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拉巴尔之书_[匈牙利]艾斯特哈兹·彼得著，余泽民译_9787208145184

　　两名天使开着汽车走街串巷，他们奉上帝之命来到人间，刺耳的鸣笛声惊吓了周围的居民其实他们只为一个叫安娜的女人而来。

　　安娜的丈夫是一位作家，正在写作一部关于捷克文学大师赫拉巴尔的书。他深陷瓶颈，无暇他顾，甚至不知道妻子怀孕了，而且有意放弃这个孩子。安娜是一个美丽的女人，爱好布鲁斯音乐。她爱上了赫拉巴尔在心灵层面上。她把自己的思考、苦闷、幻想和柔情在内心向赫拉巴尔一一倾诉。她的倾诉宁静、深沉、强大。上帝被打动了。

　　为了安抚安娜，上帝决定向查理·派克学习吹萨克斯。

　　上帝能成功吗？

　　导读/ 彼得的布里洛盒子

　　某种程度上讲，匈牙利作家艾斯特哈兹·彼得的《赫拉巴尔之书》也就是美国艺术家安迪·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BrilloBoxes）。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是已逝的美国艺术家，上世纪80 年代来过中国，对现代艺术影响甚巨，艺术圈没有不熟悉他作品的，比如重复排列的玛丽莲·梦露，包括梦露的性感嘴唇，还有最著名的100 个汤罐，192 张1 元的美钞，可口可乐瓶……许多最普通的日常生活用品都曾进入过他的绘画，包括商业肥皂包装盒，成就了他1964 年的作品《布里洛盒子》。布里洛是当时刚发明的一种肥皂，设计包装盒的是另外一个名叫詹姆士·哈维的设计师，但哈维和他的布里洛盒子被遗忘了，而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则一脚踹进了艺术史。此现象引来许多探讨，跟博依斯的《油脂椅》，杜尚臭名昭著的《泉》（他仅仅是把一个小便池搬进了展览）一样。有人说这是再生之美，有人反对，说这是滥用美，也有人客观而论，人的审美情趣被艺术本身改变了但首先是历史、生活氛围的改变，旧制度分崩离析，传统的情趣自然也遭到废黜。文学一样也会弥漫这样的麻烦这还是不是艺术，或文学？为什么看不懂，读不懂？没故事，少情节，只有破碎的议论，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说法，这些反传统、反规则的家伙，究竟要干什么？其实，谁也没有特别地要干什么，新文学运动一来，大家以为胡适干了什么，其实，他也没干什么，用白话酬谢酒宴和用文言报一饭没本质的区别，即使在他本人看来，白话文学远在古文死于汉代之时就开始了，所以他说：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不是这三四年来几个人凭空捏造出来的。朦胧诗盛极一时，也绝非北岛警句格言式的诗篇所为。中国的前卫艺术，也不是谁朝着白宫比比中指，或学学罗伯特·弗兰克的《美国人》就能出来的。今天，如果你走进北京798各种艺术车间，在夸大生硬无灵魂的风格中游荡，你甚至会嗅出上世纪大跃进运动的浮夸之风，文化大革命或改革伊始协会时期的一哄而起，新瓶旧酒，仿佛全从潘多拉盒子里跑出来。大凡一种新的文化适应机制，制约着方方面面，呈现缓慢侵蚀的过程，非一人所为。但有一点是很明显的，那就是改变。改变不独归属艺术的技术层面，也不尽属受众超前的眼光、开放的襟怀，而应该是一种可称为相互邀约的境况。艺术家、小说家邀约观众读者来欣赏赞美他们的新思想、新花招，尽其所能，招蜂引蝶；另一面，受众对时髦也趋之若鹜，深恐落伍，被骂土气，即使活受罪，也点头哈腰地恭维着。这样，双方通过互动，也就免不了陷入斯拉沃热·齐泽克说的互消性（见其《幻想的瘟疫》第三章），也就是互动性的反面，中国当代艺术就是最好的例子。显然，这个游戏刺激而危险。看谁玩得好不好，是否不入窠臼，可能就得看谁更接近有信仰的主体了。但在有人曾预言的三无时代（无道德、无信仰、无文化），我们真的很难办。

