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家的诞生(代后记)
这本书里的小说,写作时间跨度很长。最早一篇《晒月亮》写于1998年。当时无处发表,就发表在了网络文学杂志《橄榄树》上,用的是《19年的阴谋》的标题。类似经历的还有《暗示》(原名为《去偷,去抢》)、《补肾》(原名为《我的补肾生活》)。感谢网络,让我发表作品,虽然在当时,在网络上发表作品的只是被称作网络作家,甚至是网络写手,但能让大家看到我的作品,已经十分值得庆幸了。至于是不是作家,是有作品而作家,还是没作品却作家,读者自有评说吧。
从那上溯十八年,我还连发表作品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那时我十七岁,一个大学中文系学生,一次写作课交作业,我交了一篇小说《坟墓》。当时的任课老师孙绍振看了,大为惊异:一个十七岁的孩子,怎么竟写出如此黑暗来?当时他并不认识我,我印象深刻的是,某天一个同学来找我,说孙老师让我去找他。当时孙老师已经因《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而声名大振,在我们心目中简直是只能仰视的大人物。我记得我是忐忑不安地走向他所住的校园内一间简易的房间的。我看到了他在我小说后面密密麻麻写上的几乎一张纸的评语。他拿给我一叠五百格的福建作家协会的稿纸,让我把小说抄正,他要拿去推荐发表。那时候他到哪里都力荐我,后来人们回忆说,我的名字当时几乎成了他的关键词。他甚至说我天生就是一个作家。我顿觉自己的前方打开了一扇通往作家的大门。
但是孙老师的推荐并没有取得成果。我的小说一篇也没有发表出去。其间有些编辑给了修改意见,比如加个光明的尾巴,或者索性把事件背景移到海外。我一口拒绝了,宁可不发表。甚至还斥责对方。当时所以那么狂,一方面是该死的学了些文学理论知识,一方面也因为我年轻,更具体地说,我觉得我耗得起,即使耗他十年,我也不到许多大作家第一次发表作品的年龄。在我看来,十年是很长的。不料一耗却是二十年。
我不知道这二十年里,孙老师是否还坚信我会成为作家,我周围的绝大多数人是不信了,在他们眼里,我只是屡试不第的范进,不合时宜的孔乙己。这二十年,多少人都改做别的行当了,我却仍然写着,即使流落到了国外,也还在做着文学梦,最终不顾一切跑回来写作。现在有人说我有恒心,有毅力,其实哪里是?与其说是毅力,不如说是赖皮劲;与其说是恒心,不如说是无奈我不能再干别的什么。无数次冲锋,溃败,喝点酒,号几声,睡一觉,又好了伤疤忘了疼了,再上。循环往复,如此而已。
其实那时不被接受,也属正常。即使是孙老师,也不是完全被接受的,即使认可他的,也觉得他具有危险性,他很快遭到了批判。我这么一个让具有危险性、必须被批判的孙老师都惊骇的人,更怎么可能被容纳?这种情况直到跨世纪,才有了改变。这当然有着偶然的因素,但是也应该承认,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中国的生态环境变了。
定下这个标题,是想到格里菲斯的《一个国家的诞生》。把它套用在我个人身上,也许大题小作,但是这与其说是我这单个作家的经历,不如说是许多中国当代作家的经历,乃至中国文学新时期以来的某方面历程。
两年前,在一次笔会上见到小说家马原,他惊讶说以为我是七○后的。我想是从我作品里产生的印象吧。早年读舒婷诗:要使血不这样奔流,凭二十四岁的骄傲显然不够。血显然是年轻人的红袖标。但是马原也没有错,这二十多年来,我的风格基本没有改变,现在我这么写,在我十七岁时,就已经这么写了。不同的是,社会包容了。当然包容毕竟还是相对的,我的作品在发表出版时,还必须做处理,我的书稿还总是要在多个出版社间辗转,包括这本书,本来是九篇,现在成了八篇。我被承认的,主要只对应于某些作品,某个方面而言。
这篇后记写还是不写,心中一直彷徨。今天早上,忽然写起来了。写完,打开网络,猛然看到德国汉学家顾彬责难中国文学的报道。他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中国作家没出息。我愣了半晌:我在不在他所说的作家的行列?
在与不在,在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