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人生，应该每十年对自己有个小结。
从2005年春到上海工作，至今十年有余了。
这十年，有五次重大的身份转换：第一次，从一个省（市）的人民日报社驻当地的首席记者，转换成了报社直属新闻单位的业务领导。第二次，年满六十岁，从新闻工作者转换成了年老退休者。第三次，被侨资企业聘用，当起了一家大型粮油集团的顾问，又从退休者转成了打工仔。第四次，发挥余热，修编《上海地方志·报业卷》。第五次，回归自我，继续码字。
变化，不可谓不大。唯有变，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生，才有所感，才有了这些文字。这期间虽然各地奔波，琐事众多，但搜集删节后，还有十来万的文字累积。敝帚自珍，就结集出书吧。对自己，是交代；对朋友，是践诺；对旁人，或有助益，也是文字的结缘。
按所写的内容，全书分为三辑：第一辑：家国情怀，写的是对亲友的怀想和生活中的思悟。第二辑：激浊扬清，搜集了这些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与“人民网记者博客”等媒体上的评论文字。第三辑是：风花雪月，可以说是自己的心情笔记。当然，这中间的界限只是相对而言。
书名《海上语丝》，也没有太大的讲究。“海上”，也即上海之谓。自己这些文字在当下信息的急风狂雨之中，不过就如几条雨丝一样。又记得，鲁迅等先辈早年办过文学刊物《语丝》，所载的杂感、随笔、小品都很有影响。用“语丝”一词，以附骥尾。
出书，其实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年轻时在农村插队落户，趁夏夜凉快，生产队隔三岔五就要青壮劳力们挑百多斤重的谷担，去五六里路开外的公社粮站交售“爱国粮”。刚去时，挑不动，常常落单。归来时，有月光还好，明晃晃的看得到路。如是月末或阴天，远处或有飘忽的灯火，这路就只是手电筒前的小小一圈了，只能凭着记忆摸索方向。四周一片浑黑，蛙声倒是喧嚣，这时只好唱歌给自己壮胆，想些开心的事情给自己打气。现在这些结集出版的文字，我觉得，如同当年在黑夜里唱给自己听的歌声，为自己的人生旅途壮胆打气！
集中有篇文字《不可为而为之》这样说：人人都知道，生命终将结束，赤条条来，撒开手去，不带走一丝一毫。然而，生命之花既然开了，就让它恣情怒放吧，就让它千姿百态吧，就让它绚丽多彩吧。
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短暂中保留永恒，在飞逝中定格片刻，在追求中体现价值。这种刀锋上的舞蹈，这种极限中的努力，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吧。
是为序。
范伟国
2016年06月30日
家国情怀
范先生
范先生，我的外公，离世已有30多载了。
我小时候，弄堂里上点年纪的人都叫他“范先生”。我外公从没在学校里教过书，小巷子也不是讲究客套的上流社会。邻居们这样称呼，自然是带着一种尊敬。
想写一写我外公，是我多年的心愿，却因为疏懒，总是没动笔。去年十月起，来过几次北京，因为心情与事务的诸多因素，总没去看看表弟，终于在阳历年底前抽了个空。
细一想，俩人竟也有三四年没见了，真不知在干些什么，一转眼自己都退休了。早几年看过韦君宜的一篇散文，说是早就有个长篇小说的构思，工作时想等退休时写，退休了又忙这忙那的，忙得脑溢血了，写个小文章都很吃力了，最终遗憾离世。
说是表弟，我与他可比亲兄弟还亲。我从小没见过父亲，一直生活在外公家中。他呢，打小离开父母，也到了外公家中。于是，俩人在一个锅里吃了二十余年的饭，你说能不跟亲兄弟一样？
岁末年初，就容易聊到往事。表弟很感慨：知道我家根底的人说，你跟你哥哥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长大，能到现在这样子真不容易！
《浓荫》作者：赵钲
我说，是呀。我单亲抚养，没有父教；你远离父母，缺少亲情，都很容易形成脆弱孤僻的个性脾气，甚至会走向极端。如今，我们各自还有些作为（他是北大教授），这主要是靠了外公啊！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子汉，是他默默教了我们怎么做一个大写的人！
久久沉浸在追忆中，我们眼角都有了些晶莹。也就是这次会面，触动了我写外公的文思。
外公范先生，可谓仪表堂堂。个子挺拔，在当年有1米70多身高，是很有回头率的；双眼大而有神，总是透出几分和善。哪怕是穿一件旧衣衫，也很有点范儿。
其实，他很辛苦。每每他都是家里起得最早的人，天不亮就出去扫巷子了。外公早先在上海做徒工学生意，临解放时百业凋零，他只好回到宁波老家。在老家同样没有工作，就靠扫街来贴补家用。
我记不得这报酬的具体数目了，好像也从来没问过他。
当时学徒工的一个月工钿是人民币13元6角，他扫地大概也就这个数吧。虽然所得极为菲薄，但他扫得十分认真，角角落落的地方都找不到果皮纸屑，卫生先进的小红旗始终插在巷口。现在回想，感慨无限，人要活个精气神，看来外公做到了。
等我们起床时，外公早已扫完巷子回来了，常常挂着满脑门的汗珠。如果在冬天，他已经谢顶的头就会像下面点着火的蒸笼一样热气腾腾。常常累成这样，他自己仍舍不得喝碗豆浆什么的，却必给我俩买来早点。
没钱买蛋糕、粢饭、金团这类价钱贵的糕点，早点也就是一副大饼油条吧。当时不懂体恤老人，也从没问过他吃了没有，往往一把抓来咬在口中，背起书包风也似地上学去了。这大饼哪怕在冬天都是温热的，恐是外公捂在怀里带回来的吧！
三年“天灾人祸”时期（即20世纪60年代头三年），粮站连早稻米（南方种两季稻，早稻米质量差不抵饿。在丰年时，粮站每月会有三五公斤晚稻米的供应配额）都不能保证足额供应了。一人每月的24斤定粮中，记得有四分之一甚至是三分之一是番薯干或番薯粉。
这黑不溜秋的番薯粉散淘淘的，得掺入好多面粉才能捏成团。我家经济条件还算好的，妈妈在邮电局工作，工资稍高些，能买点黑市商品（黑市，就是政府不允许公开买卖的物品，百姓却在私下交易的地方）。这自然也有外公每天的汗马功劳！于是，就从黑市里买些面粉，将番薯粉掺入后做成饼吃。蒸熟后，这饼倒甜丝丝的还有点糯性，年少不知愁滋味，吃一二个还觉得蛮好吃。
麻烦的是番薯干。乡亲们在刨削的时候哪有工夫去皮呀，可能也舍不得去皮（粮食紧张，有皮分量重呀）。天闹灾，这番薯个头也长得小，短短的一根中，两头都是皮还沾着泥，直接去煮还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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