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书屋随笔_王幅明_9787534771323_湖南知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读者荐购服务

《天堂书屋随笔》，为学人出版家王幅明的随笔集。本书分六辑。第一辑“似兰斯馨”，为散文诗专辑。部分文章来自《文学报?散文诗研究》的“名家印象”专栏。文章评述中国散文诗的历史及现状，以及为散文诗发展作出贡献的名家、新秀。第二辑“读书与读人”，品书，品古今文人风采。第三辑“忆与履”，是作者自传性的回忆与两岸纪游。第四辑“编者悟语”，作者30余年编辑生涯中的经验与感悟。第五辑“与电影相遇”，是一组言简意赅的影评。第六辑“答友人问”，有关散文诗与书法的专访。附录收入多篇评介作者经历的文字及作者出版生涯及文学、书法活动年表。百余幅珍贵图片，包括作者多幅书法作品，成为全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丰富了书的历史感和信息量。

王幅明先生是我尊敬的长者，我对他的尊敬起初缘于父辈的情谊，他由于长期担任编辑、主编、社长，便经常在各种与文学有关的场所能够与之相见，却从未深谈，倒应了“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古语，而读了这部约我作序的“大部头”之后，我对他的尊敬更深一层，好像是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长谈，孤陋寡闻的我，刚刚从他自己的书中得知他的书屋之名，敢用“天堂”二字，是我难以想象的，但又在意料之中，想想：一个爱书嗜书如命的人，每天从编书做书的场所回来，到了家中仍辗转于两间书屋万卷书册之间，开始读书著书，这种日子，对于爱读书的人，不是天堂又是什么呢? 这个世上，因有太多的选择，所以即便是选择了的人，其心也会有太多的分裂，比如，做书的人，不一定爱书，爱书的人，不一定爱读书，而爱读书的人，不一定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人。也许我说的有点曲折，但深想一想，是这么回事。这个世上，真正的读书人是不多的，我指的是将书作为个人生命一生伴侣的人，是将书作为真诚对话的朋友的人，是将书看作是精神成长的导师的人，而同时，又是将书看作教一己辨善恶黑白而成为一个有爱憎心的人。这个读书人，可遇而不可求。正如书之问世，难道它不渴求一个真正知晓它全部精髓的知音?人说，书，亦师亦友。书也是人，书之于人，当然同理同心。
《天堂书屋随笔》这部书中的《读书人的盛宴》，是为自1995年设立的“世界读书日”所写，巧合的是王幅明的儿子的生日也是4月23日，这篇文章虽然短小，却以一个读书人的角度，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如1564年4月23日，莎士比亚出生，而1616年同天，塞万提斯去世；如以2005年与1999年相比，中国国民阅读率下降11．7％；如电子三屏(手机、电脑、电视)对于纸质书籍的读者分流；更精要的是，作者竟考证出了1200年4月23日，朱熹逝世，而1794年同月同日，魏源出生。我想，如若不是一个爱读书爱历史的读书人，是无法将笔触伸向如此远的中西历史的。
王幅明先生之读史，当然有对于司马迁的尊崇，他的《(史记)：前无古人，后唤来者》可以自证；而我更感念于他读史的方法，以《千年春蚕丝未尽》为例，他写李商隐，是以一个21世纪的读书人的身份，走进以李商隐墓园为中心开辟的纪念公园，他追溯李商隐之从河南沁阳迁至郑州荥阳的经历，试图于诗文中求迹一位诗人的心律，而接续中原先贤文化的血脉。其中，作为中原后人，王幅明先生对李商隐的解读也是独特的，他说， “过去的历史学家和李诗评论家中，有不少人认为李商隐是牛党或是李党。其实，李商隐决无意参加任何一党。他是一个具有嶙峋风骨、从来不肯屈身辱志的人，因此他不屑于攀附任何政治集团。也正因为他能超越于党争之外，所以他的政治态度比较公正，政治诗的观点也确乎超出于集团私利之争。他比较能放眼四顾，为日薄西山的唐帝国而忧愁，为长安西郊农村的‘十室无一存’而愤切”。
