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慰藉：重拾往昔的生活智慧_代雪曦_9787562494232_湖南知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读者荐购服务

　　《历史的慰藉：重拾往昔的生活智慧》是一本社科通识类读物。英国文化历史学家罗曼?柯兹纳里奇在书中饶有趣味地探讨了十二个具有普世意义的生活话题，包括如何选择工作、寻找爱情、如何看待金钱和保持创造力等，从人类历史的漫长历程中采撷湮没其间的前人的宝贵经验和智慧，为现代人提升自我修养、做好心理调适乃至探求生存哲学，呈现了更多的关于投入生活和谋求自我发展可能的忠言慧语。书中介绍了各个时期的人们面对同类问题的认识、求索和实践，历史深处这些正逐渐消隐模糊的生活细节，每一个都能给我们今生的个人思考和人生抉择带来启迪。

　　我们应该如何生活？这一古老的问题有了其现代的紧迫性。在富庶的西方世界，社会变革之快让我们难以适应。网络文化改变了我们坠入情网和维系友情的方式。工作给生活让位，以及找份既能开阔眼界又能维持生活的工作这一不断上升的期望增加了我们选择正确职业生涯的困惑。医学的进步让我们的寿命比以前长了很多。我们不禁会问自己：我如何度过这额外获得的几年弥足珍贵的时间呢？从去哪儿度假到我们如何思考孩子的未来，环境问题也为如何有道德地生活提出了挑战。此外，消费带来的快乐以及对物质财富的需求在20世纪就已困扰着我们，使我们渴求更深层次的成就感及其意义。寻求生活的艺术已成为我们这个年代最大的困惑。

　　其实，可以从很多方面出发去寻找答案。我们可以求助于那些智慧的哲人，他们能解答生命、宇宙甚至万事万物的问题。我们也可以遵循宗教教义或追寻心灵思想家的足迹。心理学家创立了关于幸福的科学，能为我们摆脱陈旧的积习并对人生充满积极的展望提供帮助。还有那些自助型专家的建议，他们总能将所有的方法熟练地包装成一个5点式的计划。

　　但还有一个领域是极少有人为了解决“应该如何生活”这一现实困境而愿意主动去寻找灵感的，那就是历史。我深信未来生活的艺术可以通过回溯过去而获得。如果探寻并知晓了人们在其他时期和文化中如何生活，我们就能提炼出日常生活中应对机遇与挑战的经验与教训。那充满激情的生活的秘密就藏在中世纪对死亡的态度中，或是工业革命时亚当·斯密提出的著名案例“大头针工厂”中。穿越到明代的中国或是中非的土著文化中去看看怎么样？改变一下我们对抚养孩子以及孝顺父母的看法？！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至今也未作出多少努力去揭开历史智慧的面纱，而这些智慧正是基于历史上的人们实实在在的生活而非那些不确定的乌托邦式的梦想。

　　我认为历史是一个百宝箱，就像文艺复兴时期所流行的“珍宝阁”，德国人将其称为“Wunderkammer”。收藏家们在其珍宝阁内展示大量令人目眩神迷、难得一见的奇珍异宝，每一件宝物都有自己的故事，比如来自土耳其的一个微型算盘或是日本的象牙雕刻。这些宝物代代相传，它们是家族传统、知识、品味和游历见闻的陈列馆，是一笔珍贵的遗产。历史也是如此，它传承给我们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和丰富多彩的文化中的理念。这是我们共享的一份遗产，非常奇妙，通常是一些我们可随意拾起把玩的支离破碎的“工艺品”，但又让人禁不住在好奇中深思。打开历史百宝箱，会发现有太多可供我们在生活中学习的地方。

　　我们的历史之旅将由一些著名的甚或是有时已被遗忘的人物引领。从17世纪的天文学家到“三K党”前领导人；从早期的女权主义领军人物到一个自焚的越南和尚……他们将陪同我们进入一些不同寻常的领域——百货公司的诞生或是五官感觉之谜。他们的使命在于揭示人类对于处理核心问题（如工作、时间、创造力和同理心等）有着各种各样让人意想不到的方法。我们的“导游”将帮助我们质询现有的生活方式并分享令人惊讶却切实可行的看法，引领我们的生活走向一片新的天地。

