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中产阶级_(美)傅高义著_9787532774036_湖南知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读者荐购服务

本书为《邓小平时代》《日本第一》作者、哈佛“中国先生”傅高义日本研究经典著作，聚焦日本社会，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深入探讨日本中产阶级的作品，细致而全面地描绘了日本工薪职员和他们的家庭的生活，刻画了1960年代日本的社会经济转型情况。1958年至1960年间，傅高义在东京东部市郊的M町社区展开田野研究，与六个丈夫是拿固定薪水的大公司工作职员的家庭深入交流，定期对他们进行采访并细致地记录。二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大批职员进入大公司并得到终身职位，从而产生了“新中产阶级”：工薪族和他们的家庭。傅高义沿着从家庭—学校—工作和社会—文化—心理两条研究脉络，讨论了新中产阶级推广了一种“新秩序”，如何以及为何能成为社会主体，以及对社会经济转型的影响。傅高义的这一著作在当时具有高度前瞻性，并在随后几十年中都与研究中的六个家庭维持联系，开拓了民族志研究的新方向。

适读人群：中产人群、社会经济学者、人类学学者

　　2016年5月，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了“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性。习指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同年7月，《经济学人》发表特别报道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不知‘中产阶级’为何；2000年中产人数达五百万；2016年两亿两千五百万；2020年预计中国中产人数将超过欧洲总人口。急速壮大的中产阶级刺激了全球经济的增长，也改变了中国。”2017年4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表示，中产阶级支撑着社会的转型与发展；近年来中国社会的建设进步并不大，中国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扩大中产阶级的力量。

　　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社会变革，过去的日本如此，当今的中国亦然。同日本新中产阶级一样，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成为社会尤其是城市发展的中坚力量。傅高义的《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读来有种“时空错置”感，它像一面镜子，藉由日本观照了我国在关键发展时期的变迁，涵括家庭、经济、社会生活、教育与文化等方方面面。

　　哈佛大学中日研究专家傅高义在学术生涯之初被斥为“乡下人”后，意识到一个社会学家如果从未在另一种文化中生活过，何谈理解本国社会？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他来到东京市郊的M町展开田野研究，深描日本社会快速变迁之际的“新中产阶级”——工薪族和他们的家庭。基于这项研究，傅高义于1963年发表《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

　　《日本新中产阶级》是傅高义的成名之作，其主体研究耗时2年，但傅高义夫妇此后一直坚持研究对象的跟踪随访，研究成果实则跨越30年。傅高义从工作、学校、家庭和社区出发，将新中产阶级描述成一种经济与文化的标杆，对工薪族生活方式的描述丰富而微妙。该书在当时具有高度前瞻性，而此后的不断修订则保证了其现实性，堪称文化人类学的典范。有别于当时传统的民族志，《日本新中产阶级》奠定了此后日本研究的主流方向，近几十年来关于日本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几乎都建立在该书基础上，直至今日仍是诸多学者理解日本社会的试金石。

　　这一日本研究奠基之作，经典但不枯燥，展现了一幅穿插八卦轶事的新中产生活全息图：夫妻、婆媳、亲戚关系，职场上的苦熬与交际，年轻人恋爱和相亲的苦恼，从幼儿园入学起就面临激烈竞争的学子，全时照料家庭与孩子的母亲，养家但“缺席”养育的父亲，殷盼孩子穿过考试的“针眼”、出人头地的父母心……种种描述生动而微妙，文化相近的中国读者更能感同身受。

　　这是《日本新中产阶级》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傅高义特地为此次的中文版撰写序言，讲述他眼里中日中产阶级的异同；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教授作导读，回顾傅高义的学术生涯。《日本新中产阶级》译本基于英文版五十周年纪念版（二〇一三年），包含了苏珊娜?霍尔?沃格尔所撰第十五章和威廉?赖?克里所撰前言，他们对日本社会的新近观察对主体研究作了及时而到位的扩充。

　　【中文版序言】

　　这本著作是根据一九五○至一九六○年间我以中产阶级家庭为对象所做的一项研究写成的，令我非常惊讶的是，中国的出版社会对这部半个世纪前出版的有关日本家庭的著作发生兴趣。