这种观点，一方面源于王幅明先生对于李商隐才华的深爱，同时也源于对于一位历史中人的认真求证而不人云亦云的态度。这种态度亦表现在对于诗人的《锦瑟》诗之解读：“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自宋至今，情诗说，咏瑟说，悼亡说，自伤说，诗序说，陈情令狐说，情场忏悔说，党争寄托说，无可解说，内心体验同构说，言说纷繁，各有其理。连王渔洋也曾感叹“一篇锦瑟解人难”作为李商隐绝笔诗之一，作为义山诗的压卷之作，王幅明先生采取的是严谨的言说态度，他不给出一己一定的解释，不给出解释正是由于有多种解说的可能性，这是诗的丰富与多义造就的，同时也是对诗人一生遭际与情怀的深切敬重。
又譬如《五百年来无此君》，对于书家王铎，王幅明先生采用的仍是走读的方式，王铎，身为明清二臣，颇受史家争议，但其书法却深得同是书法家的作者喜爱，作者一路奔赴其故里，寻拜其故居，在孟津，在会盟镇，在再芝园，行走同时也留下其思索的印迹，他的思索，不切断历史，却有自我独见，他写道：“影响了中国政治生活达2000年之久的儒家行为规范，不再是人们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尺度。皇帝的诏书，不再是评价王铎的唯一定论。”由此出发，他深入到这位书家生活的最具体地点，开始了他所独有的一节历史的勘探，孟津，我十多年前走读黄河时去过，确如作者所言，“孟津”二字因夏禹治水，自三门峡至此建立第一个渡口而得名。“孟”在古语中意指第一，“津”为渡口。“这个渡口到今天已销声匿迹。一个巨大的水利工程取代了它。它的上游不远处，在一个名为‘小浪底’的地方，建起了一座令世人瞩目的大坝，截住了滔滔奔流的黄河水。会盟镇称得上是一个历史名镇，历史上曾是孟津的县城。相传武王伐纣时在这里与各路诸侯会盟和渡河，故有此名。从郑州去小浪底观光，必经会盟镇。”王铎故居，由于历史变迁和战争纷扰，大多房屋已毁于战火。少数保存下来的房子，做过人民公社的办公大院。用作公社会议室的一间，是王家的宗祖祠堂，四周墙壁上镶嵌着90块王铎手书的汉白玉碑刻——这便是书法界熟知的“拟山园”碑帖。正因为它作为公社会议室的独特地位，“文化大革命”才免遭破坏，得以保存。作者从实地田野考察出发，而不仅从书家角度，亦从“孟津诗派”角度勘察王铎才华，将一个生于1592年(明神宗万历二十年)的有着文化传统的农民的后代形象，细腻地勾画了出来。说实话，我是非常认同这样的写法的，人文地理，人因地而实，地因人而活，作者的这种实地对话的功夫，是一种对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文化的传承，同时，也呈现出一种在空间中定位时间而与历史对话的田野方法。这篇文字中，作者引用书家马世晓评论王铎的句子： “天马行空，惯从万汇收元气；玄机运理，自能一心穷大观。”而这个评价，用于王幅明先生自己的写作方法的评价，亦未尝不可。
由于王幅明先生长期而深入地致力于中国散文诗的研究，其书中对于中国散文诗家或中国作家的重要散文诗作品都有专论，如对于鲁迅《野草》，对于艾青、柯蓝、郭风、耿林莽、李耕、许淇、彭燕郊、王尔碑等，不一例举。值得关注的是他的《寂寞而又美丽的九十年》一文，此文是为(《中国散文诗90年(1918～2007)》一书作序的文章，然可以视作一篇对20世纪至21世纪近百年散文诗生成与发展的研究论文来读。全文回顾了1918年1月《新青年》第四卷第l期发表的沈尹默的《月夜》《鸽子》《人力车夫》，视之为最早的散文诗，而对1919年鲁迅先生以“神飞”笔名发表的《自言自语》《寸铁》《火的冰》《古城》等也做了梳理，直至1924年鲁迅写作的《野草》在1927年由北新书局出版，被视之为散文诗的杰出代表，文体上的自觉与独创，在对其中的《秋夜》《过客》《墓碑文》《这样的战士》的分析中，可见功底。
此后是20年代、30年代、50年代，直到新时期。他的分析视野还涉及台湾、香港等地作家的散文诗作品，可以看作是对近百年散文诗体裁的这个“混血儿”的梳理探究，其中不乏研判之新见。王幅明先生对散文诗可谓情有独钟，在他的多篇文章中，他都积极呼吁散文诗应该纳入国家级文学大奖，散文诗的发展历史与成就，便可成为例证。这种经年的呼吁真诚而热忱，也的确得到了回应，国家级文学大奖鲁迅文学奖已将散文诗纳入评奖范畴，并给予了极大的重视。