　　17世纪的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年，英国政治家、文学家）写道：“历史主要及正确的作用在于通过教导来促使人们鉴古知今，为人处世更为审慎也更有远见。”请欣然接受“应用历史学”这一概念吧！我钻研了社会历史学家、经济历史学家以及文化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著作，寻求那最引人深思的可以解决当今西方社会生活的困境的理念。然而这些学术研究极少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思考，它们会给那些期望过一种更为冒险、更有意义的人生的人们以零星的启发。正如文艺复兴重新发掘了古典时代的被遗失的知识，最后引发了艺术以及科学的革命那样，我们必须发掘那些关于如何活得更好的隐藏的想法，这些在过去已深埋许久的理念会引发一场自我认识的新革命。

　　以史为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认同我们祖先那些令人叹服的生活方式并予以吸收和采纳。以史为鉴，也是认同我们已有的许多理念和态度，很多都是我们不知不觉中从历史中承袭的。这些理念和态度中，有些是积极的，是我们现实生活中非常欢迎的，如沉浸在大自然中对我们的健康非常重要这一理念。但是也有一些其他文化遗产传承下来的知识可能对我们产生很大的危害，而我们几乎从未指出或进行质疑，如一种工作伦理认识将休闲时间看成是时间“停止”了而非时间“开始”了；或是有一种理念认为运用你的天赋最好的方法是成为某一狭窄领域的专家，以谋求在这一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功，而不是在更广阔的领域获得成功。我们要追溯这些历史遗产的源头，它们悄悄融入了我们的生活并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我们的世界观。我们可能选择取其精华，更好地了解自己；我们也可以去其糟粕，从那些无用的历史遗产中摆脱出来重新去创造。我们手中的历史是一种可以支配的惊人力量。

　　所有的历史都是书写历史的人眼中的历史，他们通过选择、删节和诠释来过滤历史。本书也不例外。它并没有囊括所有跟爱、金钱或生活艺术其他方面相关的庞杂历史。取而代之的是，我摘录了那些看起来最能阐明我们大多数人日常生活中所要面对的与生活抗争的逸闻趣事。例如在家庭一章，我将精力主要集中在家庭主夫和家人之间的交流上，部分是由于这些史实使我深刻了解了自己生活中所遇到的难题。尽管如此，我在挑选历史关注点时并没有纯粹地从个人角度出发，而是在判断：哪些问题对觉得困惑的大多数人有帮助，或是纯粹对如何更好地生活感到好奇，以及那些有空间和机会对自己的生活现状作出改变的人。

　　本书向歌德的名言致以敬意：“未能透彻了解三千年历史之人，即使一天活过一天，他仍属于茫然无知。”我仔细阅读了从古希腊至今近三千年的人类历史，主要阅读欧洲史和北美洲史的同时，也走进了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历史文化，获得了通往幸福生活的灵感。这些地区包括亚洲，特别是中东地区，在那些当地人的现代文化习俗中仍投射着那里古时候的生活方式。

　　本书致力于连接古代和现代，创造一座想象的桥梁。这座桥梁可以帮助我们深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新思考应该怎样生活，并为我们探寻世界以及认识我们自身开辟一条新的道路。是时候打开历史的百宝箱了，去探索那些可以向我们揭示如何生活的历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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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制的时钟

　　每天清晨，我们宁静的睡眠都被人造的“哔哔”声或各种铃声所打断，将我们的身体唤醒。时刻表将我们召唤到火车上，时钟将我们催去开会，将我们从午餐中叫走，即使是我们病了或是什么也做不出来也不让我们回家。就好比我们全都上了服从课程，被训练得要服从于时间。我们是怎么变得如此屈从于时间的暴政的呢？