　　当然，近来许多中国家庭已经步入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他们中的一些人尤为关注日本中产阶级的现代生活方式，在文化的诸多面向上如何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影响。

　　在研究日本之前，我和我当时的妻子（她现在已经离世）在波士顿地区研究美国家庭。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我们开始在东京的一所语言学校学习日语，此后搬到近郊市川市的一个当地街区生活，碰巧郭沫若及其日裔妻儿多年前也在这里住过，他们的房子离我们的咫尺之遥。

　　我的妻子去日本人家访谈妻子，我则访谈男性。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每周都去这六个日本家庭访谈，我们的儿子则在当地一家日本人的幼儿园里开始接受启蒙。就这样，我们和访谈对象成了好朋友。其中一家的妻子现在仍然在世，而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也一直与这六户家庭的孩子们保持着联系，他们现在也都成了儿孙绕膝的祖辈。

　　我们发现这些人家的丈夫都为大公司或政府部门工作——日本人称之为“工薪族”，社会学家们则称之为“新中产阶级”；他们的生活方式与“老中产阶级”（小型独立家族企业或小公司雇员）迥然不同。

　　在我们的著作中，我描述了这些家庭的日常生活，他们如何抚育孩子，如何看待自己的政府，又如何适应经济的变动。

　　和大多数中国中产阶级家庭大相径庭的是，日本的妇女都是全职家庭主妇，她们几乎花费了所有的时间照看家庭和孩子。我的妻子称其为“职业主妇”，因为她们以非常专业的方式扮演着主妇和母亲的角色，似乎那就是她们的工作。这使得她们的丈夫能够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工作，并和一起工作的同事建立起密切的社会关系。

　　和中国的中产阶级家庭非常相似的是，日本的父母也都全力以赴支持孩子们备考，以便他们能够在学业考试中出类拔萃。日本社会流行“教育妈妈”一词，因为她们花了大量的时间，竭尽全力帮助孩子成就学业。

　　在我们与日本人的接触过程中，我们觉得他们已经全然拒绝了二战时期及之前盛行的军国主义精神，他们致力于世界和平。因为中国人在二战时期与日本人有过亲身接触，十分自然的是，许多中国人仍然会将日本人视为军国主义者。不过，如果中国人能够对日本家庭有更深的了解，他们将意识到日本人已经放弃军国主义。如果不是因为现在中日关系恶化的话，日本人是愿意与中国人做朋友的。*

　　哈佛大学荣休教授

　　傅高义

　　二○一七年春

　　*　我要感谢译者周晓虹教授和他的两位学生。在本书中文版的导读中，他出色地追溯了我的学术生涯，交代了我对日本新中产阶级兴趣的由来。他也讲述了我们之间相互交往的一段佳话。——傅高义

　　【后记】

　　对一个上了年纪的学者来说，很难想象还有什么事情能够比得上看到自己半个世纪之前写成的第一部纪实性著作的再版带来的专业性满足，这部在长达两年的田野研究基础上耗时一年多写成的著作，倾注了作者的心智、脑力和青春活力。我非常感谢马克 ·塞尔顿的建议及出版安排，以及威廉·赖·克里撰写的序言。

　　我第一次到日本是一九五八年，那时我刚刚获得哈佛大学社会关系系的博士学位，这个系包括了社会学、人类学以及社会和临床心理学。我一直对几位人类学教授的告诫深信不疑，他们说理论和方法来来往往，但优秀的民族志却亘古长存，因为它会作为身处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中的某一地方的画卷保留下来。因此我愿意相信，对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代日本家庭生活的描述迄今依旧益处多多。当时的日本正处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中基本复原，而其人民正身体力行地学习西方并努力将自己的生活标准提升至西方国家水准的历史节点之上。我们研究的那些家庭当时刚刚开始买他们的第一台电视机，但还买不起一辆汽车。

