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主张起于20世纪70年代初，以后一波强于一波，今天已泛滥成灾。日本自全世界*早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洞富雄先生，到今天仍在艰难抵抗的笠原十九司先生等不少学者，为追求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值得赞扬。但至今还没有人对日本虚构派的观点做全面的清理。作者程兆奇长年关注日本的相关动态、研读日本的相关史料，久已计划并已着手彻底廓清日本虚构派布下的层层迷雾，《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为计划中的第1步成果。
程兆奇先生对南京大屠杀事件、战后审判研究颇深，著作丰厚，为人谦和且坚定。对我这个从事历史工作的新人来说，兆奇先生亦兄亦师。今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0周年，兆奇先生的《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一书此时出版，值得庆贺，尤有意义。
1937年冬天发生的南京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唯其残忍与恶劣，战后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经过大量调查之后做了专案审理。作为二战东方主战场，中国以坚韧与英勇赢得了世界尊重，战后按照国际分工成立了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也重点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审理。从本质上说，南京审判与东京审判一样，都是基于正义建立的国际法庭，其判决都具有无可辩驳的权威性和正当性。
正义之神的形象是一手执天平，一手执利剑。或许是只执天平权衡正义还不够，一定要有利剑去保护正义。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南京大屠杀这段本有着充分证据和法理依据的历史却非常痛心地屡遭歪曲甚至篡改。面对此态，如程兆奇先生等研究者，以扎实的史料和稳健的学养，以文作剑耕耘史林守护着这段历史真相，为学之诚，令人感佩。
血与火的历史转瞬已是80年，但不管时间怎样流逝，真相永远都伫立那里，不模糊、不褪色，风霜雪雨中昭示着前事，警示着后人。诗人奥登曾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话透露着对人类文明的一种不信任。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又何尝不是具有这样的警醒作用。东京审判的判决书这样写道：“其狂虐残暴的程度在人类历史上实属罕见，……日军在凌辱、蹂躏妇女后，还强逼翁奸其媳，父奸其女，子奸其母，僧奸少女，肆加羞辱”。如此毁灭人伦的行径已经远离人之为人的本质。
2015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这意味着南京大屠杀作为一个国际事件，从档案的角度被正式确认为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记忆。诚然，南京大屠杀的惨痛记忆是属于人类整体的创伤记忆，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应该时刻加以反思的组成部分，应当对当今文明产生持久的冲击力，去促使所有人重新思考当时发生的一切，去促使人类加深彼此间的理解，形成对世界和平的热烈期望和对任何屠杀事件的全面排斥。
雅音不响必杂声鼓噪。时至今日，南京大屠杀历史尚待国际社会的进一步关注，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还需要在批判反驳一些别有用心抑或滑稽可笑的言论中进一步澄清。藉此，希望有更多的有志之士、有识之士参与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研究和传播，为研究的深入，为记忆的传承，为真相的传递贡献力量。借此机会，谨向程兆奇先生和多年来致力于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与传播的同道致敬。
程兆奇，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和东京审判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南京大屠杀——日本虚构派批判》《日本现存南京大屠杀史料研究》《歧羊斋史论集》。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等奖项。完成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东京审判若干重大问题研究》及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目前正主持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项目“日本战犯审判文献征集、整理与数据库建设”、主编“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东京审判研究丛书”、主持东京审判文献索引的编纂出版。
