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曼社会系统理论与现代性（第2版）_高宣扬_9787300187747_湖南知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读者荐购服务

　　这是系统研究并评论鲁曼社会系统理论的一部学术著作。德国社会学家鲁曼40多年来所创立的社会系统理论，是20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科学界伟大的理论研究成果之一。但鲁曼理论所呈现的高难度论述形式，又使它很难为一般社会学家，特别是我国青年一代知识分子所理解。

　　《鲁曼社会系统理论与现代性》在论述鲁曼社会系统理论的时候，力图一方面以简洁的语言表达原来艰涩难懂的概念，另一方面又对其基本概念进行深入的分析批判。同时，本书的另一重要特点就是，始终围绕鲁曼社会系统理论的中心议题，即“现代性”进行探讨，不仅使它更加重点突出，而且也将它与目前理论界所关心的“现代性”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有助于推动学术界及青年学生和研究者更深入理解和讨论鲁曼社会系统理论。

　　尼克拉斯?鲁曼（Niklas Luhmann, 1927—1998）已于1998年与世长辞。当代又一位伟大的社会理论家离开了我们。作为20世纪社会理论界的一颗巨星，他以其辉煌作品的灿烂光芒，照耀着整个20世纪下半叶西方当代社会理论的发展进程。从60年代起，他便不停顿地，甚至可以说极其执著地以其独特风格撰写大量著作，建构出当代社会理论史上一个最浩瀚、最深刻而又最丰富的社会系统理论，为研究和了解我们自己现在所生活的世界和社会，提供了一个最新的和“另类的”理论典范。他为我们留下的思想理论遗产将永世长存。

　　我本人有幸在1980年同鲁曼见面。他以非常谦虚的态度询问我对法国思想家埃德加?莫林（Edgar Morin，1921—）的《论方法》（La méthode）的看法。当时，莫林的《论方法》第二卷刚刚出版，强调了当代生命科学的革命对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影响。实际上，莫林在他1977年出版的《论方法》第一卷中，就已经提出“不确定性”的重要概念，把整个世界当成一个不确定的混沌系统。由这种极不确定的混沌系统所产生的世界复杂性，要求人们建构一种具有选择性的“组织”概念。所以，在《论方法》第二卷中，莫林进一步综合了极端复杂的生命活动与极端复杂的周遭世界之间的整合、选择、适应、自我组织以及互动的关系。鲁曼对莫林研究成果的重视和肯定，使我永远不能忘记这位思想家的睿智风范。

　　鲁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实际上就是对现代社会进行分析的理论产物。鲁曼认为，当代社会不同于以往社会的地方，主要是它在功能方面的高度分化。如果说传统社会的区分化是体现在社会阶层的分化上的话，那么，当代社会的区分化主要表现在功能方面的高度分化、专业化和自律化。正如鲁曼自己所说：“在最近几年，我环绕两个相互穿插和相互促进的理论计划而工作。一方面我探讨一种一般社会系统理论（a general theory of social system）。这个理论以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1902—1979）的双重偶然性（double contigency）概念为起点，而且从一般系统论（General Systems Theory）、自我参照关系理论（Theory of SelfReferential Relations）以及沟通理论（Communications Theory）中得到启发。在这里，‘复杂性’（Complexity）和‘意义’（Meaning）概念是进行功能分析的关键。另一方面，我集中研究一种关于当代社会的理论（a theory of modern society）。对于当代社会，我们再也不能把它描述成‘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或某种‘科技贵族专制系统’（a scientifictechnocratic system）。我们必须改之以一种指涉社会分化的社会定义。不同于一切早先社会的当代社会，它是一种功能上不断分化的系统（a functionally differentiated system）。因此，对于它的分析，要求对于它的每一个单一功能次系统进行详尽的研究。再也不能从一种单一的主导观点去把握社会。反之，要详细理解它的运作动力，必须充分地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它的政治、经济、科学、法律、教育、宗教、家庭等各个功能系统，已经更加相对地自律化了，而且现在这些功能系统也各自相互地成为其中任何一个系统的环境。”（Luhmann，N.1982：xii）由此可见，他的社会系统理论，可以不折不扣地被称为一种现代性理论。正如我们在本书各章节将要进一步分析的那样，鲁曼对于社会系统的独特分析，主要是为了揭示当代社会不断区分化的机制及其各种可能趋势，指出当代社会分化的特征及其所引起的一切复杂后果。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鲁曼社会系统理论所集中分析的问题，就是现代性的社会系统的特征。