　　一九五八年，苏珊娜 ·霍尔 ·沃格尔不但获得了她的精神治疗社会工作学位，而且已有了好几年的工作经验。我因为博士论文的缘故，加入了一项有关美国少数族裔家庭的研究计划，计划的指导者是社会学家弗洛伦斯 ·克拉克洪和精神分析学家约翰 ·施皮格尔。我和苏珊娜在访谈以及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都受过诸多训练。在我尚未完成毕业论文之前，弗洛伦斯就推荐我去了解其他文化，因为无论是我还是苏珊娜此前都没有跨出过国门。我们急切地想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所以立即就着手准备起来。另一位同事威廉 ·考迪尔，曾在日本研究过精神病学，建议我去那里。虽然我那时在日本研究上一点背景也没有，但逻辑上似乎说得通。虽然和美国一样，日本也是一个工业化国家，但却有着迥然不同的文化。我获得了一份为期两年的奖学金，我们就这样启程了。在没有喷气式飞机的时代，飞机每个地方都要降落—经过欧洲、印度和东南亚 —我们就花了一些时间去了解这些地方和那里的人民。我们在日本的第一年全部时间都贡献给了语言学习。我们感到幸运的是，威廉·考迪尔联络了他的朋友土居健郎博士，他立即为我们在自己家的隔壁租了一处房子。精神病学家土居健郎博士曾在堪萨斯的门宁格精神病院接受过训练，后来以《依赖的剖析》（The Anatomy of Dependence）一书闻名于世。土居健郎和妻子八千代将我们视为学生，耐心地向我们解释日本文化以及日本人性格中的微妙与精深之意。我们则成了他们怀满渴望的学生，因此很快成了朋友。

　　对于苏珊娜和我来说，经过一年的全时语言学习，我们的日语仍然待以时日，所以找了一位语言家教继续深造。无论怎样，一九五九年春，我们开始四处寻找田野调查地，并发现了一处被我们称之为 “Mamachi”的地方。撰写本书时，我们还担心会对那些告诉我们他们自己故事的被访者带来麻烦。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当这不再成为问题之时，我们可以说它坐落于真间町（ Mama-cho），这是千叶县市川市的一个行政区。这是一个中产阶级社区，丈夫们大都是工薪雇员，每日通勤去东京上班。在我参考使用的著作中，我第一次注意到的是“ salary man”（工薪族）—日文单词 sarariiman的英语拼写。当时，因为我和苏珊娜都对心理健康感兴趣，我们已经与设在市川市的国立精神健康研究所建立了工作联系。研究所的一些职员常为市川市的一些学校免费进行精神健康问题的咨询，因此劝说真间小学的校长挑选了六个家庭，让我们每周进行访谈，为时一年。只是在几年以后我们才得知，校长是从参加家长教师协会比较活跃的父母中挑选家庭的，并且告诉这些父母，如果他们能够忍受外国人每周访问带来的不便，他们就可以免于这一年中家长会的其他责任。

　　虽然在田野工作的一开始，我是希望能够写一本著作对那些孩子情绪失调的家庭和那些孩子健康的家庭进行比较，就像我的博士论文所研究的主题一样，只是样本取自日本。但是，在我的田野工作的后期，我感到，我的博士论文所讨论的问题之本质，即情绪失调的儿童成了父母关系严重紧张的替罪羊，日本的样本也别无二致。我觉得这样写成一本书似无大趣。相反，在我的田野研究过程中，我已经意识到在大公司或政府机构的工薪雇员家庭和小农场主或独立商人家庭之间倒存在较大的差异。随着我们继续进行访谈，我开始考虑这种家庭模式与更广泛的教育和社会问题间的关联。因为其他人没有写过这一主题的著作，我感到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模式，因此决定将此作为我的著作的关注点。

　　我原本希望，回到美国以后我写出书的初稿，苏珊娜修改，我们联合署名出版。她虽然是田野工作的全程合作者，但是后却决定不参加写作，于是我成了唯一作者。自一九六○年离开日本以来，我起码每年回去一次。许多次旅行都有苏珊娜和三个孩子同行。我去日本的大多数时候，以及苏珊娜每次去日本的时候，我们都会拜访 M町的朋友们。我们的孩子也和我们研究的那些家庭的孩子变得熟知起来。其中一些家庭的成员也访问过美国，并住在我家里。我们一直关注着这些孩子的成长过程，以及后来他们成年以后又如何抚育自己的孩子。自一九六 ○年代我们返回美国，完成了有关这些家庭研究的著述后，我就不再为研究的目的而访问这些家庭，虽然在这本书初版十年以后我又加了一章来叙述这十年中的变化。一九六○年以后，这些家庭成了我观察日本社会变迁的一面重要透镜，但他们首先是朋友而不再是研究对象。一九九○年，苏珊娜又添加了一章，用来叙述我们初的研究三十年后 M町所发生的林林总总的变迁。