　　较早的真正对时间感兴趣的文明是古巴比伦人和古埃及人。他们生活在农耕社会中，主要关心的是如何计量季节的更替，因为他们需要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种农作物或是什么时候应该灌溉田地。因此，他们发明了一种反映月亮、太阳和其他星球的周期运动的日历。以古巴比伦人为例，他们就按照朔望月（农历月）生活，但因为月亮的周期和太阳年不是完全契合的，所以在公元前432年，他们制定了一种19年周期的新日历，其中有些年份是12个月，有些一年有13个月。当然，这样的日历对日常使用来说就太复杂了。犹太人和穆斯林仍然按照农历生活，因此斋月就没有固定的日期，每年都会往后推移大约11天。尽管拥有观测星空以及高超的专注于天体的运算能力，古巴比伦人和古埃及人对找出一种精确的方式去分割一天却没什么兴趣。大多数古代世界用来计时的工具都既不精确也不可靠。古罗马人有13种日晷，但没有一种能够在阴天或夜里起作用。滴漏（水钟）在古埃及和中国的皇宫中随处可见，但却总是没解决掉保持匀速频率这一难题。

　　进入13世纪，欧洲发明了机械时钟——没人准确地知道它是在哪儿以及是由谁发明的——这是时间史上最重大的一次革命，且这一事件永远改变了人类的意识。从1330年左右开始，一天被分成了平均的24个时段。随着每小时的钟声响起，一种新型的规律和系统化模式进入了人们的生活。早期的时钟一般只能在修道院中看到，那是为了提示僧侣们什么时候开始做祈祷仪式，比如晚祷和晨祷。14世纪后期，时钟开始在城镇流行。商人们根据当地的时钟开始和结束营业，这也逐渐决定了晚餐的时间以及恋人们秘密约会的时间。1370年，德国科隆市安装了第一座公共时钟。在随后不到四年的时间里，这里又通过了一项新法规，确定了劳动者每天开始和结束工作的时间。然后，噩耗传来，劳动者的午休时间被限定为不超过一小时。这些早期的时钟一般没有将小时划分成更小的时间单位，最精确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将一小时分成四刻钟。那时的钟表通常也没有刻度盘，因此它们主要是用来听而不是看的——敲钟声在大地上回响时也创造出了一种新的音乐背景。有些钟有表盘，如1410年布拉格建造的天文钟，这座大钟至今仍矗立在老城市政厅的南外墙上。它典型地保留了古代人们对太空的兴趣，描述了太阳、月亮以及黄道带的季节运动。

　　直到17世纪，在伽利略发明了钟摆后，大多数时钟才有了分针。又过了100年，秒针才出现在了长形钟的刻度盘上。越来越少的时钟还附有天文观测指示器的因素。到18世纪时，人们对月相的兴趣越来越小，而对于将时间分割成越来越小的部分兴趣更大，虽然这种分割对自然世界来说没什么用处。制造业文化对时间的精确要求逐渐占据了我们的思想。19世纪的怀表，在刚开始时还是奢侈品，逐渐就变得便宜到即使是普通劳动者也可以把它用链条系绑在衣服上，当作随身携带的时间指示器——不过是谁绑着谁那就不清楚了。腕表直到19世纪80年代才出现，是由德国海军军官们遵从恺撒·威廉一世（Kaiser Wilhelm Ⅰ，1797—1888年，普鲁士国王，德意志帝国第一任皇帝）的命令制造出来的。

　　终于，自愿的手铐诞生了。

　　这种对时间越来越精确的计量刚开始是一种正面的发展。人们可以确定自己不会在周五和年老的叔叔共进午餐时迟到，能计划好时间赶上最后一班火车回家，知道杂货铺几点关门以及烤牛肉应该在烤箱里放多长时间，这些不是很有用吗？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更多的负面后果逐渐变得明显：时间演化成了一种社会控制以及经济剥削的形式。

