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纪念册》为原《十月》杂志副总编，知名纪实文学作家田珍颖的人物纪实文学自选集。田珍颖精选自己曾经写作发表过的人物纪实文章，重新修订，分类整理，其中不仅包含了费孝通、沈力、资华筠、白峰溪等一些拥有社会知名度的名人，也有对走入人生歧途的犯罪者的采访记录，还有对自己至亲的深情回忆。作者的用心之处更在于，由于部分文章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写成，田珍颖特意在本书成书前，再度回访了每篇文章的人物，介绍他们现在的情况，让每篇文章的生命得以延续。读者值得一读。作者写作态度严谨，在力求真实还原人物面貌的同时，也十分注重散文笔法的运用，将人物写得生动、丰满，充满情感，不仅能让读者更好认识文章中的人物，也能体验到阅读的畅快愉悦。
《人物纪念册》为原《十月》杂志副总编，知名纪实文学作家田珍颖的人物纪实文学自选集。田珍颖精选自己曾经写作发表过的人物纪实文章，重新修订，分类整理，其中不仅包含了费孝通、沈力、资华筠、白峰溪等一些拥有社会知名度的名人，也有对走入人生歧途的犯罪者的采访记录，还有对自己至亲的深情回忆。作者的用心之处更在于，由于部分文章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写成，田珍颖特意在本书成书前，再度回访了每篇文章的人物，介绍他们现在的情况，让每篇文章的生命得以延续。读者值得一读。作者写作态度严谨，在力求真实还原人物面貌的同时，也十分注重散文笔法的运用，将人物写得生动、丰满，充满情感，不仅能让读者更好认识文章中的人物，也能体验到阅读的畅快愉悦
后 记
一位78岁的老人，又非专业写家，想出版一本自己的作品选，这是一个多么难实现的梦！
但，我实现了。让我梦想成真的是作家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袁艺方，因此，我必须把“感谢”二字，写在“后记”的篇首。这是作家出版社第二次为我出书，如同让生命之花绽放一样，这样的扶助，值得永远铭记在心里。
在纪实文学中，我最钟爱人物特写和传记。除了《史记》等不朽著作的感召外，当代前辈的创作实践，是我在纪实文学中偏笔写人物的引导。记得读黄宗英大姐的《小丫扛大旗》时，对写作的懵懵懂懂的意识，就忽然被点化，知道了怎样去写人。
在纪实文学大归属内的报告文学，正是在许多作品中的人物屹立于文学画廊时，才被承认其“蔚为大国”的文学品类。这时，徐迟笔下的陈景润、黄宗英笔下的徐凤翔、柯岩笔下的贝汉廷、理由笔下的华罗庚等，都成了我们学习写纪实人物的教科书，它们榜样般地引导我们将人物写到深处，写到细处。
在这些以纪实手法将人物写到极处的作家中，我最敬佩的是徐迟先生。在当代报告文学的领域中，他除了以《哥德巴赫猜想》久盛文坛外，他的关于人物的报告文学，数量之多、质量之上乘，也是无人可比的。我在他的笔下，看到陈景润、常书鸿、李四光、马思聪，这些人物，如锦绣般精致地站在文学的人物画廊里，让我们品味了徐迟先生那工笔画般的笔法，及作品细密深厚的质地。
徐迟投入写作的状态，尤其令人神往，他那“像演员一样，投入境界”的“没日没夜”的写作实践，让我感到流淌在他血液中的神圣感。他喜爱一位友人的诗句：“去用清风写一首亮节的诗。”徐迟先生多次引用这句诗，来表白他文学的心迹……所有这一切，都影响了我投入写作时清理杂念、干净心境的状态。正是在这种圣洁的引导下，我完成了长篇系列报告文学《罪与悔》和长篇报告文学《风雨人生》，而后在近十年的积累中，于退休后，完成了传记文学《金色生命》。
但是，我的职业是编辑，我的精力的主要投入是发现别人的好作品、推出别人的好作品，造就别人的文学辉煌，这使我不能也不敢放手去写作，而懈怠了编辑工作。于是，我在职业的可能中，多尽力于中短篇纪实文学和小说的写作。在这样时间紧张的写作实践中，我发现了写纪实文学的心灵开掘的畅快，体味了与人的交流的那种心弦的被震动，以及进入写作对象的内心世界后，那种写深写细的笔力流淌的力度。于是，这种有限的写作实践，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当现实世道中的肮脏污秽损害来临时，走入写作对象的精神世界，会让我在人生的阻塞中，寻找到一片可以呼吸空气而不被窒息的天地。
于是，在我的纪实文学与小说虚构的作品对比时，我偏向了前者，而决定将这个出版作品的机会给予纪实文学中的人物特写，并题名为《人物纪念册》，以纪念我在写作他们的有限时间里，所获得的无限有纪念意义的感受。
这本题为《人物纪实册》的选集或许是我今生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但我并无遗憾，因为我已用它纪念了我一生中的一种生命状态。
最后，我要深深感谢帮助我出书的朋友们。
首先是三位著名评论家：阎纲先生、李炳银先生、丁晓原先生。他们积极精选文章，结集成序的“三人论”，为全书支撑起理论的风骨。
我还要感谢杨晓升、曹岩、脚印、温军和他的团队、孙品岩等一群年轻的朋友，他们都有繁忙的工作，却为我承担查询、复印、录入、校对等许多关键性的工作，让这本书的出版，成为可能。
