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使芸香万世传
我来深工作已经四年了，工作地点与深圳图书馆仅有一街之隔，却不知道该馆藏有一万一千册明清古籍善本。古籍为蜀中一代哲医张太无教授所藏，其夫人依遗言捐给深圳图书馆。张教授悬壶济世，读书悟道，广求文物古籍，以备文献之需。虽然历经文革的荼毒，藏书损失惨重，但他仍割爱，毅然捐与年轻的深圳。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张太无先生之义举、之德行，许石林先生的《文化天下公道长兴》已备述，是为继往者也，笔者不敢再赞一辞。然则，深圳市应如何善用这些珍贵的文献，使之嘉惠学林，则尝试论之。
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汉、宋学者将文解为典籍、献解为贤人，既要取证于书本记载，又访寻耆旧言论，才能了解过去的历史真相。所以文献是中国文化得以保存发展的重要载体，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非常重视文献的保存与整理。
早在春秋战国两汉，民间藏书也极盛，竟可以补国家中央图书馆的不足，民间对藏书献书也抱有高度的热情。自宋以后，印刷术渐趋发达，宋元刻本极为精审，藏书读书日益为学者所重。晁公武有《郡斋读书记》、卢文弨校刻《抱经堂丛书》等都是热爱藏书进而有益于学术。我们可以说，藏书往往是与读书、校书，提高自身的学养水平，进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分不开的。
因此藏书家也是有高下之分的，洪亮吉在《北江诗话》中评论说：得一书必求其本源，是正得失，是谓考订家。如钱少詹大昕、戴吉士震是也。次则辨其版本，注其错讹，是谓校雠家。如卢学士文弨、翁阁学方纲是也。次则搜采异本，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是谓收藏家。如鄞县范氏之天一阁、钱塘吴氏之瓶花斋、崐山徐氏之传是楼是也。次则第求精本，独嗜宋刻……又次则……宋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见而即识，是谓掠贩家……
以此为准的，张先生之藏书精神确实得古之遗风。藏书之中有清雍正时期果亲王胤（允）礼朱笔点定的武英殿抄本《唐宋元文约选》一部二十四册；有国内仅见的康熙年间殿刻本《全唐诗》一部120册；有果亲王府藏明内刻本三色套印《苏长公(苏轼)集》全集十二册一部；有清初郑亲王吉尔哈朗亲笔题签、大学士查升手书的《内景经》，可称得上补石室金匮之遗亡。
然而，藏书入库已27年，纵可供有识之士查阅之用，但其影响所及之范围，大约也不出鹏城一地。这种情况，笔者窃以为是深违张太无先生之初衷的。所去之书，如有璧归之日，家可分，人可散，书不可离。有力则自专，无益珍藏，亦应将之奉藏于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珍视之；为业肇岐黄，振兴祖国中医学事业，启富华夏而派上用场，张先生一则希望文革中失去之书可以完璧归赵，再则希望所存之书能发挥振兴中医、启富华夏之功用。司马迁作史记时所谓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类此。因此，笔者不揣谫陋，提出几点建议：
一曰编书目，写叙录。组织人力编写深圳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以彰收藏之富美；并附上封面、扉叶、正文为古籍善本提供鉴赏依据。同时择其尤善而希见者撰写叙录，考其源流内容，版本变迁，以备学者按图索骥。
二曰辑善本，惠学林。昔日张元济先生主持商务印书馆时，广购善本，亲自主持辑印《四部丛刊》及其《续编》、《三编》，和《百衲本二十四史》诸种，荟萃精华，学林至今蒙其霑溉。张太无先生之藏书国宝级善本亦复不少，如能影印流传于世，使我们既能睹其真容，又能欣赏书的版式装帧，更能正流行书籍之失，并影印书具有一定收藏价值。
三曰电子化，谨收藏。纸是纤维聚合物，容易受到氧化损毁。以古籍善本之稀见，如损失则不可再见，应该谨慎收藏，勿使毁坏。现在的电子扫描技术已非常成熟，正好可以以电子化手段弥补纸张保存期不长之缺点，而且电子化也可以增加书籍的流通度。如河南图书馆50万本古籍如废纸一般，真叫人痛惜不已。
四曰辑遗言，彰先贤。古人常表彰乡贤，整理遗著，以充实乡邦文献。张太无是为一代哲医，对医道、诗词、学术均有深湛之理解，其著作必有可观之处、而言谈必有惊人之论，也可说其本身就是一部极具价值的大书。他虽然不是鹏城土著，却晚年属意鹏城，以一生珍藏相托。我辈人正应广求其遗著，辑其言行学术，编著成书，一则慰张先生在天之灵，再则谢张公子思父之情，三则富鹏城文献。人物事迹易泯，著作易佚，时不我待！
深圳现正建设文化城市，正好充分利用这丰富的资源，使古籍重光，芸香永传。虽然编述任务艰巨，却正是吾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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