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奋进：五大师回忆录（精装本）_梁漱溟_9787510852107_湖南知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读者荐购服务

本书所辑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五位国学大师的文章，自述其青少年时代怀乡忆亲、读书做人的经验，行文浅易清晰，内容亲切感人。五位大师出身贫寒，目睹近代中国的激荡与变迁，自觉奋发向上，探索学问，一路走来，成就了非凡的学问和人格，留名于中国文化史。回望大师们的人生轨迹，其青少年时代意志之坚强，读书之勤勉，心怀之宽广，求真之热诚，仍可激励和启发当今青年一代。

我们身边的燃灯者（余世存）

近现代中国在中国史上是较为特殊的，是非常道，用新儒家的观念，这是一段坎陷的历史。中国文化的精神观念、物质成就、人物风范，在现代化极为张扬的参照里，一时黯淡无光，甚至被视为落后、反动保守、糟粕、遗老遗少一类，理想主义、唯物主义、全盘西化、斗争哲学、科学主义、革命精神、拜金拜物教等等盛行。个人、家庭、国家、社会等等文明单位在寻找现代化的过程中迷失了本来面目，发生了很多悲剧、闹剧，这个现代化过程，至今方兴未艾。用新儒家的观念，中国和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都只充当了材料，难以超拔成为形式。用佛家的观念，中国和中国人至今未能修

成正果。

我们由此可知，对某一历史事实，从不同的角度都可以做出相似的解释。尽管有人以为中国人已经很成功，当代中国人幸逢盛世，但佛家、儒家、耶家乃至现代性都未必认可。就像有人一再说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现代化程度已经很高，但从上至下的中国人和家庭仍多以留学海

外、移民为生活的目标。这个东亚大陆上发生的数千年未有之奇变，使个人生命乃至家国社会都跌入黑暗的谷底，无数人在其中挣扎、喧哗、制造热闹，但在有识者看来，这个底部生存，无论多么理想、得意，其实都是一种无明状态。没有真正的光明烛照，一切的努力付出最多也就是漫漫长夜里的摸索，更多是收获了负值，增添了罪苦。这种历史，历史上众多的仁者、贤者都感受到了。《金刚经》里释迦牟尼佛坦承无明时代燃灯佛对他的加持，是故燃灯佛。与我授记。作是言。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圣经》里记载，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他对人在无明中犯下的罪如此感叹，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作的，他们不晓得。而在中国被称为经济文化繁荣的宋代，一个读书人在一个邮亭里写下了很多人的心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我们由此可知，在历史的非常道上，在人生社会的参照上，最为重要的是人格成就，它才是照亮我们生命的灯火。遗憾的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史上，人们多以国家、组织、政治、科技理性、学问、金钱等等为人生的参照灯塔，甚至以政治人物、成功人士为参照。即使宅心仁厚、怀抱理想的人也以为，

如果要推崇人格成就，那也是推崇历史上的圣贤如孔孟等人，现实中的人格完善意义不大。当然，很多人更是视人格如无物，甚至嘲笑它。只有时过境迁，我们才能理解，那些人格的光辉意义。

知识人承认，在当代知识界的沦落中，幸而有一个顾准，为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挽回了颜面。信仰者则说，在传统中国文化的气节难现于当代时，是一些伟大的个体为全民的罪苦承担了救赎。当然，传统中国的人格气象仍在，只是在少数人那里，不为大众甚至一般读书人所知罢了。儒释道的精神在百年中国的革命世纪里涅槃、新生，如新道家的陈撄宁、新佛家的太虚大师以及新儒家的熊十力等人，就是极为重要的文化果实。一般人以为他们迂腐了，属于现代化的边缘者，稍具同情者也以为他们的人生成就陈义过高，跟现实有距离，不比那些在时代洪流中的弄潮儿、奉献者或牺牲者。这其实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因为儒释道精神的现代转化，无论如何，都立足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何处去的忧患传统，这一忧患比一时一地的政治经济忧患更关键更重大，用传统文化的语言，这是一种经学或道统之忧患，是大本大源之忧，本立而道生，源远而流长。正是有这样的误解，一般人才以为道德人格文章不如才子文章，人性人心才会受才学左右，认知才会受时势左右；如此伊于胡底，读书人只读时文，年轻人不接受前辈文章，中学生则是青春文学、偶像作家的粉丝。只有时过境迁，他们才能渐渐告别自己心智的蒙昧无明。