从友谊的支持这一层来说，这些无私而温暖的帮助，使这本书具备了另一种纪念的意义。
纪念永远是郑重、动心而持久的。
田珍颖
2016年初冬 紫芳园
田珍颖，1938年生。祖籍西安。《十月》杂志原副主编。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原副秘书长，现任顾问。创作中短篇小说近二十篇。其中《叶儿飘飘》等译成英、法文，对外传播。多年致力于纪实文学（报告文学、散文）的创作，积二十余篇，以写人物擅长。其中《冬天的记忆》《大墙无阻》等篇，分获老舍散文奖、《光明日报》征文奖、《中国老年》优秀作品奖等多种奖项。出版长篇报告文学《罪与悔》、传记文学《金色生命》等多部。
CONTENTS
序 ：“纪实文学的人物塑造”三人论…001
第一章 怀念篇
对一位远行者的人格描述
——纪念学界前辈费孝通百年诞辰…003
心中的一片阳光
——忆师长…030
秋 思
——忆祖母…043
名人费路路…065
冬天的记忆…083
第二章 锦绣篇
荒原多情
——关于北大荒、大学生和知识价值的探讨…097
第一滴水
——记我国第一个电视播音员沈力…134
明月行
——记女剧作家白峰溪…147
你在百花丛中…163
一位女艺术家的是非短长…171
赵桔创业…186
生命的火
——记一群高擎火炬的人…201
星儿故事
——记女作家陆星儿…219
第三章 低谷篇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233
迷离青春
——青年犯罪研究的一个课题…270
站在悬崖边的弱者
——当代女性犯罪引出的思考…316
大墙无阻
——北京市监狱纪实…363
被扭曲者的歧途…428
后 记…438
第一章 怀念篇
对一位远行者的人格描述
——纪念学界前辈费孝通百年诞辰
引 子
想写费孝通伯伯的心思，早已有之，但却迟迟未敢动笔。
我和费伯伯的女儿宗惠，是中学同学，我们在北京女十二中（原贝满女中）同窗六年，相近相知，又都有过年少时的政治坎坷。但我虽与宗惠相近，对费伯伯却依然敬远。因为他在我心目中太深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其学术光辉，闪耀中外，并著作等身；他也太庞大——除了许多学术头衔外，他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及民盟中央主席等令人仰视的职务，地位十分显赫。
2005年，费伯伯病重住院，我父亲亦已病危，两位老人的病房，楼层相隔，我和宗惠，又常在住院部的电梯里相遇。不久，费伯伯先，我父亲后，辞世于同一年中。那时，人的生命随风飘去的脆弱之象，令我凄痛怆然，长久难以平复。
今年，到了费伯伯百年诞辰之时，我有了提笔的冲动，不是我对他有了精深的研究和了解，而是我想以一个晚辈的心意，书写我对他的景仰，哪怕只写到他一生中的某个片段。
为了阅读的习惯，我在下文中将改称费伯伯为“费孝通”“费先生”或“费老”。
时间的玄机
1957年，时间没有在这里停顿，但它受到了巨大的震荡——这一年，中国的历史上，被重笔写下了四个字——“反右运动”。
在“反右运动”中，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被划为“右派”。
右派，当时的社会认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后来的阶级划分是“地富反坏右”，大知识分子费孝通当时就在此列中。
使他“获罪”的，是他的一篇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发表在1957年3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据说，那一天的《人民日报》成了洛阳纸贵的抢手货。
按下这篇文章的内容不表，先来说说此文写作和发表的背景。这又是需要用时间排列才能说清的：
1956年春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俟问世，举国皆庆。文艺界、知识界人士激情尤甚。当年4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改善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的通知》；随后，国务院成立了专家局，专门研究和处理知识分子问题，费孝通被任命为副局长；他当时另有一个职务是民盟中央常委兼文教部副部长，正是对知识分子工作的部门。于是，1956年下半年，费老远赴西南等地进行社会调查，出门半年，至春节前回京。
时至1957年初春，他将调查结果口头向专家局及民盟中央汇报。一星期后，民盟文教委员会召开座谈会，讨论费孝通的口头汇报，以期全面了解一下知识分子的当前境况。在这个会上，费孝通用了“春寒”二字来形容自己了解到的情况。但稍顿，他即觉这个词“用得还是不妥当”，“没有把知识分子冒出来的积极性托出来”，他觉得当前知识分子所遇到的情况“春意是主要的，加上了个寒字，未免走了拍”。于是，将“春寒”改为“早春”。