　　一九六一年，我们刚刚返回美国不久，受哈佛大学邀请，我去那里做三年的博士后，研究中国。我明白如果一切顺利，我就可以留在那里教授有关中国和日本的课程。至于教授有关日本或中国社会的课程，我的范例是我做研究生时曾经选修过的塔尔科特 ·帕森斯开设的美国社会课程。而要教授有关日本的这样一门课程，我感到需要更多地了解国家层面的政治和企业组织，于是我开始着手研究。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六年，我利用学术长假的机会和苏珊娜去了日本，我开始关注研究商业团体国家政治和行政结构。在日本整整一年的时间，我有机会去观察一九六○年以来日本的广泛变迁，这远不是一九六○至一九七五年间的短期访问所能比的。一九七六年回到美国，一开始我决定写一篇文章报道日本的进步，但是文章不断扩充，直到变成了我的著作《日本第一》。虽然这本书的重心不是家庭，但是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间我在M町的研究工作依然是我观察日本社会的重要透镜。虽然我后来讨论的是政治和外交关系，我却要感谢M町的经历让我对普通日本人的想法洞若观火。因为日本社会的同质性非常强，对于理解日本社会来说，这面透镜对这个国家的大部分都管用。自《日本新中产阶级》第一版出版以来，来自东京不同郊区的人都问我，研究的是否是他们的社区。

　　自一九八九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以来，外国人和日本人都注意到日本的增长已经放缓。苏珊娜同意我的观点，日本的家庭和社会具有持续不辍的力量。但是作为一位精神病学社会工作者，她看到了许多日本社会的问题，开始感兴趣去研究独特的社会变迁之途导致的诸多问题，比如孩子们失去了他们的抱负，他们花太多的时间宅在家中，却极少探究外面的世界。

　　自一九九○年以来，西方报纸的财经版（文章主要为投资者所撰）一直都对日本的经济表示失望。它们看到的都是停滞的国民生产总值（ GNP），谈论的是失落的这几十年。事实上，就像我的儿子斯蒂文在他的著作《日本的再造》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日本的公司在努力地适应新的环境，力求节省开支、降低风险。但是许多日本商号，考虑到各种利害当事人 —他们的雇员、退休员工、他们所在的社区，并不仅仅是股票持有者 —不愿意裁减雇员，也不愿意斩断与供应商的关系。同西方的同行相比，他们赚的利润要少，但是社会要健全得多。像日本其他地方的家庭一样，M町的家庭担心与过去相比公司里稳定的工作越来越少，因此不得不比过去动用更多的储蓄以维持生活水准。他们花钱更为谨慎，冬天舍不得用暖气，夏天舍不得用

　　空调。他们焦虑国家未来的持续竞争能力，以及来自中国的压力。他们关注社会的老龄化，担忧由于国家降低对核能的依赖所带来的能源成本。

　　但是，一位在日本待了二十年返回北美的美国友人，却惊讶在美国这么多事情都做不好：公共交通缓慢且不准时，交货迟缓、货物破损、服务恶劣，一些社区连孩子上学都不安全。他承认，所有这些，日本做得都更好。 M町的家庭就没有一家选择滞留海外，即使有机会也是一样。日本的犯罪率和失业率一直比美国要低。

　　一九七○年代后期，苏珊娜和我分手了，但我们都依旧留在坎布里奇，并且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离婚以后，我们大多只谈孩子，孩子以外，没有什么话题比我们在 M町认识的六户人家所发生的事情更为我们所关注。每当我访问日本，当我回到家里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和苏珊娜谈论我去看过的家庭，以及那些家庭的成员所发生的事情。

　　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我们访问过的父母们都比我和苏珊娜大几岁。令人悲伤的是，一九五○年代访问的这些家庭的父亲都已经辞世，只有两位母亲 —一位八十多岁，一位九十出头 —依然健在。多数家庭都儿孙满堂，人数远多于全国的平均家庭人口数，即使当时日本的人口出生率比现在的高。土居健郎三年多前去世了，苏珊娜也于二○一二年驾鹤西去。苏珊娜走后几个月，土居八千代和我相逢，回忆起过去五十四年中我们两家的交往，悼念土居和苏珊娜的离世。苏珊娜去世后，她的日本诊所的同事们举办了一场追悼会，我们的三个儿子和五个孙辈中的两位都去日本参加了追悼会。我们在M町的许多朋友们也都参加了追思。

