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自传_（美）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著_9787552021097

安德鲁·卡内基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企业家、慈善家。他出生于苏格兰，少年时期随家人移居美国，从周薪1.2美元的卷线工人、小信差做起，之后做了一系列与铁路相关的工作。1889年创立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公司--卡内基钢铁公司，他也逐步成为享誉世界的钢铁大王。他凭借个人奋斗，创造无数财富，却在退隐后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慈善事业。他在全世界建立了超过2500座公共图书馆，捐款超过三亿五百万美元。本书由卡内基亲自撰写，自述成长经历，描写他积累财富和致力于慈善的过程，内容详尽，语言幽默，是了解传奇人物卡内基的必读之物。卡内基是企业家精神的标志性人物，尤其是他对财富观念的思考，对中国企业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前言

　　从活跃的商场上退休之后，经不住此地以及英国友人们的再三恳请，我丈夫开始不时地记录下他对早年时期的回忆。然而，与原先期待的悠闲相反，他很快发现自己的生活被较之过去更多的事务占据了，撰写回忆录的工作则留在苏格兰休假时间进行。每年夏天有几个星期，我们都会去往位于奥特内加旷野上的小平房，享受一下简单的生活，卡内基先生大部分的写作都是在那时完成的。他十分乐于重温早年时光，一边写作，一边仿佛又重新经历了那些日子。1914 年 7 月，战争的阴云开始聚集时，他正埋首笔耕。8 月 4 日，当那命运攸关的消息传来，我们立即离开山上的小屋回到斯基伯，以便更好地了解局势。

　　回忆录就是在那时停笔的。自那以后，他再也无法对私事提起兴趣。好几次他试着写下去，但发现都是徒劳。在此之前，他一直过着中年人的而且是相对年轻的中年人式的生活——每天打高尔夫、钓鱼或游泳，有时三项一起进行。尽管他一直是个乐观主义者，甚至在希望破灭时，他仍努力保持这样，但这一世界性的灾难对他而言实在过于深重了。他的心碎了。一次严重的流感，随之两次重度肺炎的侵袭使他一下衰老了。

　　一位先于卡内基先生几个月辞世的同龄人据说“根本无法承受衰老的重负”。对于有幸亲密了解他的人们而言，卡内基先生一生最令人鼓舞的一点或许就是他“承受衰老重负”的方式。他总是那么耐心、体贴、愉快，对任何微小的乐趣或服务都充满了感激，从不考虑自己，却始终憧憬更美好的日子即将破晓，他的精神光芒日益闪耀，直至“神将他带走，他不在世了”。

　　在手稿的空白页上，他亲笔写下这样的文字：“在我的回忆录中，可能只有很少的内容会是大众感兴趣的，而更多关于私人的部分可能会令亲朋好友喜闻乐见。我时不时写下的很多东西或许最好能够省略。整理这些笔记的人应当注意别给读者造成负担，应当挑选一个既有心又有才的人。”

　　那么，有谁比我们的朋友约翰· C. 范·戴克博士更符合这一描述呢？初见此手稿时，他便说“此书的出版筹备工作将是一项充满爱的劳动”，而那时他尚未看到卡内基先生的那段注解。当然，这一选择是双向的，而他完成这项“劳动”时所展现的态度证明了这一选择的无比明智——一个缘于难能可贵的美好友谊而作出的选择。

　　路易斯·惠特菲尔德·卡内基

　　纽约

　　1920 年 4 月 16 日

　　第三章匹兹堡与工作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能找到什么活儿干。虽然刚满 13岁，我十分想尽快找份工作，好帮助父母减轻生活重担，在美国站住脚。贫困对我来说是一个可怕的噩梦。那时我下定决心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每年攒下 300 美元，也就是每月要攒下25 美元，这样我们能维持生计而不用靠别人。那时的生活必需品还是非常便宜的。

　　霍根姨父的兄弟时常问我父母对我有什么安排。一天，我目睹了此生见过的最悲伤的场景。他出于好心向母亲建议，他觉得我人挺机灵也好学，将来或许能有出息，如果我挎个篮子上码头叫卖或许能挣不少子儿。我从未见过一个盛怒的女人的模样，直到看到母亲听罢他的话的脸色。母亲当时正忙着手里的针线活，听到他这一番话，气得跳起来，冲他挥舞着双手吼道：“什么？让我儿子去做小贩上码头叫卖，混迹在那帮粗鄙之人中间？！我宁愿把他扔到阿勒格尼河中淹死！你给我出去！”母亲冲他怒吼，手指向大门。霍根先生悻悻地走了。

