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政治谱系上，军政关系研究向来备受关注。研究者们认为，美国一直很幸运：美军在战场上成功地保卫了国家，但没有对文人控制构成威胁，没有发生过军事政变和军队泛政治化。另一方面，他们也指出，美国军政关系的张力时常给这个国家带来问题，政界领导与军方指挥官之间的冲突在不同历史时期反复出现，成为影响美国安全政策的重要因素。
李庄前，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外军政治性工作研究中心主任，教授。2006年以前，主要研究方向为大学英语和研究生英语教学法；研究生入学英语统考以及TOEFL和GRE等应试策略。2006年之后，主要研究方向转型为外军政治性工作和外军军政关系。先后主持并完成原总政联络部课题2项，出版著作、教材教辅11部，发表学术论文、译文60余篇。因教学和科研中的突出成绩，曾被评为“全军优秀教师”，曾获颁军队院校“育才奖”银奖，并先后荣立三等功2次。
当代美国军政关系
第一章军人与政治
军人参与政治并不新鲜，但一些因素使今天的美国军队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境地。首先，美国本土驻扎着一支永久的大规模常备军，这仅仅只是过去50年才有的事。以前，美国也曾有过大型军队，但那都是为了应对特定冲突而专门建立的，并且在战争结束后立即予以裁减。其次，军队拥有投票权。军官们通常对政治活动比较热衷，但也就是从最近几年开始，投票不仅被军人看作一种社会惯例，而且新制定的法律也使军人投票成为可能，法律允许军人通过“缺席选举人票”的形式进行投票。再次，军队与社会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以前，军队精英和政治精英常常是重叠的、相同的，但随着二战那代人的逝去，具有军队经历的政治领袖迅速减少。与此同时，募兵制的结束意味着只有愿意参军的人才会入伍。最后，今天的军队被视作共和党稳固的票仓。本章旨在按照美国历史的脉络来讨论这些发展变化。
一、从美国革命到美国内战
军官退役后从政，这样的故事在美军历史上不胜枚举，此外，服役期间就参政的至少有两宗案例。但军人公开从事政治活动、表达政党立场最明显的时期则是从美国革命到美国内战阶段。这一期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军事职业，政治和兵役常常相随相伴。这种现象并非美国所特有，它可以保持历史传统，使作战人员，特别是作战指挥官来自“最具政治相关度的社会阶层”。塞缪尔·亨廷顿这样描述国家创立者们对政治精英和军事精英之间关系的看法：“政治精英们想象不出一种特别的军人阶层，对此也就无所谓惧怕”。1815年至1860年之间的12位总统中共有6位曾经是军官，这一事实表明政治和军事精英常常是重叠的、相同的。
在这一时期，军官们公开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的情况十分常见，譬如，在截至1801年7月的所有256名军官的名单中，可以发现许多这样的例证。该军官名单由陆军部首席文书编撰，其目的是帮助鉴别需要裁撤的86名军官，为当时托马斯·杰斐逊（ThomasJefferson）削减军队提供信息。这份名单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对每位军官的政治立场进行了确认。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Hamilton）曾特别希望在军队职位上安插联邦党成员。因此，人们有理由认为，向共和党更替的政府一定会涉及对异见人士的清洗。然而，军事历史学家爱德华·科夫曼（EdwardCoffman）对被选择裁撤的那些军官进行了分析，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政治在人员裁撤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不过，他的分析也指出，政治立场是每位军官档案的重要内容。军官们被分为“共和党人”、“政治冷漠者”、“反对新政府者”以及“诽谤新政府的活跃分子”等几大类。但即使在这些档案中，也有一些证据表明，职业的、脱离政治的军事理想的确存在。科夫曼对至少一名军官的政治观点这样评论道，“从职业角度看该军人没有任何政治倾向”。虽然当时参与政治十分普遍，但职业军官已经有一种理想的标准使自己保持与政治活动的距离。
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西点军校在军官培养中开始树立军官应该服务于国家，而不应卷入派系斗争的思想。军校生把西点描述为“国立学校”或“联邦学校”，把自己称作“联邦之子”，隐含着对国家的责任，而不是对某个党派的责任。这种脱离政治的军官培养始于1836年，可以从《陆海军编年史》（ArmyandNavyChronicle）的信函往来中得到佐证。有位信函作者以阿尔西比亚德斯（Alcibiades）的化名鼓吹军官应按照独立战争时期的模式积极介入政治，那时，许多军官也是政治家。三个月之后，化名为“正义”（Justice）的作者对阿尔西比亚德斯作出回应说，按照法律，军官们不得藐视总统或国会，他们应该避免卷入政治活动。
