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故旧录——编辑忆旧续集_赵家璧著_9787101061277_湖南知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读者荐购服务

　　《编辑忆旧》的续集。作者在《文坛故旧录:编辑忆旧续集》中继续追忆了与蔡元培、鲁迅、茅盾、叶圣陶、巴金、胡愈之、夏衍、葛琴、罗洪、徐梵澄等师友的交往，尤其是以大量笔墨细致地讲述了与老舍、靳以、郁达夫这三位现代作家之间的情谊，勾绘出《四世同堂》、《闲书》、《总退却》、《尼采自传》、《新中国版画集》、《美国文学丛书》、《中国新文学大系》日译本等图书出版背后的种种细节。

　　鲁迅印象记

　　我有幸认识鲁迅先生是在一九三二年秋，当时我刚从大学毕业，在以出版画报、画册为专业的良友图书公司当编辑。总经理伍联德委托我专管文艺书，他打算在这一领域开辟一个新局面，这正符合我想干一番事业的志愿。正巧创造社老将、左联重要成员郑伯奇，为了躲避敌人耳目，改名君平，来编辑《电影画报》。从此，我在他的教育和帮助下开始懂得了一点革命的道理，产生了要多出有益于革命的文艺书的想法。我最先计划编一套《良友文学丛书》，不但要在外形上独创一格；而且在内容上要找第一流作家执笔。谁来带个头呢？自然想到大名鼎鼎的鲁迅。九月初，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由伯奇陪我去内山书店谒见鲁迅。

　　文坛上当时流行一种说法，把鲁迅说成是严峻、怪僻、不易接近的老人，所以那天去看望他，虽怀有崇敬之情，还不免心存畏惧。当我们在内山的会客室一起坐下时，我的紧张情绪才松弛下来。其实，伯奇早把良友公司和我的情况向鲁迅介绍了。当我恳求他为丛书写稿时，他就亲切地问我为什么对文艺编辑工作发生了兴趣。接着他谈了他自己过去办未名社、朝花社等几个出版社的甘苦经历，最后说：“这是对今天的社会极为需要的事业，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其中也大有学问啊！”那天谈话的结果，鲁迅慷慨地给了我两部翻译苏联短篇集。临别时，他风趣地对我说：“你要回去向老板说清楚，出鲁迅的书是要准备有人来找他麻烦的。”果然不出所料，因为我们还在另一套《一角丛书》里连续出了丁玲、周起应（周扬）、钱杏邮（阿英）、沈端先（夏衍）等的作品，白色恐怖的魔掌也伸到良友头上来了。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我们的门市部大玻璃被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特务用大铁锤击破，还以良友公司为例，向同业散发了恐吓信。不久，文化特务姓汤的，以卖稿为名敲去了大洋二百元。当我把后一件事告诉鲁迅时，他一方面安慰我，鼓励我不要害怕，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切勿莽撞硬拼，并经常赠书给我，予以精神上的鼓励；另一方面，他把上述两件事都写进了文章中去，揭露了反动派的丑恶嘴脸，起了“立此存照”的作用。直到今天，读者还可以从《中国文坛的鬼魅》和《准风月谈?后记》中，看到这两件小小的史迹。

　　鲁迅对左翼青年作家，关心他们的创作，为他们修改文稿，有的为之作序，有的介绍出版。我就从鲁迅手中接受出版过好几部青年作者的文稿。鲁迅还关心左翼青年作家的生活，其中对丁玲的事，给我印象最深。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丁玲被捕，鲁迅通过郑伯奇，要我把丁玲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母亲》立即出版，并且要在《申报》上大登广告，作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种斗争方式。丁玲被幽禁于南京期间，该书大受读者欢迎。年底结账，作者应得版税为数可观，但作者湖南常德家乡来信要求领取版税者不止一人，会计科颇感为难。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鲁迅有事来良友公司看我，我顺便把此事请教他。他回去替我们打听到了丁玲母亲蒋慕唐老太太的确切地址，写信给我说：“如来信地址，与此无异，那就不是别人假冒的。但又闻她的周围，穷本家甚多，款项一到，顷刻即被分尽，所以最好是先寄一百来元，待回信到后，再行续寄为妥也。”当时丁玲的老母幼儿住在常德，生活极为困难，鲁迅对她们亲切的关怀，周到的设想，多么感人啊！无怪一九七九年冬我在北京参加四届文代会期问去医院看望丁玲，第一次把这件发生在四十余年前的旧事告诉她时，她久久地说不出话来，然后嘘了一口气，轻轻地自语着：“对这些事，我过去一点都不知道啊！”说话时，眼里满含着晶莹的泪花。

