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学概论_马勇_9787562444947_湖南知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读者荐购服务

　　广泛借鉴和吸收了国内外有关休闲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较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休闲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和内容，并在体例构架和内容安排上较前人的同类成果有所突破。全书强调创新、内容翔实、信息量大，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具有较强的科学性、系统性、实用性和前瞻性。

　　《休闲学概论》共分为十三章，在内容体系上尽可能地涵盖休闲管理活动的各个方面，同时又结合当前全球休闲产业发展的特点，进行了一定的创新；对休闲产品开发、休闲项目经营管理、休闲业的系统构成等当前休闲产业发展的热点和前沿问题进行了专章论述。此外，在每章的开头，还向读者介绍了本章的学习目标及核心概念，以帮助读者学习和掌握每一章的学习内容。

　　《休闲学概论》不仅可以作为全国普通高等院校旅游与休闲管理专业（方向）的六门骨干必修课程教材之一，也对从事休闲研究和管理的人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一章　休闲学的基本问题

　　第一节　休闲研究的缘起和发展

　　一、休闲学的起源

　　（一）“休闲”的由来

　　根据词源学的考证，“休闲”一词最早出现于古希腊文学中，与古希腊单词中的schole一词相关。schole表示平静、和平、休闲、自由时间等意义，其中的“闲”与“自由”指的不仅仅是时间的概念，更是指必须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无拘无束的状态。其反义词A-schole则是指劳动、奴隶状况。古希腊的自由市民将体力劳作都交由奴隶去做，自己却在大量的自由时间里享乐。他们把本阶层的玩乐行为统称为“schole”，即“休闲”的意思。而且，古希腊人把休闲看成是肯定的、积极的概念，在他们的观念体系中，“休闲”不属于低下的活动，“休闲”比劳动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休闲”是主要的，劳动是次要的。

　　同时，schole一词也用来表示进行学术讨论的场所。英语中的学校（school）、学者（scholar）等单词就是源自schole，这说明休闲与教育是紧密相关的。古希腊人认为，在空闲时间中，或者在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里，“休闲”是需要引起重视和认真对待的，“休闲”本身是需要学习才能做到的。休闲不是像吃喝一样不学自会的本能活动，也不是游手好闲的“娱乐”活动，要达到“休闲”的状态和水平，就需要后天的习得和教化，需要接受教育。休闲作为“智慧”、“严肃”的活动，不是人们轻而易举能够实现的。充足的空闲时问是休闲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希腊人认为还需要智力的参与，才能使动物意义上的“休闲”上升到人的意义上的“休闲”。

　　由上可知，“休闲”一词自诞生之初就并非是指一种无所事事和打发时光的庸俗活动，而是具有一定规范性和创造性的学习活动。Schole一词中几乎没有休息和消遣的成分，它主要是指发挥自身能动性进行学习，积极有为并创造社会价值的活动。因此，古希腊人的“休闲”不能解释为一般的消遣和娱乐，它还含有主动进行学习、重新创造生活和提高生命质量的意思。在他们的观念中，“休闲”是一种以丰富和创造生命活动，完善自我为目的的闲暇活动。

　　除了最初的古希腊语之外，在古法语及罗马语中也出现了意味着休闲含义的词语。其中，休闲的英文单词leisure就来源于古法语中的leisir，意思是指人们摆脱生产劳动以后的自由时间或活动；而该古法语单词又出自拉丁语中的licere一词，意思是指“自由的、没有压力的状态”或“合法的被允许的”。而罗马语中有休闲含义的otium一词，指的则是“什么也不做”的消极无为的状态。

　　（二）休闲研究的产生

　　人类对休闲的理性认识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西方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他被誉为西方的“休闲学之父”。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中，阐述了对快乐、幸福、休闲、美德和安宁的理解，并把休闲誉为“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是科学和哲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他谎：“人唯独在休闲时才有幸福可言，恰当的利用闲暇是一生做自由人的基础。”这一思想成为西方文化传统很重要的部分。