在此阶段，“正义”显然属于少数派，保持与政治的距离说说容易做着难，因为军官们常常为了自己的晋升或调动不得不去国会游说。1843年，国会也参与了军官的委任过程，国会规定，西点军校的军官名额应该在各选区平均分配，这使得国会议员拥有了对军官的正式委任权。
伴随着温菲尔德·斯科特（WinfieldScott）在服现役期间竞选美国总统，军官对政治的参与也许达到了巅峰。1852年，斯科特接受了辉格党的总统提名，但他最终败给了富兰克林·皮尔斯（FranklinPierce）。有趣的是，斯科特的总统竞选活动并未在军队引起波澜，不少军官希望他输，但也有些人希望他赢，因为他赢了就可以腾出空缺，提供几个晋升机会。斯科特的竞选昭示着军方对政治的危险侵蚀，但无论是军队内部，还是人民大众，都未引起高度关注，可能源于以下几个因素。首先，著名将领寻求更高职位的做法十分平常，而且也从未产生过任何形式的宪政危机。斯科特服现役期间碰巧赶上了竞选。其次，军官团规模较小（这个时期通常不足1000人），本身不是一个很大的投票集体。而且大多数军官甚至投票都有困难，因为军事生活的短暂性使军人很难满足当地居留权的相关要求。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军官团的政见并不一致，使得候选人难以宣称他代表军队。一份对1828年至1852年期间军官的研究表明，自认为是民主党人与自认为是辉格党或共和党人的数量大体相当。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美国内战。1864年，乔治·麦克莱伦（GeorgeMcClellan）参与总统竞选，似乎也没有获得多少现役军人的支持。尽管有些军人的确支持他，但对军队的动员以及为他们投票创造条件等方面的努力使得选举更有利于亚伯拉罕·林肯。1864年，林肯赢得了116887张军人票，而麦克莱伦只有33748票。
二、内战之后
内战之后，现役军官参与政治的情况开始明显减少。1866年，关于重建将何去何从的问题在全国引起了极大争议，《陆海军杂志》刊登了军官介入政治方面的文章。与1836年《陆海军编年史》中的争议不同的是，该杂志不断呼吁所有军官“远离政客”、“避免政治性见面”。阿尔西比亚德斯式的情绪显然在减少。
约翰·斯科菲尔德（JohnMSchofield）将军在战后的军旅生涯颇具代表性，即现役军官不再公开地介入政治活动，而是采取无党派立场。1867年，斯科菲尔德拒绝了几位弗吉尼亚人对他竞选参议员的提名。这种认识在重建时期得到了强化，因为“美国政治系统中强烈的党派关系使得斯科菲尔德和大多数军官更加小心谨慎”。为了避免遭受党派，常常是两党双方的批评，军官们学会了小心翼翼地行事，将政策制定等重要问题留给政治精英们。斯科菲尔德在1892年给西点军校的毕业生讲话时，要求他们了解时政问题，同时“明智地避免积极参与政党政治”。斯科菲尔德对政党政治的厌恶后来是如此强烈，以致于在1894年，他对一名记者说道，他不想介入任何“政党竞争”，不愿接受公职，除非是他所在的州“主动给予的礼物”。
当然也有与斯科菲尔德相反的例子，但人数不多。退役军官竞选公职，他们在内战期间获得的军功对他们的政治履历特别有用，但服役期间参与政治活动不再被人们接受。有些历史学家估计在这一时期“曾经投过票的军官不超过500分之一”。服从合法文人政府的观念成为此时的规范，这种思想开始于19世纪20年代的军种院校，“不偏不倚、无党无派、客观公正的军旅生涯，忠诚地服务于执政的政府或政党成为军事职业的理想”。
阿尔弗雷德·贝茨（AlfredBates）将军1902年在纽约对新英格兰社团演说时也清晰地表达过这种观点：“军队是国家的公仆，训练有素，服从命令，在战争中同样忠贞不二，执行民法，履行公民职责。军队不关心政党或政治，只听从命令并毫无疑问地加以执行”。RichardBrown,SocialAttitudesofAmericanGenerals,1898-1940(NewYork:Arno,1979),p375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军官都回避政治，但这个时期人们的观念已发生很大变化，任何一个介入政治的现役军官都有可能被军方弃用，比如1920年的莱纳德·伍德（LeonardWood）。
到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为止，军官服役期间远离政治事务的观念深深地植根于军事文化，以致于1923年爆发了一桩丑闻，一群军官的妻子在当地选举中参与投票，导致败选的一方提出上诉。军官们自己对这种破坏规矩的行为感到震惊，并因允许他们的妻子去投票而受到团长的批评。另外一桩丑闻发生在1934年，赫尔曼·伯克马（HermanBeukema）中校提出将一本有关美国新政的图书纳入西点军校的经济学课程之中。西点军校的校长拒绝了这个建议，因为新政是“当时的一个政治话题，因此，不适合在西点学习或讨论”。这种对政党政治的憎恶以及诚实声誉使得军官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段时间，除了军事职业之外，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重大任务中经常被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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