　　母亲犹如悲痛的女王一般站在那儿。接着就崩溃了，但是只啜泣了一小会儿。她一把搂过我们，请我们不要介意她的失态。她告诉我们，这世上有很多事情可供我们做，如果我们能走正道，将来一定能成为栋梁之材，受人尊敬。海伦·麦格雷戈在写给奥斯巴尔蒂斯通的信中，威胁说要将她的犯人“像铰格子呢上的花纹一般，将他们碎尸万段”。但是母亲这次爆发的原因与此不同。并非因为这样的职业意味着简单轻松的活计，尽管我们一直被教导游手好闲是可耻的；而是因为在她看来，霍根先生建议的职业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无业游民，完全不受人尊重。她觉得这样还不如死了好。是的，她宁愿搂着两个儿子在穷困潦倒中死去，也不愿意我们小小年纪就落得和那些粗鄙之人为伍。

　　回首早年奋斗经历时，可以这样讲，这世上没有哪个家庭的自豪感比我们家更强烈。那种荣誉感、独立意识还有自尊自重的想法感染着家中每个人。沃尔特·司各特评论彭斯是所有人中最具慧眼的人。我要说，我的母亲同样如此。正如彭斯在诗中所说的那般：

　　她的眼睛甚至能点亮空荡荡的空间

　　透着对荣誉的热烈渴望。

　　母亲英勇的灵魂远离了一切的低俗、自私、欺诈、多变、淫秽和空谈。我的父亲也如此，他是一位有着高贵品格的圣徒，为所有人热爱。拥有这样的父母，我和汤姆养成受人尊敬的可贵品格。

　　在霍根先生一事不久后，父亲发现他必须放弃他的手摇纺纱机，转而进入布莱克斯托克先生的棉纺厂。布莱克斯托克先生跟我们一样都住在阿勒格尼，是个上了年纪的苏格兰人。父亲为我在工厂也谋到了一份绕线工的工作，于是我就在那里开始了第一份工作，每周的工资是 1.2 美分。那段日子过得很艰辛。冬日里，父亲和我摸黑起床，匆匆扒拉两口早饭就得出发，必须赶在天亮前到工厂。中午只有一小会儿的时间吃饭，然后就得继续工作一直到天黑。工作很重，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从工作中也得不到什么乐趣。但是这份工作也有让我觉得欣慰的地方，它让我感觉到自己多少对家庭有所贡献。而今，我早已挣下万贯家产，但百万资产所带给我的快乐远不及我第一次赚到 1.2 美分时那样幸福。那时所挣虽少，但意味着我已经能够帮助家里，替父母分忧解难，不再是父母的负担了。我经常听到父亲用甜美的声音唱着《赛船手》，并梦想有一天实现歌词中的美梦：

　　当亚力克、乔克还有吉奈特，都长大受业，

　　他们也能去做赛船手，

　　减轻我们的关切。

　　我要让我们的小船快得飞起来。要说明的是，歌词中的亚力克、乔克和吉奈特首先要接受教育。苏格兰是世界上第一个要求所有父母，不管出身高低贵贱，都必须把孩子送到学校接受教育的国家。苏格兰也是最早建立教区公共学校的国家。

　　不久后，约翰·海先生，阿勒格尼的一个苏格兰线轴制造商，需要个男孩帮工。他问我是否愿意去他那儿做。我答应了。在他那，我每周能挣上 2 美元，但最初，那里的活计简直比我在工厂干的活更让人厌烦。当时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在线轴厂的地下室操作蒸汽机、烧锅炉，这有点太难为我了。一夜又一夜，我坐在床上，摆弄着气压计。生怕蒸汽太低，上面的工人会抱怨动力不足，又怕压力太高锅炉会爆炸。

　　但是出于自尊，这一切我都瞒着父母。他们还有自己的烦心事儿。我必须像个男子汉一样，扛下自己的那份艰辛。我的期望很高，每天都盼着能有所转变。虽然并不清楚这转变到底是什么，但是我相信只要坚持，它一定会到来。那些日子，我一如既往地问自己，如果换做华莱士，他会怎么做？一个真正的苏格兰男人会怎么做？有一点我确信无疑，就是他永远不会放弃。