专论
谁在制造“谎言”——日本《南京学会年报》辨析
侵华日军军风纪研究——以第十军为中心
松井石根战争责任的再检讨——东京审判有关南京暴行罪被告方证词检证之一
日军屠杀令研究
南京大屠杀是东京审判的编造么？
《拉贝日记》是“无根的编造”么？——对《真相·南京事件——检证拉贝日记》的检证
再论“百人斩”
小川关治郎证词的再检讨——东京审判有关南京暴行罪被告方证词检证之二
小川关治郎和《一个军法务官日记》
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几个问题
日本现存南京大屠杀史料概论
读史札记
不能自洽的“合法性”
竟把误译作“把柄”
何来“不扩大”之有
“大幅度让步”的本相
全无诚意的“和平开城”
掩埋三题
松井石根有可诉之冤么？——冈田尚辩词析
费奇所说是“错误”的么
对拉贝质疑的质疑
马吉说明的矛盾是怎么来的？
安全区人口“增加”了么
安全区外“理当没有”市民
当事人不告否认不了日军性暴行
真实才有力量
附录
无惧地解剖日本人的精神世界——读《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人的精神构造》
津田道夫先生追忆
《日本现存南京大屠杀史料研究》后记
日本虚构派、中间派、大屠杀派三派问卷调查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后记
《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
日前接到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来电，说起电影《南京》，称赞有加，以为在同类题材影片中，此片成绩相当突出。正好前些日子一位关注南京大屠杀的朋友，谈起同样是美国人拍的《南京梦魇》，说错处甚多，并附带提到网上赞否两方剑拔弩张的争论。肯定方认为此片“立场”正确，有此大节，余者可以不论；否定方认为如果史实不确，只会贻人——比如日本右翼——口实。两片如何，因未寓目，不能置一言。但由此想到，对待和我们的情感、价值、“信仰”不能割断的特别史事时“正确”和“真实”孰重的话题虽是老生常谈，却仍可以一议。
参与东京审判的倪征噢晚年著有《淡泊从容莅海牙》，其中说到因对证据要求严格而使中国检察方一度难以适从时举过这样一例：“当时国民党政府军政部次长秦德纯到法庭作证时说日军‘到处杀人放火，无所不为’，被斥为空言无据，几乎被轰下台。”秦德纯在谴责日军时的一腔热血是可以想见的，但正如倪征噢所说“空言无据”，即使不说有害无益，至少可说于事无补。如果说秦氏出庭时当乱世，证据难征事有其不得已，今天单凭“义愤填膺”恐怕只能偾事。
多年来我在细读日本右翼（姑指一切否定日军暴行者，日本并不这样泛用）的相关论著时有一个突出体会，即，我们的大量批判之所以未能收澄清之效，未能“唤醒”日本民众的多数，当然有传布面有限等众多原因，但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我们的批判多从“观念”出发，对证据重视不够。——不是不讲证据，而是对证据本身，比如有些文献的确切含义，能证明什么？能证明到什么程度？通篇的意义如何？摘出的某段与全篇精神是否吻合？材料本身是否可靠？特别是有些口传记录的真实性，比如访谈的环境是否有持疑的可能？采访者对被访者是否有导向或暗示？被访者所谈是否合于实际？如以历史学的尺度来衡量，不能说都已得到了严格的检查。所以即使你的批判道义感昂扬，局外人（比如有些西方学者）仍不免认为两造所言可以见仁见智。
日本右翼近年对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影像资料大做文章，前年出版的一本一再重印的专书《检证南京事件“证据照片”>更号称今传143张相关照片无一为真。此书出版后，曾在某次会议上听人驳斥，给人的感觉是其理甚正，其心可嘉。不过从另一角度说，此案用“说理”侦办，终是针锋不接，难奏“驳倒”之功。近日收到日本一中学教师渡辺久志写的长文<照相机目击的日中战争》（连载于《中归连>季刊）。该文对《检证》逐一“检证”，检证的办法十分朴素，就是追寻母本的史源，参以相关文字影像资料，以求复原其本来面目。谨举一例。《检证》称某照为伪，理由是照片中日军军装没有肩章，因此断言为中国“伪造”。渡边搜寻事发时照片，发现大阪每日新闻社1937年10月21日出版的<支那事变画报》中“举杯祝贺占领无线电台的田中部队长”为题的一张同样没有肩章。有此一照，《检证》所说已可不攻自破。但渡辺并未止步于此。他又在文献中查到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曾在同年8月29日下达通知，通知明言：各部队为了“防谍”可以摘除肩章。有了梅津此件，此案定谳再无疑义。渡辺文既无高亢的声势，也无花哨的说辞，但一气读完后不由感到的就是踏实的力量。正如俗语所说“事实胜于雄辩”，我觉得对日本右翼挑战的最有力的回应就是用可靠的证据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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