就像今天不少成功人士，告别了他们青春少年喜欢的样板戏、宣传体或文革思维，开始接触佛法、《圣经》等人类文明的经典，开始接触那些以血以生命人格铸就的文章。一句话，一切追求眼前而急功近利的人物文章都将是过眼烟云，如果我们在其中流连忘返，我们的人生就会走很多弯路，甚至收获极

微。只有那些立足于人生社会终极的经典、人物，才是值得我们去勤而行之的。如果我们以为那些经典、人物不够切己，我们当反思，我们是否活在本能的、无明的状态？我们是否是无志、难立的自了汉？用传统或现代的语言，如果我们不参赞那些人物、经典，如果我们对其不以为然而自以为是，我

们当反思，我们是否是与君子对立的小人，是否是与公民对立的市侩子民？

有人以为，成为君子大人，成为公民，只是少数人的事业或使命，大多数人还是要过寻常的日子，只能成为小人、百姓、市民。一如西哲讨论人有自愿做奴隶的自由一样，这其实也是一种无明之见。不仅文明演进在抛弃这种人性的坎陷或自甘堕落，全球化时代，没有人能够自外于环境，以小人之态自立或孤立，环境推动着社会个体日新又新；就是个体自身，在环境的加持里也有着向上跃进的权利和责任。这种文明史的开花结果也为中外大哲注意到了，人们感叹人人皆可为尧舜、满街都是圣人，人们憧憬，人类发展的结果，将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由此可见，人类自身卑下的情操固然可以显明一时一地，但人终究有高远也切身的人生目标。

摆在读者面前的是新儒家诸子的文章，这些文章写作时代相隔半个世纪之久，集中于诸子们的青少年时代生活。我们读他们的文章，亲切是不用说了，最让人感动的是看他们如何看待自己走过的道路。他们以后来成圣成贤的心地回望自己的青春少年，把握到其青少年时代的诸种人生轨迹或线索，对读书生活的回顾，对父亲、母亲等至亲的孺慕，对师友的怀念，对流行思潮的怀疑或消化，都值得我们记取。正是这些线索成就了他们。梁漱溟先生说他对当时社会的感受是，自民国元年以来谬慕释氏，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天竺，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于祖国风教大原，先民德礼之化顾不知留意。熊十力先生年轻时参加了革命党，但在广东，居半年，所感万端，深觉吾党人绝无在身心上作工夫者，如何拨乱反正？吾亦内省三十余年来皆在悠悠忽忽中过活，实未发真心，未有真志，私欲潜伏，多不堪问。因而下决心献身学术。由此可见他们青少年时的反思。牟宗三先生说，东西方文化各有其精彩，西方哲学以知识为中心，中国文化则以生命为中心，遗憾的是，中国的生命学问传统断绝了。而新儒家诸子们反求诸己的努力使

他们接通了中国的生命学问。

东西方文化都认知到，生命种子本来蕴涵一切可能性，生命本来就是一个大宝藏，不假外求。西哲说，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释迦牟尼佛感叹，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慧能大师说，本自具足。问题在于，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人是如何从先天具足的生命一步步走向残缺、污染、病变、形格势禁的后天状态。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救度此身此生。佛子所说，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身？现代科学也证实，比起一切外药来，人身自有大药，人身之药更为切实。潘雨廷先生曾感叹，凡人初出母胎，本来潜备无穷无尽德用，是大宝藏，入此大宝藏而得乾坤衍，不已较龙树入龙窟以得华严为发展乎！合诸西洋文化，哲学基础在自然科学，由天文、地质、物理、化学而生物，由生物而究及生命起

源，莫非在窥此大宝藏，自成立分子生物学以至量子生物学后，其义大显。

因此，现代人需要摆脱自视时的自以为是，视人时的不以为然，这都是一种生命的无明。现代人需要照见自身的大宝藏，这就需要我们能够发现身边的燃灯者，并从他们那里领受生命的光明。新儒家诸子们未必实现了其人生社会和文化的目标，但他们是中国文化优秀的传灯者。他们是学问家，是修行者，是实践家，他们在现代化多难的进程里示范了一种伟岸的士的人格。在传统社会里，士被称为四民之首，我们今天也可以说，士是公民之首，士是一个共同体个体成员所能抵达的人生大成就。《大戴礼记》中借孔子之口定义士，所谓士者，虽不能尽道术，必有所由焉；虽不能尽善尽美，必有所处焉。