在王幅明先生的编、读、写组成的生活里，这样的“力荐”实例是很多的，譬如他任河南文艺出版社社长期间，便慧眼视英雄地出版了孙皓晖先生的力作《大秦帝国》，这部作品之于中华文明的见地以及作为文学作品的文化贡献，或可随日月之增而渐渐呈现，而起初的“识英雄者”，则应为我们所牢记。作为《大秦帝国》的出版人，与之相关的评论他本人就写有三篇之多，如《感受大秦之魂》等，悉数选人此书。他视这部大书的出版，为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究其原因，在于他对这部著作非同一般的认识，正如其文中所写，“中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文明统一体。这是大秦留给中华民族的最宝贵的精神遗产”。而孙皓晖写秦，在这一点上两位读书人的共鸣与默契，值得研读。王幅明还在文章里引用了国学大师钱穆的重要观点，“秦人统一，此期间有极关重要者四事：一、为中国版图之确定。二、为中国民族之抟成。三、为中国政治制度之创建。四、为中国学术思想之奠定”。他以为，此四事，牢牢构建了中国文明之根。那么，对于这部中华文明之根的寻探之作，出版者的热情是可以想见的。因为它深深植根于读书人的认知。2008年，河南文艺出版社取得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获省级及省级以上奖共计20余项，其中省“五个一工程”图书奖13项，省优秀图书奖5项，全国畅销书奖3项，中国最美的书1项，版权输出2项。
这样骄人的成绩单并不是偶然的。王幅明先生的心思不在功名功利，所以他能做出读书人本应做出的事，这些事，在他，也是本性而为，有着率真的取向，正如他的《天堂》一文中讲，“腾格尔有一首颇为流行的歌，名为‘天堂’。那是蒙古族歌手对幸福生活的憧憬。也许，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天堂。你若问我，你的天堂是什么，不怕你笑话，奢望不高，只是一问宽畅的书房”。
王幅明先生的“天堂”从几个书箱开始，到书柜，再到书房，再到两间书房，他的购书也从几百册至万册之多，这个读书人，无论是在柏林还是在台湾，无论是在都市还是在小城，大小书店都留下了他读书选书的身影。作为一位写作者，我也经年留恋于各个城市的书店，去年在冰岛，跑到拉克斯内斯故居，我一口气买了他的译为英文的许多作品，揣着一包书，冒着蒙蒙秋雨走在四围是山、人迹寂寥的雷克雅未克城郊，那时心里就像揣着一座暖暖的火山一样。所以，我理解王幅明先生的心情。是呵，夫复何求，读书人的答案，恰恰是最简单的，但是为了这个“天堂”的造就，又有多少的读书人编书人在用生命做着“最不简单”的工作!王幅明先生已从社长职务卸任，他真正地回归到了自己读书的“天堂”，在其《出版人与读书》一文中，他仍然念叨后来者，“作为出版人，梦寐以求的事情，莫过于一生出一部或多部，能够被读者争相阅读的，能够帮助、提升、照亮他们的好书。这是出版人的天职和追求”。他也深知，“谈何容易?可能一部有价值的书稿被你轻而易举地一退了之。或者，你与作者的见解根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他不屑于让你做他的责编。原因何在?你读书太少，不知道此一领域的代表作有哪些。书稿有无价值和已经达到的高度，你没有能力作出判断”。所以， “要想完成在出版领域的文化担当，读书是无法逃避的基本功。出版人比任何人都更加需要读书”。这是他的职责所在，而我在欣赏他恪守职责的同时，更为热爱的是这样的句子，“有人说，有一种人，读书对他们像空气一样重要，而我们便是这种人中的一群”。
我想，这种空气，是清新的，凛冽的，温煦的，也是我们每天不可或缺的。与王幅明先生一样，我庆幸，我属于这个被称为读书人的群体中的一个。
2014年4月7日北京

