可预期的。例如，若干年前“手撕汪丁丁”事件后，我致电陈昕，希望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承担我主编的《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的出版发行工作，当即得到了陈昕的承诺。当然，我这一生始终保持着“边缘人”的身份，很少卷入任何类型的带有政治特点的学术活动。陈昕与我截然不同，职业使然，他不能完全摆脱却仍坚持独立于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不如此便很难坚持图书选择的学术性和思想性。据我观察或与我自己的性情相比，陈昕的性情具有很高的稳定性。久而久之，各种学术流派都可预期于陈昕的，绝不是阿谀奉承、趋炎附势并且在形势突变时阳奉阴违、背信弃义，恰好相反，陈昕不能完全符合任何一派的要求，于是他只能被允许保持独立的身份，起着沟通各种学派、思潮的作用。

　　因此，当我听到陈昕退休并辞去所有兼职的消息后，首先想到的是，他的退隐对我而言寓意深远。这绝非是简单一篇关于陈昕书评选的序言可以写完的。

　　序二

　　职业出版人的“问题意识”

　　倪为国

　　陈昕嘱咐我给他的书写序。

　　我借此写下了这些文字，以示向他及其上一辈的出版人致敬。

　　我认识陈昕很早，虽然我们见面很少，但他在出版业的“传奇”经常耳闻。这些年来，他每每有新著出版都会送给我，阅读之余，自叹惭愧。迄今为止，他已留下近二百万的文字，这些文字，记录了他对中国出版业改革开放过程的所思、所想、所为。

　　我常想，民国时期的上海是中国出版业的重镇，当年孕育了一大批优秀的编辑和出版家，如张元济、邹韬奋、胡愈之等人，也许今天可以说，陈昕是改革开放上海出版业所孕育的新一代出版家的杰出代表。他的经历是与中国出版业改革开放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三十年中国出版业的几乎每个转型发展的关键点，都有他的声音和人影。他是中国出版业改革开放的探索者、践行者和见证人。

　　这本书就是他其中的一个足印。

　　这本书评选的文字是从他近百篇书评中选出来的，其中绝大多数书，都是他组稿，是他亲自担任编辑。这些文字，也记录了他编辑生涯许多个第一：中国第一本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的著作，第一本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分析的著作，第一本研究社会主义通货膨胀问题的著作，第一本财政补贴分析的著作，第一本社会主义宏观金融理论的著作，第一本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资本流动的著作，等等。可以说，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新一代经济学家的成长，他是一个重要推手。其中一个标志性事件是，他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团结了一大批中国最优秀的青年经济学者，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轨，以至学界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学形成了一个“三联学派”。

　　也许是经济学编辑出身的缘故，陈昕平日喜欢用数字说话，文字干净显白，发挥了文字最大化的边际效用。他的书评像他的人一样，没有酒气烟味，严谨，鲜明，较真。

　　这些书评不仅是他编辑生涯的一个缩影，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他作为职业出版人的“问题意识”，特别是他们这一代摆脱“启蒙”狂热，自觉中国文化的心路历程。如今中国出版业真正有思考、有理想、有担当，并把理想付之行动的人不多，陈昕是其中的一个，我是这样认为的。

　　想到书评，我忽然“害怕”起来，缘于在这个时代，书评及其书写者已经被“绑架”在营销的马车上，无法“洁身自好”了。资本挥动着鞭子抽打着书写者，读者则一不小心就会遭遇“绑票”，甚至“撕票”。

　　书评作为一种独立的书写题材，有个基本的分类：虚构类作品和非虚构类作品的书评。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书评，对书评人的要求也完全不同。虚构类作品的评论，有个学名叫文学评论。如果一定要给书评下个定义，就是一种以阅读为前提，由阅读作品本身直接激发的被动书写。或领悟、或启发，或声讨、或敬畏。

　　写书评的目的有二，一是为了向读者推荐好书，二是为了向作者致敬或声讨。前者是为读者写，往往要站在高处低下头；后者是为自己写，常常要站在低处抬起头。

　　我以为，好的书评（仅限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应该是阅读的一种延续，应同时具备四种特质：一、要对书的主题背后的“问题意识”给出答案；二、要洞察作者写作过程的思考进路和工具运用，并给出线索；三、要有能力点明一本书在所属领域、所处时代的位置和意义；四、所有的给出的答案和思考线索应当带有鲜明的立场和价值判断。陈昕的书评具备了这四种特质，我想，在中国经济学评论的经典文本中，陈昕自然会有他的席位，本书就是最好的“门票”。