　　鲁迅重视文艺读物的教育作用，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效果。当时旧连环图画这一普及形式，内容大都宣传封建迷信、神怪武侠之类；有一种极左论调，认为“旧瓶不能装新酒”，必须探求一种新形式的大众文艺读物。鲁迅不同意这一看法，主张这一文艺形式是值得利用，“加以导引”而逐步改造的。他除了支持良友公司出版麦绥莱勒作《木刻连环图画故事》外，一九三四年夏，曾指示我设法打进旧连环图画出版商的圈子，找一两位有进步要求的旧连环画画家，由我们供应新内容的文字脚本，以便“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可惜限于当时的社会条件，我经过两次尝试，一事无成。我把失败经过告诉鲁迅时，他劝我不要再去找那些专出旧连环图画的“霸头”了。他开玩笑似的对我说：“你再去的话，可能把你痛打一顿。”接着他对我说：“这条路，今天走不通，将来总会有人走过来的！”这次任务虽未完成，对我教育意义也还是很大的。

　　一九三六年四月七日，鲁迅来良友编辑部为《苏联版画集》选画。在我那只有十多个平方米的编辑室里，他坐在我的写字椅上，把入选的放在左边，不要的放在右边。等他工作完毕，已近下班时分。我请他休息一下，他站起身，伸了一下腰，频频地用手帕拭去额上的汗水，接连咳嗽起来，我才发觉这个下午把他老人家累坏了。这一天，为了介绍十月革命的辉煌业绩抱病选画的情景，一直铭刻在我的记忆中，因为这是他最后一次来良友，也是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此后他就病倒了。鲁迅曾答应为画集写序，但到六月中，他已病得连每天必写的日记都停了，美国医生发现他的肺病已进入最后期。就在这个时候，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他竟在六月二十三日的病榻上，口授序文四段，由许广平代笔书写。序文中说：“参加选画是做到了，但后来却生了病，缠绵月余，什么事也不能做。”最后说：“要请读者见恕的是，我竟偏在这时候生病，不能写出一点新东西来。”我们可以想象他虽在大病之中，天天发高烧，还念念不忘于这部版画集的出版。鲁迅把出版工作看作是崇高的革命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虽然经受着重病的折磨，还要在病榻上如约地写出新序，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八月初，病情略有好转，鲁迅又为老朋友曹靖华编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的出版热心起来了。经过函商，八月底，我们接受出版。鲁迅又忘我地为住在北平的译者代为编选、设计插图，并写信告诉我，因为译者“学校已开课，他教的是新项目，一定忙于预备”，所以要我把清样送鲁迅校阅，他还要为此书写一篇序文。他处处想到的是别人，唯独没有想到他自己。九月五日，他觉得自己的病可能不起，写下了那篇立下七条遗嘱的《死》。九月七日，我复他信中曾答应过一个月内可把清样送校，但到十月十二日，译稿清样尚未寄去。鲁迅等得不耐烦了，写了一封简信给我。信中说：“靖华所译小说，曾记先生前函，谓须乘暑中排完，但今中秋已过，尚无校稿见示。不知公司是否确已付排，或是否确欲出版，希便中示及为荷。”这最后几句话，带有质问的意味，老人家第一次对我生气了。在鲁迅给我的四十九封来信中，这样的话是极为少见的。我虽然立即向排字房讲妥，十五日去信表示歉意，并保证二十日送校。不料十九日晨，鲁迅先生遽然长逝，终于来不及看到这份清样，这已成为我生平最大的遗憾了。