　　但是，真正把休闲放在学术的层面加以考察和研究，并形成学科体系则是近一百多年的事情。这是因为，近现代工业的高度发展，一方面促进了人们闲暇时间的增多，人在拥有物质财富的同时，开始向往精神生活的满足；而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也对人的全面丰富性造成了空前的压抑。休闲正好在弥补人们精神贫困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休闲学研究之兴起，正好反映了人们对人类前途命运的一种思考，是对几千年人类文化精神和价值体系发生断裂的现状做补救工作的一种努力，是试图通过对休闲与人生价值的思索重新理清人的文化精神坐标，进而促进人类的自省。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弗洛姆等人对科学理性的效能和意义产生了深深的疑虑，许多思想家们则试图通过休闲重新找到思考人的基点和中介形式，以寻求人的返璞归真。这是休闲学缘起的重要学术背景和社会背景。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初期，就已经结合当时工业社会的现状，对休闲科学理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对休闲时间的使用以及休闲活动的作用等问题，在理论上提出了鲜明的观点和重要见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一方面用大量活生生的事实无情地揭露了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最大限度的剥削，另一方面又不无悲愤地指媸，资本家这种残酷剥削限制了工人个人的自由休闲时间的获得。他以非同寻常的敏锐性洞察到，休闲的发展将带给人类社会以巨大的影响。在1862年完成的《剩余价值理论》的草稿中，马克思深刻指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真正的财富，这种时问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时间是发展才能等的广阔天地”。“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一部分用于消费产品，一部分从事自由活动，这种自由活动不像劳动那样是在必须实现的外在目的的压力下决定的，而这种外在目的的实现是自然的必然性，或者说社会义务。”马克思在文章中进一步阐明：“作为自由时间的基础，而取得完全不同的、更自由的性质，这种同时作为拥有自由时间的人的劳动时间，必将比役畜的时间具有高得多的质量。”　马克思在深刻揭示缩短工人的劳作时问和增加自由时间的重要性时，

　　又从另一个角度分析道：休闲时间“不仅对于恢复构成每个民族骨干的工人阶级的健康和体力是必需的，而且对于保证工人有机会来发展智力，进行社交活动以及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也是必需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1857-1858年）》中，马克思还明确指出：“从整个社会来说，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创造产生科学、艺术等的时间。”马克思还提出，一个国家真正富裕的标志是劳动时问的减少，闲暇时间的增多。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当时所承担的重任主要是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剩余价值学说，因而没有从整体上对休闲科学理论进行完整的研究和论述。但是，他清晰地预见到休闲在文明发展中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近代休闲社会科学理论上所作出的前瞻性研究和开创性成果对日后休闲学研究的兴起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②

　　之后，恩格斯等西方各国学者也都在不同时期、从不同的角度对休闲进行了相关研究。但是多数学者认为，休闲学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研究发端于美国，并且以1899年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出版《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一书为标志。凡勃伦是20世纪初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当时颇有争议的“有闲阶级”的社会地位和生活价值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他的许多观点和论述对现代休闲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该书记载了19世纪后期富裕的“有闲阶级”娱乐的社会生活，分析了闲暇时间、休闲与消费、权利等的关系，尤其是试图揭示休闲和消费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一种内在规律性。凡勃伦认为，休闲是一种阶级的社会象征。休闲已经成为一种标志和社会制度，人们用它来区别上层阶级与广大劳动群众之间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用休闲来区分社会阶层的思想意义重大，对哲学、社会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次，他还指出在休闲过程中对奢侈品或是对休闲活动支付昂贵价格进行无节制的消费，是一种社会差别的象征，是有闲阶级带有社会优越感和阶级荣誉感的消费心理的表现。凡勃伦在书中第一次提出了有关有闲阶级的“炫耀性消费”概念，这一观点对后代的影响极大。所谓“炫耀性消费”是指旨在摆阔气、炫耀自身财产、身份和地位而非出于需要而花钱购物的消费行为。“当然，一切奢侈品和生活上的享用品是属于有闲阶级的。在禁律之下，某些食料，尤其是某些饮料，是严格规定由上层阶级享用的。如果这类消费代价高昂，其问就含有了高贵和光荣的成分。”不难看出，凡勃伦在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浪费现象进行抨击时，揭露了有闲阶级及其消费方式的腐朽性。他的这一研究成果被公认为奠定近代休闲科学理论基础的开山之作。

　　二、休闲学的发展

　　继凡勃伦提出有闲阶级的有闲生活概念后，西方学者开始关注对休闲问题的理论探讨，许多学者纷纷加入到休闲研究的行列。20世纪6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杜马兹迪埃从社会学角度对休闲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前瞻性地预言休闲时代必将到来。20世纪70-80年代，观念的更新、休闲产业在西方国家的蓬勃发展促使一批学者从心理学、管理学、经济学等的角度探讨休闲问题，休闲也因而从哲学和社会学的层面延伸、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形成多学科共同研究休闲现象及其相关问题的学术局面，休闲哲学、休闲社会学、休闲心理学、休闲管理学、休闲经济学等不同的分支学科百花齐放，相互交融，共同发展。

　　（一）休闲哲学

　　哲学家研究休闲，从来都把它与人的本质相联系。休闲作为一种现实存在，为人类构建一个意义世界，守护一个精神家园，使人类的心灵有所安顿、有所归依。休闲是人一生中持久的、重要的发展舞台，它为社会系统所必需的创造性和批判性提供思考的空间。