　　鲁曼社会系统理论与现代性初版前言如同其他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一样，他在生前也遭遇到可悲命运。他的作品在他生活的时代里，未能被多数人正确理解。近半个世纪以来，他的理论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许多人未能深入其中而徘徊在它的外围，也使他的理论甚至在他在世时便已被冷落或被神秘化。有些社会学家，例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马里兰大学教授乔治?李兹尔（George Ritzer，1940—），在其洋洋巨著《社会学理论》（Sociological Theory）中，竟然避而不谈鲁曼社会系统理论。（Ritzer，G.1992）乔治?李兹尔对于“社会学系统理论”（sociological systems theory），只不过是按照巴克利（Buckley，W.1967）、里连费尔特（Lilienfeld，R.1978）和巴尔（Ball，RA.1978）等人的标准去谈论和评价。在乔治?李兹尔看来，鲁曼社会系统理论算不上“社会学理论”。其实，鲁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充其量也不过是高度抽象化的反思性精神产品。如果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地方，至多也不过要求我们多加思索和反复细嚼慢咽罢了。

　　20世纪末各种繁杂而多元的思潮及其文化产品，以越来越短的高频率和越来越紧迫的周期而层出不穷，不但令人眼花缭乱，而且也在客观上助长了某些人的思想惰性。在这种情况下，像鲁曼社会系统理论那样的深刻理论，往往遭受冷遇也就不奇怪了。

　　“系统”本来并不神秘，也并不是深不可测。一方面正是人类社会的特征，决定了社会的系统性；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观察和思考世界的方式及其模式，决定了系统的普遍性。先撇开鲁曼艰深的系统理论不说，单从日常生活的观点来看，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在现实的世界中，人们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常用“系统”概念，并以“系统”概念作为观察、分析和处理各种问题的概念工具或手段。就是这样，“系统”成为人们观察和分析世界的手段或工具。也就是这样，“系统”随着人的生活及其活动而普遍出现。因此，“系统”无所不在。“系统”不但到处存在，而且，我们自己也无时无刻不生活在“系统”之中。“系统”的概念是人类从现实社会生活中逐渐认识到和体会到的。为了社会生活的需要，一般人就会从实际生活中学会使用“系统”概念；人类的实际生活和活动，特别是科学家的各种科学实验以及由实验中所总结出来的科学理论，又进一步使“系统”概念更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社会生活。社会学家或其他理论家所提出的“系统”概念，正是建立在人类实际活动经验的基础上。所以，在鲁曼看来，人类社会的生命是同它的系统性分不开的；社会始终是作为社会系统而存在的（Gesellschaft als soziales System）。（Luhmann，1998：1617）不但可以将社会、自然和我们的行动看做一个一个的系统，而且，我们的生命本身也是一个系统。如果说生命本身就是系统的话，那么，反过来，任何系统作为一个独立的统一体，也同样具有其自身的生命，因为任何系统作为一个自成体系的独立单位，都有其自身存在的原因和基础，也都是靠其自身内在诸多因素的相互关系而维持其存在的根基。我们不但身处于系统的环抱之中，而且还生活于系统之中。系统之中有系统，系统之外也有系统。同时，每个系统既是系统本身，又是一个独立于其自身之外而运作的其他系统；因为对于自身而言，每个系统固然就是系统本身，但对其他系统而言又是与之无关的独立的统一生命体。对于所有的系统而言，作为一种统一体，每个系统各内在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各个系统构成独具特色的生命体。

　　鲁曼所要强调的，是每个系统的高度自律性、独立性及其不可化约性。每个系统，在鲁曼看来，都有其自身的独立生命。这是由体系或系统的自律性所决定的。在这里，鲁曼创造性地应用和发展了当代生化科学、信息科学、控制论等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

　　系统的生命力及其独特性，决定于它的功能的自律运作。对于鲁曼来说，每个系统的自律性都是靠其独特功能来维持的。系统的自律性使它永远不会受到其系统本身之外的各种因素的直接影响，而是主要靠其内在各因素间的特有关系来决定。这一点是掌握各系统运作特有逻辑的关键。这也就是说，基于各系统内在因素特有关系而运作的系统，虽然要充分考量它同环境之间的关系，虽然受到环境的影响，但归根结底，系统只是将其环境的影响当成外在因素，当成其自身进行自我调整，以应付环境变化的次要因素。在这个意义上说，系统并不被环境及其变化所决定。换句话说，虽然环境对于系统来说是重要的，但环境的任何变化，只有通过系统自身内在因素相互之间的自我调整或协调，才能对系统发生有效影响。就此而言，系统同其环境的相互关系，一点也不遵循传统逻辑所规定的那种单线单向的因果关系规则。