　　一九八八至一九八九年，苏珊娜受富布莱特基金的资助前往日本，此后二十年她每年夏天都会去教授社会工作。此间，她会固定与我们在M町的朋友见面。几年前，苏珊娜决定以她认识了五十年的三位 M町家庭的母亲为题撰写一本书，书名为《转型中的日本家庭：从全职家庭主妇的理想到选择的困境》。书完成不久，她便溘然长逝。

　　傅高义

　　地狱般的入学考试

　　没有什么单个事件—或许除婚姻之外—能够像入学考试那样决定一个年轻人的命运。也没有什么—包括婚姻在内—需要如此长年的规划和艰苦的努力。由于所有的大学、高中以及部分私立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都以入学考试来筛选掉大部分申请者，同时这些考试向所有人开放。

　　1竞争非常激烈。对M町的居民而言，通过考试进入一个好的学校就好像让骆驼穿过针眼那么困难。事实上，为这些考试所做的准备是无穷无尽的。正常的孩子们学得如此艰苦，以至于日本的教育者们谈及日本教育体系时都说这是一个悲剧：他们的教育系统要求孩子们为了考出好成绩，牺牲他们的快乐、牺牲学习的自主性和灵性。这些困难重重的准备过程组成了一个“过关仪式”，一个年轻人必须经历这一过程来证明他具备成为工薪族所必需的能力和耐力。日本人通常把入学考试叫做“試驗地獄”，其字面的意思是“考试地狱”。

　　M町的年轻人之所以甘心忍受这一类的折磨，是因为他一旦成功，就能够加入一家成功的大公司，终生无忧。

　　2要入职一家这样的公司，他必须进入一所好大学，而要进入一所好大学，他必须通过入学考试；要通过大学的入学考试，他得接受好的训练，要得到这种好的训练，他又需要通过优秀高中的入学考试。因此，成功终既不取决于智商，也不取决于学校的成绩记录，更不取决于教师的推荐，而是取决于入学考试。

　　尽管这对于参与者似乎是个悲剧，但考试系统的运作还是自有逻辑。由于公司对年轻人的未来有所承诺，也由于当下日本商界存在的激烈竞争，公司必须仔细地选择有非凡前景与能力的年轻人。大公司招人的数字如此庞大，公司官员的私人社会关系如此复杂，以个人的判断标准作为基础来选择申请者是不可能的。一家公司有如此之多的雇员，如果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喜好，迫使公司选择他喜欢的候选人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如果理解了这一点，就能够理解一个较为普适性的判断标准的价值和便利性。日本社会对哪些大学为出色有高度的共识，因此，这些公司也认为，在选择雇员时，候选者就读的大学和他们的入职考试成绩同样甚至更加重要。由于排他性，不只大学的相对地位，甚至它的生活方式，都日积月累具有相当高的稳定性。一所重点大学里几乎所有的教授都在同一机构获得学术训练，很难想象一个教授从一所重点大学跳槽到另一所。

　　3用人机构会根据大学的声望来选择申请者，使得这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年轻的申请者知道公司青睐哪所大学，会根据这一点选择就读的学校。企业根据高校来选择人才，这一传统因此也得以维系。

　　一家大公司通常只在绝对必要的时候才雇用年龄较大的雇员，即使这样，他们也总是为年轻雇员提供更多的保障和更快的加薪机会。在这里，存在着一种“对公司预期的自我应验”（self-fulfillingaccuracytothecompany’spredictions）。换工作的人往往是投机主义者，较少为公司的利益全心奉献，公司则感到直接接受那些来自大学的雇员是很合理的，这使得工作经验不再与录用标准相关联。