　　在亚里士多德之后，一大批哲学家都从哲学的角度来审视休闲。其中，瑞典天主教哲学家皮普尔（Josef Pieper）在1952年出版的《休闲：文化的基础》（Leisure：The Basis of Culture）一书被誉为西方休闲学研究的经典之作。发普尔在他这本仅为几万字的书中，以深刻而精辟的语言阐释了休闲作为文化基础的价值意义，指出休闲是人的一种思想和精神的态度，不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不是空闲时间的结果，更不是游手好闲的产物。休闲有三个特征：第一，休闲是“一种理智的态度，休闲意味着一种静观的、内在平静的、安宁的状态”。第二，休闲是一种敏锐的沉思状态，是为了使自己沉浸在“整个创造过程中”的机会和能力。第三，既然休闲是一种庆典，那么，“它就与努力直接相反，与作为社会职责的劳动的独特观念相对立”。皮普尔认为，人有了休闲并不是拥有了驾驭世界的力量，而是由于心态的平和使自己感到生命的快乐。否则，我们将毁灭自己。该书自1952年问世以来，不仅对西方休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成为西方哲学思想的一面旗帜。

　　1962年，葛拉齐亚（de Grazia）则从政治哲学的观点讨论了休闲。在《论时间、工作和休闲》这本专著中，作者从雅典人的休闲观开始，追溯了这种观念消失的过程，并且讨论了西方社会中社会、经济和政治给休闲带来的障碍。

　　20世纪70年代，托马斯?古德尔（Thomas Goodale）和杰弗瑞?戈比（Geoffrey Godbey）合著的《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The Evolution of Leisure：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一书中，通过对西方休闲（从在雅典城邦的出现到它在当代的）发展状况的考察，探索了休闲在人类思想史中的演变及其价值问题，提出了“探索与思考衡量人类进步的标准和人类生存的真正目标的问题”。杰弗瑞?戈比在其广受赞誉并获文学大奖的名著——《你生命中的休闲》（Leisure in Your Life：An Exploration）一书中深刻而精辟地指出：休闲是复杂而非简单的概念，是人的存在过程的一部分。而在其另一本著作《21世纪的休闲与休闲服务》（Leisure and Leisure Service in the 21 Century）中，杰弗瑞?戈比分析了当今世界不断变化的时代特点，预见到在稍后的10年，休闲的中心地位会得到加强，人们的休闲概念将会发生本质的变化，新的价值观念意味着人们将从改造世界逐步转向改造自身。

　　此外，美国哲学家查里斯?波瑞特比尔（Charles K．Brightbill）1966年发表的《挑战休闲》（Challenge Leisure）和《以休闲为中心的教育》（Educating For Leisure-Centered Living）两部著作，成为西方公认的休闲学研究力著。该书指出，随着人的自由时间的增多，我们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也越来越多我们只注意到工作的伦理，却没有思考如何发展休闲的伦理。因此，他提出以休闲为中心的教育。这两本书作为姊妹篇集中讨论了以下问题：我们的社会为什么要关注休闲？这将意味着什么？休闲在人的知识结构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休闲教育的概念基础是什么？它与人类的价值和情感具有什么样的联系？作者认为，只要我们勇于改变当下的价值观，我们就不仅能以欣然的心态去欣赏休闲，而且也能为有意义地享受休闲去设计生活的蓝图。

　　（二）休闲社会学

　　社会学家把休闲看作是一种社会建构以及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是发展人的个性的场所。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学家的休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集大成者有杜马兹迪埃（Dumazedier）、卡普兰（Kaplan）和凯利（Kelly）等。

　　法国学者杜马兹迪埃1967年出版了其开创性著作——《走向休闲的社会》（Toward a Society of Leisure）。在书中，他提出休闲已经是一种新的、个人是自己主人并使自己感到愉快的社会需要。杜马兹迪埃以批判现实主义的观点，探讨了休闲与家庭、工作、社会政策及共同体的关系和意义。他指出：休闲是个人从工作岗位、家庭、社会义务中解脱出来的时间，是为了休息、消遣或培养与谋生无关的智慧，以及为了自发地参加社会活动和自由发挥创造力。他还提出了著名的休闲三部曲，认为休闲包括放松、娱乐和个性发展三个层次，其中个性发展是最重要的，通过阅读、旅行、教育等来发现真我，摆脱功利主义。休闲可使人们摆脱工作的疲乏与压力，尽情地发挥个人的创造力，有助于健全人格的发展。

　　美国学者卡普兰1960年撰写的《美国的休闲——社会调查》（Leisure in American：A Social Inquiry）是一部最早的休闲名著之一，代表了60年代休闲社会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在这本书中，卡普兰把休闲作为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来研究，这些维度涉及美国社会制度的诸多方面，其中包括工作、家庭、社会阶层、宗教、世俗的价值观，等等。卡普兰指出，如果一个“好的生活”概念尚未形成，那么，我们将不可能理智地决定什么是好的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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