民盟的会议上，大家都鼓励费孝通为知识分子说说话，于是，他决定写《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篇文章，并于2月中旬，完成初稿，又反复修改，再经复写若干，送给民盟的朋友们，以听取意见。
此时，一位朋友告诉他：毛泽东批判了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看形势是要收了。劝费孝通不要发表这篇“早春”的文章。但又有人传讯，说不是“收”，而是“放”，连费孝通的老师潘光旦也听说了“放”的信息。犹豫不定时，一位记者说：传达下来了，百家争鸣出了问题。但坚信是“放”的朋友，又纷纷表态，鼓励费孝通把文章送出去。
几经沉浮的心情中，费孝通慎重而认真地将文章修改了一遍，他说：“改写实际是磨角。”修改后的文章被他毅然送交《人民日报》。他知道当天有个最高国务扩大会，据说毛泽东可能讲话。但他当天有接待外宾的任务，也就顾不了什么会议了。
当天晚上，他的老师潘光旦兴冲冲地跑来，说毛的讲话是“放”，不是“收”。于是大家释然。
有一位著名报人，详细地记录了那个会议上毛的讲话。他叫徐铸成，历任《大公报》总编、《文汇报》主笔。在他的回忆录中，记录了当时在北京的政协礼堂，听毛在最高国务扩大会上的讲话录音，很清晰。毛说：国内形势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时代已经过去了，党内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关门主义等还很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早日开始整风，希望党外朋友帮助。徐铸成回忆说：毛主席讲话一向很风趣，如谈到整风时，说，这不再是狂风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个不停的和风细雨。徐回忆，录音中传来的会场气氛愉快轻松，谈笑风生，我们听了也感到兴奋舒畅。（引自《书摘》2010年第6期，原载《徐铸成回忆录（修正版）》，三联书店2010.1出版）
当然，徐铸成后来在上海也被划作右派，只是费孝通是在北京，他们共同经历了那个玄机深藏的时代。
潘光旦先生当晚告诉费孝通的就是这个讲话。潘在北京，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他都会得到这个讲话的真传版，许多人像徐铸成那样“兴奋、舒畅”。第二天一早，费孝通又拿出《早春》的底稿，把文章的后半部重写了一遍，再次送去，直到发表，又经历了两个星期的时间。
这之后，费孝通又到了乡下，开始他重访江村的行程。在江村住了二十多天，对城里之事，全然不知。返城后，于5月18日，写完了他那篇著名的长文《重访江村》。此时，他对时局的变化，并无察觉。乃至于5月31日，他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早春”前后》，以更明朗的态度阐发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中的未尽之处。
查阅当时的资料，我觉得《“早春”前后》的发表，似有两个“诱因”。一是当年4月的杭州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共产党的缺点是没有紧密地团结好知识分子……我们必须改善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又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争取知识分子的方针。”二是周恩来对《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称赞有加，他说：“费孝通先生的一篇文章，把知识分子心灵的一些想法都说出来了。共产党内也有不少能写文章的知识分子，但这样的文章我看是写不出来的，就是有这种想法也是不写的。”
在第一篇《早春》发表后的1个月零3天，即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4日，又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其中明确指出：“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于是，大鸣大放，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北京更是风云之中心。
此时的费孝通，是在去江村的途中，或已住在江村调查。资料显示，他是4月17日离京，24日下乡，5月15日回苏州。这期间，他说在乡下看不到北京的报纸，回到城里（苏州）才补看。
接着，事态的变化，就令人惊悸不已了。先是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下发党内高级干部阅读。但很快，这篇下决心反击右派的文章精神，就随风传开。这篇文章下达的这一天——5月15日，费孝通恰从乡下回到苏州，在以后的时间里，他应当对此有耳闻。但查遍他的文集，看不到他当时对时局的重新估计。只看到5月31日，他仍然在《光明日报》上的重笔直书的《“早春”前后》，他自称：此篇比《人民日报》那篇“更加厉害”。