除去国无宁日、连年征战、社会混乱的环境因素，理论上的滞后也是散文诗“低落”的不容忽视的原因。20年代初，西谛、滕固、郭沫若等人的文章应该说已为散文诗作了正名，但这样的理论并未深人人心，也未能联系当时的作品给予剖析和指导，加之复古派和格律派的鼓吹，无形中对散文诗的健康发展起到一定程度的阻碍作用。自白话新诗和散文诗诞生之后，复古派的攻击就没有停止过，他们坚决不赞成诗歌废韵，坚持“无韵不成诗’’的信条。郑振铎主持的《文学旬刊》关于散文诗的讨论，实质上是文学研究会同人对复古派的一场论战。郑振铎指出，诗的要素是由情绪、想象、思想、形式四个方面构成的，“诗之所以为诗，与形式的韵毫无关系”(《论散文诗》)。王平陵也认为：“由韵文诗而进为散文诗，是诗体的解放，也就是诗学的进化，在中国墟墓似的文学界，正是很可喜的一回事。”(《读了<论散文诗>以后》)他们的论述是对复古派的有力批驳。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新月诗派，其核心人物徐志摩也写过很好的散文诗，也是散文诗的支持者，但在20年代后期，该诗派的格律派占了上风，散文诗成了他们攻击的重要对象。朱湘的言论是典型的一例。他说：“节奏是散文诗的灵魂，我们中国的文字既没有多音字、读音的抑扬、文法的变化以创造节奏，便势不得不求救于双声叠韵同字句段落的排比；双声叠韵同字句段落的排比这两种工具的可能性是极有限的，偶尔作几回，未尝没有一点新鲜的色彩，但是一作多了，单调的毛病也就随之出现了。”(《评徐君志摩的诗》，1937年，载《中书集》)他断言散文诗在中国文学里最多是个附庸。他的论断是武断的，怀有偏见的。鉴于朱湘是一位有影响的诗人，他的评论在当时产生了明显的负面效果。加之当时一些新诗、散文诗作者确有肤浅和粗制滥造之作存在，客观上给他的谬论提供了口实。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前期，格律诗曾是诗坛的主要趋向。而早年曾写出成功散文诗作品《毒药》《婴儿》《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势的徐志摩，也从此息鼓，改写新格律体。过分地格律化，导致了新诗的形式主义倾向。也有新月派诗人对此不满而冲出藩篱的，于赓虞便是其中一位。于赓虞坚持散文诗创作，先后出版风格迥异的《魔鬼的舞蹈》和《孤灵》两部散文诗集。他对散文诗的见解包含在诗集《世纪的脸》的序言中，是中国散文诗早期的一份重要理论文献。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血与火的年代。中国人民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中。肩负历史使命的散文诗作家没有停止创作。虽然环境恶劣，他们还是留下了深深打上时代烙印的一批散文诗佳作。代表作有丽尼的《黄昏之献》《鹰之歌》，何其芳的《画梦录》，王统照的《青纱帐》，陆蠡的《海星》，田一文的《向天野》《跫音》，方敬的《雨景》，陈敬容的《星雨集》，刘北汜的《曙前》，莫洛的《生命树》，唐瞍的《落帆集》，彭燕郊的《浪子》等。
但是，与20年代比，作为一种文体的发展，它的确进入了低落期。纯粹意义上的散文诗集很少，大多是散文小品与散文诗的合集坪论几乎是空白。
新中国成立，万木复苏，全国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沉寂了多年的散文诗也开始复苏。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政策的感召，一批作家开始用散文诗的形式反映新生活，引起读者的关注和喜爱，影响最大的是柯蓝的《早霞短笛》和郭风的《叶笛集》。
和40年代散文诗的抨击黑暗向往光明的主题明显不同，50年代散文诗的基调是明朗的，充满着对新生活的歌颂。虽然都是笛声，吹奏者的审美趣味不同，带给人的审美感受也迥然有别。柯蓝的笛声刚健清新，有一种阳刚之美，给人以启迪和陶冶；郭风的笛声悠长而飘逸，有阴柔之美的精魂，让人尽享大自然的温馨。《早霞短笛》在两年内重印3次，《叶笛集》于1962年修订重版，其中《叶笛》一章选入一些大专院校的补充教材，这些都可说明它们存当时形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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