　　一天，机会终于降临了。海先生要起草几份报告，但他手下没有文员，自己也不擅长写作。于是他问我会写哪几种文书，然后给我派了些笔头的活儿。结果让他很满意。之后，他便让我接手报表之类的活儿了。对于算数我也是行家里手。很快他就发现，这样做更符合他的利益。不仅如此，我相信这位可爱的老人对我这个白发男孩的印象不错，因为他心肠好，再加上同是苏格兰人，他很愿意把我从蒸汽机旁解放出来，让我做点别的不那么讨厌的事情——除了一点。

　　现在，我的工作是把新生产出来的线轴放到油缸中清洗。所幸，这项工作有一个单独的工作间，里面只有我一人。但即便如此，工作环境之糟糕，任我如何下定决心、自我鼓气，也无法阻止胃因工厂里的恶臭而引起的翻江倒海的难受。我相信，即便华莱士和布鲁斯来此也会受不了那恶臭。但是如果我早饭和中饭都不吃，那么晚饭就稍稍能有点胃口，那时候我的工作也做完了。无论如何，华莱士和布鲁斯的真正信徒是不会放弃的，他宁死不屈。

　　同棉纺厂相比，海先生那里的工作环境要好多了，在那里我结识了一位待我很好的老板。海先生平时用的是简式记账法，我操作起来倒也得心应手。但是听闻大公司企业都是用复式记账法，于是在同约翰·菲普斯、托马斯· N. 米勒、威廉·考利商量过后，我们决定冬天去夜校充电，学习更复杂的记帐法。于是，我们四人去匹兹堡一家名叫威廉姆斯的学校学习复式记账法。

　　1850 年初的一个晚上，我下班回到家，得知大卫·布鲁克斯，一家电报公司的经理，向霍根姨父打听是否认识能胜任信差工作的可靠男孩。布鲁克斯和霍根姨父都是跳棋迷。布鲁克斯先生是与姨父下棋的时候向他打听的，这一问对我以后影响重大。在这样琐碎的小事中往往会产生意义重大的结果。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腔调，可能不只会影响个人的命运，有时候甚至会影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把任何事情都视为小事的人未免太鲁莽了。当有人劝他别去管那些小事时，他会回应说是否有人能告诉他什么事才算小事。所以年轻人应该记住，神赐予的最好礼物都挂在小事上。

　　我姨父向他提了我的名字，说会问问我的意思。我记得当时全家人还为此召开了一次大会。当然，得知消息的我欣喜若狂。没有哪只囚鸟比我更渴望自由了。妈妈欣然答应了，但是爸爸有点不太同意。他说我年纪还小，身子骨又薄，这工作对我来说过于重了。他们愿意每周支付 2.5 美元的薪水，表明他们想要找的是一个更加壮实的小伙子。我可能会在半夜被叫起来去乡下送报，路上也许还会碰上什么危险。考虑到这些，父亲觉得我最好还是不要跳槽。但是他后来又改变了主意，愿意让我去试一试。我想他找海先生商量过了。海先生认为这对我是个机会，虽然我跳槽会给他带来些许不便，但他仍建议我不妨一试。当然，如果我没被录用，他也愿意替我留着原来的位子。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我前往匹兹堡去拜访布鲁克斯先生。父亲想同我一块去，最后决定他就送我到位于福斯和伍德大街交界处的电报办公室。那天早上阳光明媚，是个好兆头。我们从阿勒格尼一路走到匹兹堡，差不多有 2 英里的路程。到门口时，我让父亲在外边等我，坚持自己一个人上楼去面见那位大人物，听他决定我的命运。我坚持这样做，可能是因为我已经把自己看成一个美国人了。刚来美国时，孩子们总喊我：“苏格兰佬！苏格兰佬！”而我会回答道：“是又怎样，我很自豪我是个苏格兰人。”但在同他人说话时，我已经开始慢慢改掉苏格兰口音，说英语口音不再那么重了。我想我单独上楼去面见布鲁克斯先生会显得更明智，因为我那可爱的苏格兰老爹在场的话或许会笑话我的样子。

　　我身上穿着我唯一一件白色亚麻衬衫——我通常只在安息日才会穿它，还有蓝色的紧身外套以及礼拜的时候才会穿的礼服。进电报公司后的好几周里，我只有一套夏天穿的亚麻布衣服。每周六晚，不管我是否值晚班直到半夜才能回来，母亲都会把衣服洗净、熨干，让我在安息日的早上能够穿得干净体面。为了能在这片新大陆上站稳脚跟，母亲就像个女英雄一般，什么事都肯做。父亲在工厂里的长时间工作已经让他筋疲力尽，但是他仍像个英雄般坚强，一如既往地鼓励我、支持我。