　　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入学考试的影响力如此巨大，想要谋求一份好工作绝不可能是唯一的解释。如前所述，对保障的追求也是原因之一。成年人在人生中经历种种变故，而现在都市里已经家有儿女的父母在年轻时也都曾经历寻找稳定工作的困难，所有这些，都大大加强了寻求安全感的心态。对城市居民来说，在一个大公司工作带来的安全感，有些类似于土地与地方社区的归属感带给农民的安全感—能够提供他所需要的保障。就像是土地被视为家庭代代相传的未来保障那样，在一家大公司工作也提供了长期的保障，保证自己的孩子能够在未来生活中获得合适的位置。

　　现在，日本社会为那些富于冒险精神、有天赋的年轻人提供了很多机会，特别是在一些新的领域，如电器行业、广告行业、娱乐行业和对外贸易等。在这些领域，新的小公司可以提供比大机构更高的薪水，但绝大部分年轻人还是不愿意冒失去保障的风险，但对那些没有通过名牌大学入学考试的人可能就另当别论了。

　　即使一个人愿意进入小公司工作，就读于一所名牌大学还是会使他更容易得到一份理想工作，日后也更容易获得跳槽的机会。

　　4一旦通过一流大学的入学考试，就无需担忧毕业问题，因为进入这所大学本身就意味着成功，除非行为特别恶劣，或是无法完成学业，否则学校通常不会让学生退学。与美国的州立大学一年级新生的高退学率相比，日本的大学中无法完成学业的学生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学生们不会从一所大学转到另一所。事实上，进入某一所大学基本就意味着归属某个群体，它清晰无误地确定了人们的未来流动。

　　尽管名牌大学的学生自然向往任职于好的机构，但实际上他们毕业后进入的公司和政府机构间的阶层地位差异并不显著。与一个人能否就读于一所名牌大学，或是被一所有着良好声望的大型机构所接受相比，在公司里所取得的成就差异空间同样也不明显。在很大程度上，公司里的晋升只取决于进入公司的时间。所有新人都在每一年的同一天进入公司，通过统一的训练科目，在工资、职位等大部分事务上待遇相当。雇员们虽然各司其职，但相对于技术和能力，在决定级别和工资时资历依旧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对于旁观者而言，雇员的地位取决于他何时入职，很少受到公司里岗位差异的影响。

　　有些毕业生来自一般大学，在他们入职大公司或是政府机构之后，与那些就读于名牌大学的毕业生相比，处于不利的地位。虽然有些人觉得校友圈不像战前那么具有影响力了，但老校友青睐自己学弟的情况仍然十分明显。尽管彼此意见不同，性格有异，但就读于某一所特定的大学（有时甚至是大学里特定的一个系），会对彼此更加忠诚，他们有着类似的工作态度，合作时也更为亲密无间。尤其在大的政府机构里，同事的接纳，乃至升迁的速度，都与毕业学校大有关系。

　　本项研究聚焦于年轻男性以及他进入大机构所面临的问题，但对年轻女性来说，同样也有类似的考量，只不过她们的职业目标是婚姻而已。总体而言，年轻女性较少像男孩们那样担忧自己的成绩。一些人甚至会质疑，姑娘们就读于具竞争力的男女合校的大学是否会让她成为一个好妻子。许多女孩不愿意去男女合校的学校就读，在那里她们不得不和男生一样努力以跟上学业。好一些的女校更具吸引力，但进入这些学校也需要参加入学考试。即使在日本的大城市里，婚姻选择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客观条件，而不是单纯地取决于年轻男女之间的浪漫关系，由此就读的学校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甚至比家庭背景这类先赋性因素还重要。实际上，谈到娶了一个来自知名女校的女孩，男方家人都会引以为傲，女方也以毕业于名牌大学的男孩为荣。因此，对女孩来说和男孩们一样，入学考试都至关重要。

　　以M町居民的观点来说，一个人一生的地位不仅先在地取决于他的出身，也取决于他获得第一份工作的时机。对那些渴望成为新中产阶级一员的人来说，向上流动的机会取决于他的青春期后半程。据统计，日本是世界上二十岁前后的青少年自杀率较高的国家之一，在中年段则呈下降趋势。这一数据毫无疑问与年轻人承受的巨大压力有着密切关系，他们必须在人生中的这一短暂时期内找到自己的社会定位。5在大学阶段获得入场券，为自己的未来寻求一个好的开端，无论成败与否，都被视为未来命运已定。因此，即使是具天赋的孩子，也被失败或是对失败的恐惧深深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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