　　一篇好书评，一篇真正见功力的书评，应该是对经典的评论。经典就是由无数书评所累积建构起来的。当代许多的学术经典里有很大部分就是“书评”本身。中国的先贤的书写，大多是对经典的解读，按现代汉语表达，就是“书评”。

　　写书评通常有三种不同的出发点，一是写给作者看的（哪怕作者已经去世了），或者说是写给同道看的，这叫惺惺惜惺惺，好汉遇好汉；二是写给专业人士看的，这叫内行看门道，知己知彼；三是写给大众看的，这叫外行看热闹，彼此彼此。这三种书评，是不同的境界，需要不同的能力。如果把书和书评人比作一场“恋爱秀”，那么，第一种书评是仅因为“爱情”而存在，永远是少数；第二种书评是为“婚姻”而存在，只需要责任；第三种书评是为“生理需求”而存在，等待的只是销售的高潮，且永远是绝大多数。也许这个分类和比喻并不恰当，陈昕可能也不会同意，但我认为他的书评介于上述的第一种和第二种之间。

　　当下，书评作为社会话语权的一种，正在经历从未有过的变异，网络作为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巨大黑洞，正在吞噬我们固有的书评阵地。所谓精英话语权的“令箭”，像“鸡毛”一样散落一地，众声喧哗中，读者无从掇拾。当话语权散入了寻常百姓家，其实意味着书评时代的结束，“速读”时代的开启。这是今天书评人和书本身的双重悲哀和尴尬处境。从这个角度看，陈昕书评集的出版显得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

　　书评作为一种独立写作，将随着网络、微博、微信的兴起而终结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书，与其他商品最大的不同在于，书不仅仅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教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读者永远无法像认知一部手机一样，认知一本好书。书评毕竟不是一纸手机使用说明书。这就是书评存在的理由和价值。

　　重读陈昕的书评，想起他曾对我说过的一句话：“编辑不能谋食不谋道。”他把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使命追求确定为“努力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这体现了他的出版观和价值观。我们在他的书评中，清晰地看到了他推动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的抱负和情结，这在今天尤为难能可贵。

　　书评在今天，是否仍能把握住作为一种社会“正能量”的话语权，取决于书评人，取决于书评人的立场和趣味。

　　自序

　　“刻板”的书评

　　陈昕

　　做编辑有三种文字生活，一是读，编辑以读稿为业（读书是另一种形式的读稿）；二是评，有了评头品足的意愿与志趣，稿子（书品）才能分出高低短长来，作者汲取编辑的评审意见，可望攀上更高的学理与文字的巅峰；三是写，基本功就是写评论，审稿意见本质上是一篇书评。这三种文字生活中，评论是最重要的职业本领，贯穿在阅读与书写之中。而且编辑的评论不同于圈内熟人的逢场作戏，不可轻描淡写、花拳绣腿，必须实实在在读原稿，针针见血发议论，大凡不会有什么廉价的赞赏，相反有的是对内容和观点的反复推敲和质疑。如果作者与编者双方都对某一个主题颇有研习，都持有独家的观点，于是两者之间在激烈交锋后握手言和，作品一定会气象万千，给读者奉献一部全新的杰作。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便是一例，他在序言中写道：“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并志简端。”