　　那次面试很成功。我小心地向布鲁克斯先生解释，虽然我并不熟悉匹兹堡，身子也许不够强壮，但是我只求他能给我机会试一试。布鲁克斯先生问我什么时候能够到任，我说如果有需要现在就可以。回想当时的情景，那是一个年轻人能想到的最好的答案了。机会一旦错失就不会再回来。这个职位虽然给了我，但也有可能最后是其他男孩抓住机会。所以只要我能拿下这份工作，就希望即刻走马上任。布鲁克斯先生非常和善地叫来另外一个男孩，让他带我四处看看，学学业务。不多时，我得空跑到街角告诉父亲一切顺利，让他赶紧回家告诉母亲说我得到了这份工作。

　　这就是我在 1850 年开始人生新起点的经过。我曾经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室操控蒸汽机，为了每周 2 美元的工资没日没夜地干活，全身沾满煤灰，生活毫无起色。而现在，我觉得自己一脚踏进了天堂；没错，于我而言，这一切就是天堂。这里有纸墨香气，还有撒在身上的阳光。我发现自己所知甚少，要学的太多，每时每刻都能学到新东西。我觉得自己置身一架云梯之上，一定得努力向上攀登。

　　我只担心一点，那就是怕自己学得还不够快，记不住众多商号的地址，这样就无法派发信件。于是，我开始沿着街道的一边，一家一家地记下这些商家的招牌，然后再沿着另一边，返回记下另一边的商家。晚上，我逐一地说出这些商家的名号，以此来锻炼自己的记忆力。没过多久，我就能闭着眼把整条街上两边商家的名号从头至尾按顺序说出来。

　　接下来就是要尽可能结识每家商号中的人，这能为一个信差带来不小的便利，因为如果我恰好认识我送信的那家公司的员工，就能省不少时间。给这条街送信在孩子们眼里可算一个不小的胜利。此外，送信给一个和善的人（大多数人都挺和气），他通常都不会忘记对送信的孩子赞赏一番，这对信差来说也是一件开心的事。

　　1850 年的匹兹堡和今天的模样大不一样。1845 年 4 月10 日的那场大火毁灭了这座城市的整个商业区，直到 1850年仍没能恢复过来。当时的房屋大多是木质构造，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是砖砌的，没有一幢是防火的。加上周边地区，匹兹堡的总人口也不超过 4000 人。商业区尚未发展到第五大道，还是条冷冷清清的大街，只有一家剧院开在那儿。阿勒格尼的联合大街上只有稀稀落落的一些店铺，店铺和店铺之间相隔甚远。我还记得如今第五大道的核心地带在当年是一个池塘，我还曾在上面滑冰。我们的联合钢铁公司所在的位置在很多年前还是片卷心菜地。

　　我曾给罗宾逊将军送过很多次电报，他是出生在俄亥俄河西部的第一个白人小孩。我见证了第一条电报线路从东部铺设到这座城市，也见证了用于开通俄亥俄—宾夕法尼亚铁路的第一个机车头由费城经运河运来，然后又由驳船拖运在阿勒格尼卸载。当时还没有铁路直通东部。旅客们都要先经运河坐船到阿勒格尼山脚下，再坐火车前往霍利迪斯堡，中间有 30 英里的距离，然后再过运河前往哥伦比亚，再坐火车走 81 英里到费城——这一路要耗 3 天时间才能走完。

　　因为日常的交通网络已经建立，所以那时匹兹堡的日常大事，要数同辛辛那提之间蒸汽轮船的往来了。匹兹堡是河流到运河之间的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促进东西部之间货物流通便成了这座城市商业活动中最重要的内容。不久，城里新建了一座轧钢厂，但是却连一吨生铁也没冶炼出来，甚至好几年以后都没能炼出一吨钢来。由于能源短缺，金属冶炼一开始就遭遇了滑铁卢。尽管世界上最好的炼焦煤就堆积在离它几英里远的地方，人们却从未想过用焦炭冶炼铁矿石，千万年来一直埋藏在这座城市地下的天然气矿藏，也没有得到有效地利用和开采。