　　今天，很多欣赏玮致活瓷器精致的手工技艺的古董收藏家们并不清楚英国玮致活皇家瓷器公司的创始人乔舒亚·玮致活（Josiah Wedgwood，1730—1795年）是一位严格的纪律奉行者，他对于贯彻时间统治我们生活的方式负有相当大的责任。玮致活瓷器工厂于1769年在英国北部的斯塔福德郡成立，它不仅是英国首家使用蒸汽动力的工厂，还率先引入了打卡考勤系统。如果制陶工人迟到，他们会被扣除日薪的一部分。工时表很快成为不只是存在于制陶工坊，还存在于纺织厂及其他行业的一个无处不在的特征。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年，19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在其1854年出版的小说《艰难时世》（Hard Times）中，通过书中的角色葛莱恩先生批判了这种功利主义的效率文化：葛莱恩的办公室里有“ 一台死气沉沉的统计时钟，计量每一秒的敲击声都像敲打棺木盖子的声音”。

　　能够控制时间对生意人来说无疑意味着将大有收获，因此他们尽力采取各种方法控制时间。佚名作者所著的《邓迪工厂里男孩们的生活章节》（Chapters in the Life of a Dundee Factory Boy，1850年）记载下来当时这些商人是怎么操控时间的：

　　……事实上，在厂里根本没有正常的工作时间：工厂主和经理们想让我们干多久就有多久。工厂里的时钟常常在早上就被拨提前，然后晚上被拨延后。时钟不再是计量时间的工具，而被他们用作进行欺骗和压迫的遮羞布。尽管大家都知道，却都不敢说出来——一名工人后来不敢再带表来上班——开除一个被认为知道太多计时“科学”的人的情况并不罕见。

　　一种新的语言进化反映了时间文化的演变。人们开始谈论时间的长度，就像是在讨论布匹的长度一样。时间现在是一种可以像钱一样“节约”和“花掉”的东西。工人们向工厂所有者出售自己的劳动时间，将时间转化为商品。到了19世纪，“时间就是金钱”这一被认为首次由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年，美国著名政治家、科学家、作家、外交家及发明家）在1740年说出的短语变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颂歌。一名理想的工人应该“像时钟一样有规律”。守时被提升为最高美德，而“浪费时间”则成为一种罪恶。

　　到19世纪末期，刚开始以分钟计时的生产线上的工作任务，开始以秒来计算。速度慢的劳动者被解雇。工人们通过“消极怠工”对这种严格控制的工作新形式提出抗议。20世纪早期，工业世界服从于“时间与动作效率”研究。其理论基础源于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1856—1915年，美国著名管理学家、经济学家，被后世称为“科学管理之父”），其于1911年出版的《科学管理原理》（Scientific Management）阐述了如何能使工人变得更有效率。他建议通过研究工人们完成每项任务的速度，不断优化任务流程并要求他们完成得更为迅速。两年后，亨利·福特接受泰勒的建议，在他底特律的汽车工厂安装了全世界第一条大规模装配流水线。汽车产量马上翻倍。1920年，吉尔布雷斯夫妇（Frank and Lillian Gilbreth）注意到砌砖工人需要18个独立的步骤才能砌好一块砖。通过观看影片片段，他们发现这些步骤可以简化为五步，这样改进后可以使每天砌砖的数量从1 000块增加到2 700块。狂热的计时拥趸们甚至拍摄自己的孩子洗碗的短片以提高他们的效率。时间与动作效率研究可能确实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但对雇员来说他们就必须工作得越来越快。这表现出了一种时钟与资本家之间的危险结合。这样的发展促使美国历史学家、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年）总结道：“时钟，而非蒸汽机，才是现代工业时代的主导机械。”

　　今天，我们大多数人都不喜欢有一个时间与动作效率专家在我们身后盯着我们工作，或是因为上班迟到就被扣工资。甚至我们可能被允许可以有弹性工作时间，可以偶尔在家工作。但是，控制时间这一文化仍然持续着。我们不能因为今天是一个美好的早晨，所以我决定到外边散散步而晚去办公室。我们被送去参加“时间管理”课程以让我们变得更有效率，同时还被期望能在无数的“最后期限”前完成任务。“最后期限”（deadlines）这一术语最早指的是美国一所军队监狱外的一条线，如果囚犯跨过这条线就会被射杀。