我们看新儒家诸子们青少年时代的追求，正是士的体现。而其同时代乃至今天流行的人物，似乎已经真理在握，已经穷尽学问道术。但时过境迁，我们今天明白，现代中国给我们留下的遗产里，新儒家诸子才是为数不多的可礼赞的人物。他们的学问成就如何暂且不论，他们的人生境界是坎陷时代的燃灯，可

以照见我们自身的心性。

原版序（刘述先）

这本集子所选录的是当代新儒家几位代表人物的文章，包括梁漱溟、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四位先生的作品。在这四位先生之中，梁先生是更老一辈的学者，现已年逾九十，一直定居大陆；另外三位先生都在1949 年离开大陆，活跃于港台的学术文化圈，现在只牟先生一人还健在，年约七十岁，唐先生与徐先生则已于近年逝世。当代新儒家思想的兴起是有它的理由的。从清末维新、革命的思想浪潮开始，到五四的反传统，以至于毛泽东的破四旧，现代中国思想的主流莫不是对于传统反动与否定。但传统，尤其是儒家的思想，果真是一无是处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少数有识之士，甘冒时代之大不韪，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之中，重新肯定儒家思想的意义，这决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他们的思想是通过一己的独立思考与实存体证，经历千锤百炼以后提出的成果，或者值得我们好好地反省、咀嚼一番罢！

梁先生的《我的自学小史》恰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自幼生长在一个维新思想、家庭气氛开放自由的环境之中，更令人惊诧的是，他少时竟未背诵过四书五经。他的起点是功利实用的思想，但不到二十岁便认定人生唯是苦而倾向于佛家的出世思想，中间曾经一度实行素食。一直到最后才归向儒家思想，于父亲逝世三年之后才结婚，享受家庭生活的乐趣。他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既不满意印度过分后退出世的思想，也不满意西方过分前进现实的思想，而认定儒家的中庸之道兼顾到两个方面的要求而指点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但他仍嫌中国文化过分早熟，而希望中国能够兼采西方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并能预烛机先，防患于未然，为人类找到一条走向未来的康庄大道。梁先生论传统中国文化，特别标举出情之一字，这是现代西方科学，乃至马列主义所未能照顾到的人生的极重要的一环。甚至经历文革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梁先生始终不曾放弃他自己的根本立场。海外对梁先生的人格最钦佩的地方，

就在他能够坚决不改素行，这显出了一个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风骨，证明儒家的精神在今日还未曾销毁殆尽。牟宗三先生在当代新儒家思想的开展方面有重要的创发。

他在中年著《政道与治道》就明白指出，传统儒家外王之道不足，必须转接上现代西方式的民主，建立法治，才可以解开传统朝廷政治的死结。他在最近演讲更进一步指出，传统士农工商的说法已不适用于现代；一个读书人若不能了解现在复杂的政治经济结构，哪里够资格去领导农工商。他的思想虽仍

肯定在文化的开展上应建立精神的指导原则，但落实下来，却肯定一种文化的多元论，绝对不许与抱残守缺之辈的想法混为一谈。

牟先生在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毕竟在于他对传统儒家内圣之学的义理的疏解，这就是他所谓的生命的学问的中心关注之所在。《心体与性体》的伟构现在已成为中外共认的研究宋明儒思想的经典性的著作。虽然他谦说他所做的乃辩以示之的下层工作，不是圣人怀之的最高境界。但现代人所

需要的正是这种下层的工作。在道统之外，还要建立政统、学统，这才能够扩大自己的传统。牟先生出身农家，早年致力于逻辑架构式的思辨之学。后来受熊十力先生精神的感召，这才转归圣学的途径。他早年也曾想参加实际的改革，后来才专心一志做文化学术的工作。他想做的是吸纳西方哲学思想的主流来充实中国哲学的内涵。在古代、宋明之后，在今日把儒学的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来解决时代所面临的无体、无理、无力的大问题。比较起来，唐先生绝早就表现出他之偏向于思辨学术的性格，他一生工作在学院之内，但一样免不了受到时代浪潮冲击的痕迹。一直到他思想成熟之后，他才讲中国文化之精神价