　　系统到处存在，但系统又有简单和复杂之分，有多质和单质之别。系统与系统之间虽然也存在复杂的关联，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不属于同质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是属于不同性质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因此，鲁曼把系统同其他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看成与各个系统内各种关系完全不同的关系。鲁曼把任何一个系统与系统以外，包括其他各种系统在内的事物之间的关系，称为系统同它的“环境”之间的关系。系统同其环境的任何关系，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化约为系统自身内部诸多因素间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系统同环境间的关系，只能附属于系统内部各因素间的内在关系。系统的这种性质，使各个系统之间明显地具有各自的排他性。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说的正是各系统之间的相互不可化约性和各系统意义的不可翻译性。

　　鲁曼在研究系统性质的基础上充分意识到：系统的各自独立性主要来自各系统内在生命的自律性，而这种系统自身的自律性，又是各系统生命存在的最基本条件。鲁曼认为：决定各系统生命独立性的基础力量，就是各系统生命的自我生产；而各系统生命的自我生产又是在其自我参照的过程中实现的。因此，各系统的自我生产是各系统独立生命自律运作的根本表现。自我生产是系统特有功能的运作结果，也是该系统特有功能继续维持和运作的基本条件。不同的系统，有不同的功能，也就有不同的自我生产方式。系统可以有许多重要的性质，诸如系统的整体与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决定系统能够长期稳定独立存在的基本条件，正是各系统生命本身的自我生产能力。各个系统的生命自我生产能力一旦停止或消失，各个系统也就不再存在，各个系统也就谈不上还会继续同其他系统发生关系。

　　系统的存在样态及其相互关系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及其环境的复杂性是由现实世界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并不是鲁曼一相情愿加以人为抽象的复杂化。当人类文化发展到20世纪下半叶的时候，人类的智能及其自由创造的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作为人类自由创造产物的文化，其中包括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制度及各种文化形式，都已经实现了高度专业化和自律化。组成各个社会系统的各个分工领域也因其功能分化而高度自律。人类文化越发展，以各个行业和各个专业为其独特系统形式的各种文化，越渗透着人类创造精神的生命力，因而也就越具有创造性生命体的独立自由因素。当代人类文化的这种高度分化和自律的性质，使鲁曼极端重视以系统形态所表现出来的各种专业文化的自律性及其自我生产性。在这个意义上说，鲁曼的社会系统理论，无非就是当代社会文化高度分化，又具有高度自律性的实际状况的理论概括。所以，不但不能埋怨鲁曼社会系统理论的复杂性，而且相反，应该感谢鲁曼如实地以理论的方式表达了我们所生活的各种系统的“极端复杂性”和“过度复杂性”（berkomplexitt）。以艰苦的反思代价而掌握鲁曼的社会系统理论，不仅有助于我们及时跟上当代社会理论发展的脚步，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实际地面对我们所生活的极端复杂的社会世界。

　　由于社会系统本身的高度复杂性，再加上鲁曼本人勤奋的创造性思考，并以敏捷的笔触撰写出大量的理论著作，使本书不得不采取高度浓缩的论述形式，集中围绕鲁曼具有代表性的基本著作及其中所论述的主要概念，对他的社会系统理论进行初步的探索。

　　当然，由于鲁曼社会系统理论的重要性，本书也不得不尽可能完备地重视围绕他的理论所展开的学术争论和研究。因此，本书在评述鲁曼社会系统理论的同时，也尽可能大量地引用和参考别的学者对他的理论的评论和研究成果，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关这方面的最新资料。

　　鲁曼社会系统理论虽然具有总结当代文化生产与再生产特征的性质，但他毕竟只是从一个方面，以一种思考取向进行总结和概括。当代文化的复杂性，使当代任何一个思想家和理论家，不管其思考深度和方法的灵活性如何，都无法全面把握当代文化生产的复杂性。因此，鲁曼社会系统理论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严重的缺失。鲁曼在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缺失，不能怪罪鲁曼本人，相反，只能反过来证实当代文化的复杂性以及由此复杂性所产生的吊诡性。当代任何社会理论的吊诡性，不但不构成各种新理论之“非正当性”的根据，不但不构成这些理论自身的“异常性”，相反，却表现了当代理论生产与再生产自身的正常逻辑，表明当代任何社会理论的再生产活动所固有的游戏性和冒险性。