　　那时候，镇上坐马车的人还不到 6 个，没过几年制服（甚至马车夫制服）被引进来了。到了 1861 年，匹兹堡发生的最引人瞩目的金融大事件要算法恩斯托克先生退休，带着合伙人付给他的 17.4 万美元，这笔钱来自他的股份分红。17.4 万美元，在那时可是天文数字，现在看来却是那样微不足道。

　　信差工作让我很快认识了城里的几个大人物。匹兹堡的律师业是数一数二的，威尔金斯法官又是其中的翘楚，除了他，还有麦坎得利斯法官、麦克卢尔法官、查尔斯·谢勒和他的合伙人，后来成为陆军部长的埃德温· M. 斯坦顿（林肯的左膀右臂），这些名字都如雷贯耳。尤其是斯坦顿，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就对他敬仰不已。那些商界骄子，如托马斯· M.豪、詹姆士·帕克、C. G. 赫西、本杰明· F. 琼斯、威廉·陶、约翰·查尔方特、赫伦上校，这些人被这帮送信的男孩视为榜样，而他们的经历也一再证明了他们的伟大不凡。（可惜的是，在我 1906 年重新校对这个段落时，他们已先后离世。）

　　当信差的那段日子，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愉快的经历。而且就在那段时间，我与几个密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个老资历的信差升职，因此需要新增一名人手，于是大卫·麦卡戈便被安排了进来，他后来成了著名的阿勒格尼山谷铁路的主管。我俩成了搭档，负责投送来自东线的信件电报；其他的两名男孩则负责西线。虽然都同在一幢大楼里办公，但是东西电报公司是各自为营的。“大卫”和我很快成了死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也是苏格兰人。虽然他出生在美国，但他父亲同我父亲一样，是个地道的苏格兰人，连口音都一点没变。

　　大卫被招进来后不久，团队还需要一个人；这一次，公司问我是否有合适的人选推荐。我毫不犹豫地推荐了好友罗大卫·麦卡戈伯特·皮特凯恩——后来他接替我出任了宾夕法尼亚铁路在匹兹堡的主管和总代理。罗伯特和我一样，不仅是苏格兰人的后代，还在苏格兰出生。于是，“大卫”、“鲍勃” 1 和“安迪”，成了匹兹堡东线电报传送“苏格兰三人组”，每周都能领 2.5 美元的薪水，这在当时看来是很可观的一个数字。

　　每天早上，信差都得负责打扫办公室，我们三人轮着干，可见我们都是从底层干起来的。奥利弗兄弟公司的头儿 H. W. 奥利弗阁下，还有最后从戎的市政府律师 W. C. 莫兰，他们也都是从底层开始打拼。所以在生活的竞赛中，努力奋斗的年轻人不必害怕那些富家子弟。让他们看看那些从打扫办公室开始打拼的“黑马”吧。

　　那时，当一个信差可以享受到很多快乐。水果批发店有时会因为信差及时送达了信件而送给他整整一袋苹果；面包铺和糖果店也经常会送给信差一些糖果和糕点作为小礼物。我们送信的对象都是些和气友善的人，对这些人我们都充满敬意。他们会夸我们办事有效率，或许回去的路上还会让我们帮忙再寄封信。我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工作比这更容易让一个孩子受到关注，而这又是一个真正聪明的孩子想要获得成功的关键。那些聪明的大人物总是在寻找机灵的孩子。

　　如果超过了一定的距离，我们被允许可以多收 10 美分，这笔额外收入让我们都大为振奋。所以可以预想，这种“10 美分信件”在我们中间有多抢手，有关谁有权利送这种信件的争吵也由此产生。有时候，有人会不遵守顺序就接了这样的信。这也是当时我们几个人之间唯一的矛盾。为解决这一问题，我提议把这种信件集在一起，然后每周末平分收益。我被推举为“出纳”。友好的气氛又重新回到了我们中间。这种将额外收入集中处理再行分配而不是有意制造人为价格的方式，是一种真正的合作。这也是我在学习财务管理时交的第一份作业。男孩们都觉得自己对所挣到的钱有绝对的支配权。毗邻的糖果铺甚至还给他们中许多人赊账。这些人有时候会严重透支他们的账户。这个时候，“出纳”便会出马正式通知店主他是绝对不会为那些贪婪的馋鬼们买单的。罗伯特·皮特凯恩是他们当中最抵挡不住糖衣炮弹轰炸的，很明显他所有的牙齿都是糖牙。有一天，我为此教训他时，他悄悄跟我说他肚子里长了一些东西，如果不用糖来喂它们，那些家伙就会把他的五脏六腑都吞噬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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