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27·社会病理学_李天纲主编_9787552018479_湖南知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读者荐购服务

本书依据民国19[1930]商务印书馆于上海出版的（美）布来克马=F.W.Blackniar，（美）姬灵=J.L.Gillin著、马明达译的图书版本为底本影印复制，编入"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的社会学系列。本书包括社会病理学的性质，贫穷论，贫穷之原因及其救济法，慈善事业及慈善团体，社会退化论等6章，简述了离婚、人口、都市、贫穷、犯罪及社会退化等问题。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人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入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1873-19291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人中国之始。”利玛窦（MateoRicci.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二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江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日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经法等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要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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