　　理论生产与再生产，作为人类精神创造自由活动的产物，其发展的结果，尤其是当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时候，越发呈现出其风险性和游戏性。以为理论创造只能显现为精神创造活动的顺利开展过程，是一种误解。同时，以为理论越创造，就会因知识的扩大而越使人更全面地掌握客观规律，可以使人更加自由，这种看法也只是看到了理论和知识发展的一个面向，只是看到了知识发展的积极层面，却看不到知识发展所不可避免引起的消极面。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的传统原则和路线，使人误解知识和技术的发展终将彻底地解放人类本身，可以使人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过渡。启蒙理性以为，知识越多，技术力量越强，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秩序越理性化，秩序就越稳固，人类行为也就越标准化；而人类对于客观对象的掌握和支配能力越强，人类越处于主动和支配的地位，因而也越远离混乱的偶然性王国。所有这一切，已经被当代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证明是不恰当的。启蒙理性决定了其历史观，也决定了启蒙理性主义者会将人类社会文化及其历史，当成一种线性上升式进步的发展模式，似乎文化越发展，就越远离原始社会时代的混乱无序状态，越采取有秩序的理性化结构的模式。但近现代知识和技术发展的结果，已经使启蒙时代的梦想完全破灭。知识和技术发展的结果，从事实上有力地证明了：知识和技术越发展，我们认知和掌握的事物越多，我们就越发现未知事物很多，越发现无从把握的偶然性很多，因而我们所面临的风险就越大。这样的事实不能单纯从消极的观点去看，而是需要从积极的观点去看待。对于真正具有自由创造精神的思想家来说，由自由创造所带来的风险性越大，其从事自由创造冒险活动的真正推动力量就越大。鲁曼社会系统理论自身的吊诡性，为我们从事社会理论研究的反思所带来的启发是无可估量的。

　　鲁曼社会系统理论虽然采取非常抽象的复杂理论形态，但它对于极其复杂和多变的当代社会文化总体来说，仍然具有“简单化”的功能。也就是说，它是以理论概括形式将当代社会文化的复杂结构简单化的结果。鲁曼自己说过，一切以往的经典社会理论，对我们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化约复杂性（reduces complexity）。（Luhmann，N.1979）我们现在也可以同样地以鲁曼对待经典理论的态度来对待鲁曼的社会系统理论。

　　本书主要由四大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导论，凸显鲁曼社会系统理论的最一般基本特征。第二部分是对于鲁曼系统论的宏观分析，从它的理论背景、脉络及其与历史和当代系统论的关系，同时也就其整体架构论述其特征。第三部分是对其理论内容、基本范畴就其相互关系进行微观分析和探究。第四部分是将鲁曼社会系统理论同当代最具代表性的社会理论家的社会理论加以比较，特别是集中针对他们对“现代性”的看法进行分析。

　　鲁曼的去世虽然意味着他的理论创造活动的终止，但由他的深刻思想所引发出来的理论探讨和争论方兴未艾。因此，本书的出版，只是作为对他的理论的初探形式，仅作为抛砖引玉而期待学术界进一步深入地探讨。

　　人类社会和文化正经历着新旧世纪交接的关键时刻。西方现代性文化以其积极的成果及其吊诡性，一方面将人类历史推进到一个空前未有的繁荣和活跃的新时代，另一方面，又为人类社会和文化带来从未有过的新冒险局面，为人类文化重建开启了许多新思路。鲁曼社会系统理论和同时代的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人类学理论（Bourdieus Theory of Reflexive Social Anthropology）、哈贝马斯沟通行动理论（Habermas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伊莱亚斯文化过程理论（Elias Culture Process Theory）、季登斯结构化理论（Giddens Structuration Theory）以及其他各种新型多元化社会文化理论一起，成为世纪交接时期重构整个人类文化的反思出发点。在人类社会和文化进一步走向极端复杂化的今天，由一种超大型的理论论述体系化形式主导，甚至控制整个理论思考的方向，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21世纪的文化将是多元的、多极的、多边的和多变的，是更具活泼生命力的，因而也必定是不稳定的和不确定的。今后，任何论述理论体系的更新和再生产，将以越来越快的节奏进行。在这个意义上说，鲁曼社会系统理论为21世纪理论创造所提供的重要启示，就是鼓励这一代和下一代理论家，以更大的冒险的自由创造精神，从事理论和文化的反思活动。

　　高宣扬

　　2005年4月1日于上海同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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