　　艾斯特哈兹·彼得的《赫拉巴尔之书》，就这方面而言，我看就比我们许多大名鼎鼎的作家优秀，岂止优秀，几乎是令人难以望其项背因为改变给他带来了自由，而对我们本土许多搞写写画画的人来说，则是玩一把，京畿新语则是忽悠，真正的思考者寥若晨星。艾斯特哈兹·彼得的生活背景是东欧社会，正像他在中文版序言中说的，当时的东欧正酝酿着剧变，冷战时期的政治体制濒临结束，一个新的体制将要开始直到现在我们都不能准确地知道这个新体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所以，他的写作也就免不了要进入卡夫卡、赫拉巴尔、昆德拉、诺曼·马内阿、米洛拉德·帕维奇、斯拉沃热·齐泽克……之列，承担起记忆、观察、阐释的多重责任。难怪彼得要在小说中提醒我们，他是一个住在哈谢克家乡的人，不仅指小说中的赫拉巴尔，也指作家本人，还有更多类似的东欧作家，他们都经历了历史的变幻无常，国家兴衰，传统和时尚，战争与和平，谎言与真相，种族抗衡，两种体制的叠加覆盖，等等。尤其后者，导致双重人格的磨砺，就像好兵帅克的蠢笨、木讷实际上是普通人的闷福必须纳入军官的自作聪明或最高政治的愚蠢体系之中，犹如小说中说的：这样的蠢货竟能一步登天，飞黄腾达。（《好兵帅克》）如此对撞、融合，便酝酿出一种反常化的姿势，帅克、格里高尔·萨姆沙（卡夫卡《变形记》中的人物）、废纸打包工和酒店小厮（博·赫拉巴尔《过于喧嚣的孤独》和《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中的人物）、塔米娜（昆德拉《笑忘录》中的人物）、马太·加夫通（诺曼·马内阿《黑信封》中的人物）、作家和安娜（本小说中的人物）都具有这样的姿势，然后就是广义的文学措辞。不了解这种反常化，也就很难理解艾斯特哈兹·彼得的小说，为什么天使成了凡世的秘密警察，在空中开着苏联的拉达牌轿车，为什么上帝最后要吹萨克斯……以上这些作家，若说有一种遗传，那就是反常化的惯性。关于反常化，俄国作家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一文中有过描述：那种被称为艺术的东西的存在，正是为了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头更成其为石头。艺术的目的是使你对事物的感受如同你所见的那样，而不是如同你所认知的那样；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反常化手法，是复杂化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既然艺术中的领悟过程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它就理应延长；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之创造的方式，而被创造物在艺术中已无足轻重。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反常化也有译成奇异化的，也就是，事物通过认知来感受，就在我们面前，我们也知道这点，但却看不见它，所以它必须从感受的自动化反应中脱离出来，通过反常化的描述（奇异化），让我们真正地认知它。如果，用赫拉巴尔杜撰的术语说，就是捷克语的巴比代尔（Pábitelé）；用昆德拉的话说是力脱思特（Litost）是突然发现我们自身的可悲境况后产生的自我折磨的状态，或晕眩；或许最直接、形象的解释就是中魔或着魔，用我们的口语就是邪了。　

　　下面就让我们看看艾斯特哈兹·彼得是如何使用这种手法描述其中魔者的较之赫拉巴尔使人物中魔的程度来讲，或许应该说是更轻微的中魔。艾斯特哈兹·彼得要更内在些。本书故事情节非常简单：一个作家，正在写关于赫拉巴尔的书，这个作家或许就是艾斯特哈兹·彼得本人，他让自己的妻子成了文学寡妇。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这个怪毛病，我们可以称作神圣的隔断，为了书写，安静，为了脱俗，为了精神层面，为了巨大的混乱小说中的内在秩序，也为了永恒，于是乎，妻子们便成了某种附属物，这就是文学寡妇的含义，而两人当然是从不同角度又都想从他们所崇拜的赫拉巴尔那里获得现实的解释。但从某种角度讲，赫拉巴尔和他的描述一样，却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是看不见的，就像我们旁若无人地大谈卡夫卡，而我们恰恰就正好置身卡夫卡所描述的社群关系中。这样的三角关系，用小说中的话说，就是一个由三角形构成的三角形在凡俗世界里180 度，正好置于着魔的氛围中。现实中，还有更多人邪了，在思维上仍然坚持帕斯卡尔河那边的习惯，自己站在河这边，对立物或臧否之物在那边，殊不知，芦苇掩映之处的河湾却连接两者，这就形成了着魔的空间环境。