　　从第一次见到鲁迅那天起，他给我的印象，就和当时外界传说的完全两样。经过四年多时间通信和见面的接触，我越来越觉得他是一位可敬可爱的老人，有说，有笑，偶尔也对我生气。对文学青年，鼓励、帮助，指出努力的方向。鲁迅对文艺编辑出版工作的热爱和重视，随处表现的认真负责的态度，始终鼓舞着我。在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的日子里，追叙以上几件给我印象最深的事，表达我对鲁迅先生的崇敬、感谢和纪念。

　　1981.9.1

　　鲁迅书简“完璧”归赵

　　一九三二年离开大学正式开始我的文学编辑生涯后，鲁迅先生一共写给我四十九封信，最后一封是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二日发出的，离他逝世之日仅七天。现在查对《鲁迅日记》所载，被我不慎丢了三封，仅存四十六封。抗战爆发，接着“孤岛”沦陷，我在工作的良友复兴图书公司遭日寇查封。离沪去桂林前，曾把这批书信放人中国银行保管库中，得以安然无恙。

　　一九四五年年底，抗战胜利，从重庆回沪，暂住愚园路俭德坊旧寓。次年三月间，老舍和曹禺受美国国务院邀请去美讲学，途经上海，我在寓所为两位老友设宴饯行。应邀作陪者有郑振铎、许广平、靳以、巴金、凤子和赵清阁等。那天除了为出国的两位朋友祝酒，祝愿他们旅途愉快外，我们这些不久之前才先后分别从重庆回来的人，对“孤岛”时期坚守岗位备受日寇迫害或威胁的许广平和郑振铎两位深表敬意，都希望听听沦陷期间文艺界的情况，和他们目前的编写工作。许广平就谈到这几年，她向各方友好搜集到的鲁迅书信已达八百余封，正在排校中。她说，鲁迅逝世后，她曾把六十九封交吴朗西，于一九三七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用大开本宣纸影印出版，颇得好评。以后曾计划把已搜集到的全部影印成集，由蔡元培介绍，已征得商务印书馆的同意，不料抗战爆发，影印之举完全落了空。一九三八年编印《鲁迅全集》时，未把书信部分列入，还是为了将来不影响书简手迹影印本的销路。现在一搁十年，只能赶在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前，先出版一部铅印本了。席间，她向在座者呼吁，希望大家支援，如手头还有，时间虽极紧迫，还赶得及的。

　　郑振铎听了就指着我说：“鲁迅先生曾有许多信给你，你是否带到内地去了？”靳以还记得《文季月刊》出版纪念鲁迅逝世专号时，他曾向我借用一封作为插图，因此也敦促我成全这件好事。我当然乐意这样做，但信件都不藏在家中。许广平听我说到总数约有五十封左右，她高兴得眉飞色舞，马上与我约定去霞飞坊交信的日期。当时大家谈起鲁迅先生所用的信笺，三十年代，才大量用北平彩色笺纸，可能是受当时鲁迅、西谛（郑振铎）合编《北平笺谱》的影响。我才记起鲁迅写给我的信，有半数是写在彩色笺纸上的，我因而对郑振铎说：“单色影印白纸黑字，不能说已还以‘历史的真面目’，有朝一日，把鲁迅书信全部按原有笺纸的色彩套印，像你们印的《北平笺谱》一样，那才算是保持真迹了。”振铎拍拍我的肩膀，含笑地说：“家璧，你这个要求未免太高了！”大家一笑置之，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梦想而已。

　　一九四六年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期间，厚一千余页、红绸面精装本的《鲁迅书简》问世了。许广平在《编后记》中提了这样一笔：“我们还得感谢一些朋友，如赵家璧先生，他听说我们在印书简，就连忙亲自借送给我他自己珍藏的信件，里面还有鲁迅写给郑伯奇先生和他的三封信。”合共四十九封。她在还我原件时，把她在付排时亲笔写的一张加注字条也夹入在内，这是她所不知道的。