　　在编辑的评审生活里摸爬滚打几十年，我也逐渐悟出一些评论的路数来，一是“感”与“评”的关系，一部书稿（作品）读下来，感触、感动、感悟在所难免，如何述说，还得跳出“感”，直抵“评”，如果评审意见成为一则读后感，不直接针砭书中的内容，仅仅表达读稿的感动，勾起若干新的联想，算不得一篇尽责的编辑评论。二是“文章”（思想）与“文字”（文采）的关系，前者注重文气（境界）的开阖、文脉（思想）的流转，后者看重文辞的运用，或文笔生动，或用字典雅，或旁征博引，或古趣盎然，读来似一篇优雅的散文；但是，也有一些人片面追求文辞、隐喻，牺牲了批评的犀利和直白，显得有些小器，甚至还会以文害义。我个人的志趣是首先对全书内容做简要精到的归纳，条理清晰的辨析，随后针对主体构架和核心观点做客观谨慎的评价，以凸显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和思想意义。我刚当编辑那会儿，学的就是这个路数的评论。三是“聚焦”与“升华”的关系，好编辑不应该满足于对图书内容的介绍和评价，而要立足于所评论的图书，联系与之相关的领域和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继而超越原书，打造出学术创新的文本来，书评的最高境界在于超越原书作者的高度和深度。钱锺书先生的不少学术成果就是通过书评的文本来呈现的。

　　我写书评完全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屈指一算，三十多年的时间中，编辑、策划、主持的图书和丛书竟有数千种之多，由此写下的书评也有近百篇了。我从中挑选了25篇文章集成这本小书，也算是对自己工作的一个回顾吧。

　　我的书评文章几乎都是为自己编辑或策划的图书所写，之所以能写这么多的书评，是因为在前辈编辑的指导下养成了较为“刻板”的工作习惯，读每一部书稿都必须认真撰写审读意见，决不马虎，我的审读意见一般都要写上几千字，除了介绍书稿组稿成稿过程外，还会详细地评价这部书稿的创新之处，值得改进的地方，偶尔也会谈点自己的思考和意见。图书出版后，我会将审稿意见改写成书评送报刊发表，算是尽一份责任编辑推广宣传的职责。遗憾的是，因为是为完成工作而写的文字，所以我的书评多多少少有一些固定的套路，显得有点“八股”了。由于是不同时间段写的文章，又发表在不同的报刊上，这个缺点过去不曾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但结集成册，便以十分强烈的方式送到别人的眼皮子下了，还是先承认为好。

　　收入这本书评选的25篇文章大多是评论经济学著作的，这不仅是因为我是经济学编辑出身，且三十多年来不管工作岗位发生什么变动，经济学编辑的底色从未褪去，每年总还是要编几本经济学图书；更是因为这些书评记录了这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学的进步和发展，记录了中国新一代经济学家成长的足迹。我于1980年代策划和主编的“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至今已出版了数百种，它完整地见证了中国经济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以至有一段时间经济学界有“三联学派”之称，也有人把“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视为中国当代经济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我为这套丛书中的不少图书写过评论文章，这些图书有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著作，第一部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学著作，第一部研究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的著作，第一部研究中国资金流动问题的著作，第一部研究中国财政补贴问题的著作，等等。这些书评大都发表在重要的报刊上，有的还被《新华文摘》转载过。

　　随着时间的推移，读过的书渐多，研究的问题也趋深，我对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些问题也逐步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看法，这多少也反映到我最近七八年写的一些书评中。例如，在《认真梳理我们的文明根基》一文中，针对转型国家一说，我认为从社会制度层面，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实质不能理解为“转型”问题，它是“演化”问题，它是在亿万人民群众伟大的改革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因此，虽然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好的东西和经验，但不可能照走西方的道路，简单地模仿西方的模式，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文明基因和根基不同于西方，它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形成，并且不断完善发展至今，成为我们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影响和规定着我们所走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会在不断的演化中走到自己的彼岸。又如，《中国经济有长达70年的超常增长期》一文，在肯定原书作者关于中国地方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参与所产生积极效应分析的同时，主张对地方政府参与经济运行时存在的负面效应，如公共服务不足、环保不力、亲商倾向与公正缺失以及对腐败的影响等进行全面的剖析，并提出解决的办法，进而指出“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及两者之间的合理融合是下一步改革的重大问题。诸如此类的见解还可以举出一些。但无论如何，相对于我所评论的那些著作来讲，我的这些见解和评论总归还是浮浅的，远达不到与原书作者对话的层次。毕竟那些著作无一例外将长期存在于出版社的在版书目中，存在于学者的参考文献中。

　　这本书评集所收文章的次序是按发表时间的先后，从近到远依次排列的，并注明了发表的报刊和发表的年月，感谢这些报刊这么多年来对我的信任和帮助。

　　是为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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