　　继续往下读，小说中的丈夫正在写关于赫拉巴尔的书，而怀孕的妻子则悄悄爱上了赫拉巴尔，但都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写什么作为本体之论，摆在了他面前，成为问题，真正的作家（有头脑的那部分人）都有这样的问题（当代那些昂首阔步的小说家除外），而且，进展艰难，跟生活一样，跟政体还不知道是个什么玩意儿一样。至于安娜的爱，既不忠诚，也不强烈，更不过分，所以，跟她丈夫的写作一样，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两者几乎是殊途同归。所以，才站在了同一条地平线上。传统的小说，都会有结果，肯定，迂回，界限，含蓄，深藏不露，漫长的福楼拜！福楼拜这个词出现在小说中绝非偶然，因为他的小说有一种密度但，正像谁说的：理想主义日久就陷于令人难堪的狂妄；写实主义也因为残酷的描写和愤世嫉俗的论调令人憎厌。这两种东西在后现代艺术中，都遭到了讥诮。

　　艾斯特哈兹·彼得的小说也在讥诮这些东西，并寻找一种平衡感，所以，它的小说，跟安迪· 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一样，和几乎所有的后现代艺术品一样，关注表层，甚至有意营造此表层也就是理论家们所谓的无深度性，一反精英们那种理解难度，或许应该说是直截了当，让过去少数人喜欢炫耀的意义，转而为人人都能理解的东西，而且，耳熟能详。他的上帝，又不是圣奥古斯丁的上帝，应该是神话修辞中的上帝。由于小说弥漫着一股中世纪忏悔录的味道，所以，就不能不讨论一下上帝。在小说中，当上帝用对讲机呼喊天使，喜欢女人小腿上的弹力丝袜，并抽高卢牌香烟喝朗姆酒时，便获得了那种无深度性，但作为描述的关系渗透，上帝毕竟是个人物，他又获得了别的深度。人类必须了解可见的统治者和不可见的统治者在干什么两者是否能够对调变身？从结果来看，能够，而且，非常巧妙：上帝只能用自己的语言跟自己讲话，因为没有谁能在上帝之上，如果真有，那么那个人将会成为上帝。但值不值得信任，就是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了。上帝就是秩序的符号，代言者，所以，在东欧动荡不安的岁月中，上帝、天使频繁出现，并不能作为拯救，而更偏向自恋，或作为世俗神话的一部分，既出现在文德斯的《柏林苍穹下》，也出现在卡夫卡、昆德拉、赫拉巴尔的作品中。正像昆德拉说的：在土地上，凡属于上帝的东西也可以属于魔鬼。艾斯特哈兹·彼得的说法是：也可能上帝就是妖怪。所以，秩序在这里，不是古典意义的，而是作为现实事物的状态，包含了无秩序的对立面，也就是艾斯特哈兹·彼得说的时间的断面，在平衡之中。作为一种表述方式，艾斯特哈兹·彼得彰显得比他的前辈更明显，毕竟，上帝和天使都是小说中的人物、符号。关于符号，作者本人在书中有专门的阐述：操纵人民的不是哲学，不是信仰，不是思想，不是智慧体系或经济需求，社会并非据此谋求它在世界上的位置，无论国家，还是个体，并非据此作出推论，并不按照所作出的推论进行设计，或者尝试着设计自己的生活而是领会符号。魔法、闲言碎语和机械套用是它们载负的力量；符号，无论它的外部特征，还是毫无结构可言的内容，都让我突然联想起一个古代原始部落的宗教仪式……所以，符号化下的上帝，是有其明确身份的，就像互联网上，你可以隐姓埋名变成性倒错，或许是新的三位一体爱、痛苦与快乐的阐释者。基督教文化置身于快乐符号之下，上帝是同意的，因为他已开始懂得，世界的完美性在于均衡，而不是完美无瑕，他不具备减轻人类痛苦的能力，否则，就会落入自己的陷阱，因为我们今天的现实不是那样的；天使，也有七情六欲，甚至越轨，堕落，色眯眯地欣赏安娜滚圆的屁股蛋，可不，既然上帝都可以作出决定学吹萨克斯，让这个女人高兴，他们又有什么不能干的呢，更不消说，一大群迷惘的凡人了。正因为这样的前提，所以，我们可以说，艾斯特哈兹·彼得的作品，几乎是一部平面小说，符号学小说，辩证法小说，忏悔录小说，蝴蝶效应小说，足球小说艾斯特哈兹·彼得喜欢踢足球，足球就是踢位置加明星，这里的明星是赫拉巴尔，其他交替出场的人物，都在找位置还有蓝调小说布鲁斯，正像作家自己说的：共产布鲁斯，无产阶级布鲁斯，国家委员会布鲁斯，国家安全局布鲁斯，改革布鲁斯，开放布鲁斯，美金布鲁斯……它既不是扁的，也不是圆的，更不是方的。小说几乎采用了一种东方式的散点透视法，打破一切界限，只要能登上舞台展开戏剧性的观点就行。人物十分符号化，就像赫拉巴尔，也是个符号，跟上帝、天使一样，成为一个单词，成为捷克的幽灵，并通过作家的妻子给他写漫长的信……谁都可能是这个倾诉者，或倾听者，谁都能使用自己的对位法。能称得上情节主干的大概就是这些了，然后，其他的就是小说最常见的穿插，引述，诘问，议论，谈古说今，杂糅了哲学、文学、符号学、音乐、历史、典故、俚语……然后就是旁生枝节比如，安娜和她的小姨，作家和另一个作家，天使和上帝两个行使秘密警察监视任务的天使，其中一个叫裘裘的几乎有些喜欢安娜，等等。