　　解放后的一九五三年春，为便于保藏，我把散页的鲁迅书信，托装订厂用蝴蝶式精裱，共五十六面，册页板上裱以仿古缎，装在一只漆木匣中，外加纸匣。这四十九封鲁迅手迹，除一部分写在白宣纸或稿纸上者外，其他所用笺纸，都刻印着各种不同色彩的花草虫鱼，文房四宝，也有古色古香的人物画。加上“鲁迅先生无心作书家，所遗手迹，自成风格……远逾宋唐，直攀魏晋”（郭沫若语），整部册页就是一件艺术品。其中更具有史料价值的是一九三六年七月问的两封。现查《鲁迅手稿全集》中从一九。四年开始所写的一千多封书信中，简直没有不用毛笔的，而这两封却用的是钢笔，内一封仍由鲁迅用毛笔署名。原来那正是他每天发烧，病体垂危之际，为了不误出书日期，仍在病榻上向许广平口授代写的。许广平在把这两封信编入《鲁迅书简》时，在纸条上加了注解说：“七月七日、十五日二信，因鲁迅正患大病，由他逐字口述，广平代笔写寄。”我把这张无意中得来的字条，也裱在此信之旁。这些是铅印本所无法表现，而读者也见不到的。因此，“文革”前，各地文坛友好每到我家做客，我总像小孩子爱在生客面前献宝那样，从书柜中小心地取出，坐下来共同鉴赏。我还曾拿给当时任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的谢澹如过目；我说：“暂时由我保管，将来一定送给纪念馆。”他说，时间迟早不重要，他一样表示感谢。

　　这本匣装册页的鲁迅书简，一直在我书柜里安睡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浩劫。造反派在把我关入牛棚后不到半个月，一纸“勒令”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大门口一块白墙上，限我次日上班前，把我珍藏的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人物”的全部书信上缴。原来本单位早已有人知道我藏有著名作家书信六七百封，内有茅盾、郁达夫、郑振铎、沈从文、张天翼等的，我早已分别捆扎，整理齐全；特别是老舍书信约二百封，我已按时间先后装订成册。第一次来抄家时未被发现，这一不及掩耳的迅雷，我只有服从“命令”，乖乖地送去了（这批重要文物至今未还）。当我交给那个造反派小头目时，他还恶狠狠地问我，还藏有其他的同类“黑材料”否？我坦白说：“还有鲁迅的四十九封，已裱成册页。”那个家伙板起面孔对我大吼一声：“鲁迅的信是革命的，我们不要！”这样，我在牛棚期间，家里阁楼上还藏着这匣册页，放在一堆破棉絮里。因为书房、书柜和大批图书，都已不属吾有了。

　　一九六九年十月底，林彪“第一号命令”下达时，我们早已下放到奉贤柘林农村了；白天田问劳动，入夜，睡在铺上薄薄一层稻草的烂泥地上。一个晚上，大伙十来人席地而坐，开会讨论如何响应这道命令，据说私人藏有革命文物者，都要上缴组织代为保管。大家面面相觑，尽无言语。几次抄家，屡屡勒令上缴，还有什么留下的呢？我们这些人，手中哪会有什么革命文物呢？沉默了十多分钟，忽然有人向我指指点点，接着说：“你家里不是还藏着一本鲁迅书简的册页吗？那还不是头号的革命文物？”大家正在无法解脱的沉默状态中，忽然找到了一个对象，于是群情振奋，众口一词；我才恍然大悟，我在这方面还是个大富翁呢。下星期日轮休回家，从阁楼上找出了这只宝匣，亲自送到绍兴路五十四号的连部驻沪办公室，换来一张代为保管的收据。临行时，经办人还安慰我说，但等天下太平，定必原物发还。从此这只藏有鲁迅书简的宝匣，也就不归我有了。住在干校期间，远道来外调的仍然络绎不绝。一九七一年五月间，有两位外调人员，一反常轨，见面和善可亲，热情地走向前来，自我介绍说是上海鲁迅纪念馆派来的。一开口，就向我说我捐献的鲁迅书信，不但数量多，而且加工裱装得如此精美，是他们长期征集工作中所从未遇到的，因而特来道谢。此来拟问我是否还有关于鲁迅的纪念品，可供纪念馆征集展出。我答以早已空无所有；但我到此才懂得连部所谓代为保管之说，根本是一派胡言。工、军宣队擅自处理私人所有的革命文物，令人气愤。但一转念，这部册页我早已向谢澹如说明迟早要捐献给上海鲁迅纪念馆，当时谢公虽已谢世，我保藏的鲁迅书简，既已直接交给纪念馆，有个妥善的归宿，我也释然于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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