值。早年他的思想倾向于实在论，也不特别尊孔，在他的思想发展的过程中，有两度转折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他在早年出版《中国哲学思想之比较研究集》，师友交相赞誉，独熊十力先生谓，开始一点即错了。原来唐先生由神无方而易无体一语推断中国哲学是无体法，熊先生极不以为然。后来唐先生再四反省，才发现熊先生是对的。来港后写《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便提出将前书废置。另一是他在1949 年之后，转来香港，与钱穆、张丕介等两位先生创办新亚书院，以为往圣继绝学为己任。徐复观先生则创办《民主评论》，是时唐先生与牟先生论学最相得，他们几支健笔，当中国文化之存亡之秋，大力宣扬中国文化的意义。以后三位先生又和张君劢先生一同发表《文化宣言》，此稿即由唐先生起草，由徐先生修订，而后由四位先生一同签名发表，成为当代新儒家思想之一重要文献。

唐先生早年的文字极富文艺气息。但在概念的清晰性上不如牟先生，但他所表现的融摄的精神则包容文化的不同领域。无怪乎在唐先生逝世之后，牟先生誉唐先生为文化意识之巨人。唐先生要为世界之各种思潮都找到一个地位，而最后归宗于孔子。他论仁心之不容己，突显出温润恻怛之情。所向往的是一理情交融的境界。如果说唐先生的现实生命是一个比较单纯的生命，那么徐先生的便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生命。由他的自述，我们可以看到，他出生于贫穷的农家，以后厕身军旅，又卷入现实政治，一直到后来到台湾，这才转到教育岗位，真正下功夫做学问事业。所以在年龄上徐先生虽比牟唐两位先生略长，在学问上却反而处于一比较后进的地位。

但徐先生是我所见到的少数极聪敏的人之一。他形容运思犹如运用一把刀子一样，只要学会做学问的方法，那么运用到任何范围，处理任何资料，都可以收到丰硕的结果。他的思路自成一特殊的风格，不仅是学术与政治之间，同时也是义理与考据之间，异军突起，独树一帜，自成一家言说。

正由于他在现实上的丰富阅历，往往使他能够看到一般人所看不到的角度。他写《两汉思想史》，特别能够看到在现实政治势力的笼罩之下，像《史记》或《淮南子》一类作品的微言大义。由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徐先生笔锋下的一股抗议精神。而他的笔不只写古代，可说发挥得更为淋漓尽致的乃是他的时论，他的忧时之深。发言之慷慨激烈，不能不令读者为之动容，不愧为一位历史文化的斗士。如果说这部书有什么缺点的话，我不能不指出，这部文选没有选录熊十力先生的作品。牟、唐、徐三位先生都是熊先生的亲炙弟子，于梁先生反而只有间接的关联。而梁先生与熊先生则为诤友，彼此之间有极亲密的关系。好在徐先生有一文谈到有关熊先生的一鳞半爪，已足以令人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熊先生出生贫家，早岁参加革命运动。中间跟欧阳竟无先生学佛。后来撰《新唯识论》，才转归儒家，体证乾元性海。熊先生的系统今天虽没有人追随，但熊先生的精神却贯注在他的弟子身上。他是当代新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泉源，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

这部书最令我激赏的是，选录的是四位先生的活生生的探索学习的过程，所展示的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实存的体证，所以更令人有一种亲切的感觉。我们要了解这几位先生的学术，自必须去读他们的大部头的著作。但只需把握这常惺惺的一念，有生命的奋进的向上心，有对于世界人生的悲情，这已经有它本身的价值，不容加以抹煞。读了这部书乃可以令人了解到，民国初年的科学玄学论战，以及后来在台湾的传统派、现代派的论战，都缺少了一些重要的成分。肯定谈玄，指出科学的不足，不是说科学没有价值，而说明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能不肯定传统的优点，并不是说不承认传统的缺点与限制，或者是阻挡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化必须建筑在传统的基石上才能成功，而我们对传统与现代都要有选择性的智慧去抉择，才不致于落入扶得东来西又倒的悲惨境地。当代新儒家的思想自决不是全无渗漏。虽然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已经有了许多建树，值得我们好好反省咀嚼，但它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流，还有待时日。传统与现代究竟要怎样结合？这中间还有许多严重的困难，不容我们轻忽过去。但有信心，就有前途。我希望读过这部书的人能建立一种使得顽夫廉，懦夫有立志的气概，奋发起自己的生命向前探索，那就不至于空入宝山，无功而回了。

1983 年11 月29 日微恙后于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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