　　这本小说之所以给人十分明显的平面感，主要是作者有意为之，在本来就很稀少的情节之中，又安插了大量的趣味命题，脑筋急转弯，诡论等，与《赫拉巴尔之书》的书名吻合。

　　既然是书，就得表露思想，就得提问，就得有一个接一个的思想包袱和解包袱，抽绎出来的有：上帝的语言是自恋的语言，自恋的语言就是沉默。脏话就是世界语。天使学（天使想要证明混乱）。房间里有多少乳房（类似斯芬克斯之谜）？世界的真相不是文学的真相，但是世界的真理是文学的真理。与其说是爱国精神，不如说是恐惧哺育了我们的历史。赫拉巴尔的意思是不是抓挠？上帝创造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则创造了相对论。……所以，我们不必把它当小说来读，反而可以当作格言集锦来领悟，当作辩论或对话来倾听小说最后有段上帝和赫拉巴尔的对话，借用了卡夫卡和他情人的书信对话，就是作者精心编织的陷阱要把我们拉入一场多声部的对话，迷惘，困惑，也十分自由，什么地方有趣，就从什么地方读起，哪句话有味道或画外音，就把哪句话塞进知识的搜索引擎。巨大的世界风俗画，浓缩在中等规模的小说里，犹如无限空间的永恒寂静打包压进了主人公那套狭小的公寓，我们只能听他们彼此在说什么。难怪作家要那么明显地打开布里洛盒子，表明自己的企图：三流的诱惑不是诱惑。真正的诱惑是一流的。大概当年安迪·沃霍尔、杜尚都是这样的想法。他们想让我们明白，这个诱惑真正的背景是，在符号化的世界上，符号在今天已经丧失了它们的严肃性，进入了一个十分混淆的魔法时代，不是谁可笑不可笑的问题（昆德拉：可笑的笑就是溃败），而是现实的复杂性，是整个人类的滑稽性，所以，大家都曾翘首以盼指引方向的符号世界曾经有过，欧洲、亚洲，甚至我们自己的现实社会，都曾有过，国家，个人，人云亦云，但现在却遭到空前的质疑。就像罗兰·巴特描述的葡萄酒，它可以用作梦想的托词，也可以用作现实的借口。这种可塑性，在文学中，促使任何一个简单的话题，都必须深思熟虑，而这恰恰正是艾斯特哈兹·彼得的特点。记得过去曾有人说过，哲学的一个命题，需要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故事来证明它正像艾斯特哈兹·彼得所言：波兰的故事，斯洛文尼亚的故事，罗马尼亚的故事，鲁塞尼亚的故事……对比一下，我们会发现，艾斯特哈兹·彼得悄然应验了这种说法，他已出版的中译本小说《一个女人》，里面就讲了97 个女人和1 个男人（我）的故事。而这本小说，似乎反其道而行之，或许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赫拉巴尔，或许赫拉巴尔只有一个命题，那就是写什么？围绕这个故事的却是上百个命题，而每个命题，又带来新的故事和一种无限性。除了彻底思考，我们还能怎样呢？但也别忘了，昆德拉的另一个命题：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钟鸣

　　2009 年10 月于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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