更令人不解的是，当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先生，其岗位就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但在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气氛下，也会嗅不出一丝寒意，而仍书生意气地向费孝通约稿，并发表了他的《“早春”前后》，从而埋下了两位知识分子同一悲剧的伏笔。
又是时间提醒了人们：《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公布于世，到《事情正在起变化》党内传达之间，仅仅只有18天。在这18天里，“大鸣大放”曾使知识分子们兴奋于其中；而变化之起，却是政治家的谋略。这之间，没有博弈。参与“鸣放”的知识分子们，注定要败下阵来，只是，18天就鸣金收兵，这战略转移之突然，让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皆目瞪口呆。
惊天霹雳在6月8日降临。《人民日报》一篇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下扭转了形势，让毫无防备之心的费孝通们，于措手不及间，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据称，《光明日报》在刊发费孝通的《“早春”前后》之后，不几天，储安平那篇令朝野震惊的“党天下”的发言又公诸天下，回击他的，当然是6月8日那篇《人民日报》的社论。
那些日子里，特别是在发起“整风”，又骤然收住的18天里，每天几乎都发生着“事情”，敏感者早已退避，可费、储等学人却勇往直前地谏言不止。
我们今天看待往日事端，只能感叹时间设下的迷宫，费、储等学者们，行走其中，只顾谈论思想，而无心寻路，于是，他们一起迷路了，乃至掉下了“陷阱”。
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当日下午1时30分，储安平辞去了《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职位，（那时，他上任不过70天）这事，对当时茫然失措的费孝通，其打击是不言而喻的。时间倏然而过，到1966年10月，“文革”风暴已猛于当年“反右”，储安平未留一字而消失踪迹，留给学界的怅然，至今不散。
费孝通在年近九旬时，曾谈及储安平，他称储是“学界先进人物”。他说，储安平“在政治上讲真话，能直言，态度与我相近”。说到储安平被打成右派，已白发两鬓的费孝通神思忧伤，用了“在劫难逃，生不逢时”八个字来怀念老友。
但1957年时的费孝通，是来不及理清自己的思路和身边突发的种种事情的。他绝不会想到，自己从此会沉寂了23年。
翻开《费孝通文集》第七卷，扉页标明，所收文章为“1957—1980”。逐页翻去，只见1957年的文章，止于6月11日所写的《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这与6月8日那篇惊天动地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只错后三天。文中充满了“复杂的心情”，“有时很激动，有时很沉重”。再往后，则是写于1970年2月至1972年9月的22封《干校家书》。再往后，则是到了1976年11月，才有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见之。
时间分秒不差地走了，可是，费孝通却站在1957年的界限上，望着前面不知何处为终点的空白，嗟叹不已！
于是，我们只能将笔触移到距那时30年后的1987年，是年10月，费孝通接受美国教授巴博德的采访，曾追忆了1957年“反右”的状况，这或许是那一段空白中，唯一出自费孝通口述历史的语言文字：
费孝通：我突然被召回北京。
费孝通：1957年，气氛突然改变。我不知道这一变化背后是什么，但是我发觉自己落入陷阱。甚至现在我们也不真正了解那个突然变化的背后是什么？……从那时起我进入了一生中完全不同的一个时期。
费孝通：1959年他们摘掉了我这顶右派帽子……但没有人会出版我写的任何东西。理论上我是恢复了名誉，但实际上我没有改变。这时，我被称作“摘帽右派”，所以事实上我仍是一个“右派分子”。“摘帽右派”成为像我这样人的特殊称号，我们还是被当作“右派分子”对待，被剥夺许多权利……这是阶级斗争。
费孝通：我不再是同一个费孝通。
费孝通：我真的混乱了……我真的相信自己要改造。
费孝通：我的思想很混乱。我在这些共产党人身上看到的力量简直压倒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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