　　正当你阅读这段文字时, 专制的时钟不仅藉由学校教育孩子们服从时间管理的行为，通过连续不断的铃声统治了每所学校，还在发展中国家的血汗工厂中称王称霸。缝制我们所穿衬衣的工厂妇女只有抓紧在一定时间内完工才能保住她们的工作。我们被时间所控制，但我们也和时间串通一气严格管控着其他人。

　　对时间越来越精确的计量，以及其作为一种社会控制形式的出现，随之而来的是第三次历史性发展：对速度的崇拜。我们都正经历着在高速发展的社会中的生活，永远都处在一种快速前进的状态之中。我们匆匆忙忙地上班，我们狼吞虎咽地吃快餐，我们通过速配寻觅恋人，还试着适应“有效睡眠”。我们希望自己花园里的植物快速生长，日志里满是必要的安排——如果有空白的地方就好像是会招人谴责似的错过了生活的证据一样。广告业告诉我们越快越好，迎接更快的电脑、更快的车、快节奏的生活。我们现在不爱说“稳扎稳打的人会成功”。我们现在认为乌龟永远都追不上兔子。

　　对速度的崇拜从3个方面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首先是交通。说到日常生活的速度，可能没有什么比19世纪30年代蒸汽火车的出现改变得更多的了。这些冒着烟的钢铁巨兽以一种从未有人体验过的速度穿过原野。想象一下吧，一个从未有超过10英里每小时速度的世界突然被抛在一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可以轻松超越公共马车的快3倍以上速度的机器。19世纪40年代，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1775—1851年，英国学院派画家代表人物，西方艺术史上最杰出的风景画家之一）创作了描绘一列火车在烟雨蒙蒙的金色乡村背景中迎面而来的油画作品——《雨，蒸汽和速度》——不仅描绘了工业革命对英国乡村的入侵，而且表达了透纳感觉到未来正向着维多利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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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的慰藉：重拾往昔的生活智慧》：

　　现代的咖啡文化发展出一系列复杂的词汇来描述我们每天喝的各种咖啡：卡布奇诺、意式咖啡、无糖奶香咖啡、美式咖啡、焦糖拿铁以及摩卡咖啡等。古希腊人也从他们对爱的理解中提炼出爱的6种不同形式。这和我们今天的做法完全相反：我们把范畴极为宽广的各种情感、关系和理想汇集成一个含糊不清的术语——爱。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可以大声宣布“我恋爱了！”但当然，他的爱不可能与一个60岁的老人在经历了与妻子相濡以沫多年以后所说的“我依然爱你”相提并论。我们在情到浓时说，“我爱你！”同时也在电子邮件的落款处随随便便地签下“致以无尽的爱”。

　　古雅典的居民们如果看到我们的表达如此生硬，一定会大吃一惊的。他们谈论爱的方式不是只活跃在市井巷弄的八卦中，而是会思考爱在他们生活中的位置。他们所用的方式是用我们那贫乏的语言难以理解的。如果拿咖啡的术语和情感打比方的话，我们的描述语也就相当于一杯速溶咖啡。我们需要揭示希腊人所知的那6种情感，并考虑将其纳入我们的日常交流中。这样做也许更有助于找到最适合我们个人口味的那些情感关系。我们都曾看过情人节贺卡上那扑腾着翅膀飞来飞去的胖嘟嘟的丘比特，他冷不丁地对那些没有防范的人射出爱神之箭，让他们坠入爱河。丘比特在古罗马语中叫厄洛斯（Eros），在希腊是爱与丰饶之神。对古希腊人来说，“厄洛斯”意为性激情和欲望，是各种爱中最重要的一种。但他们所言的厄洛斯和我们现在所认为的那个顽皮的小淘气丘比特相去甚远。它被古希腊人看作是危险的、激烈的、非理性的一种爱，是那种会控制你、占据你的爱。公元前5世纪的一位哲学家普罗迪科斯（]Prodicus，公元前465一前395年，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导师之一，也是诡辩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说：“欲望加倍就是爱，而爱加倍就会变成疯狂。”厄洛斯所包含的失去理智之义让希腊人感到害怕，尽管这是现代很多人在一段恋情中所苦苦寻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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