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越位之思与诗学空间》收集10篇专论，自成脉络，从学科通串和文化涵濡的角度，对比较诗学的渊源、方法论基础和批评实践展开论辩与反思。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越位之思与诗学空间》以理论、方法、历史考辩、诗学空间以及中外涵濡为线索，对比较诗学进行充实和具体化，在学科通串和文化涵濡的复杂语境下，自觉拓展比较诗学的空间，描述跨文化的理论转型，凸显媒介文化时代新型诗学。
承蒙张辉教授仁心邀请，以及宋炳辉教授慷慨接纳，在下斗胆将自己近年来论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文字筛选一下，编成本书，权当在当今比较文学和诗学研究的辉煌学术交响之中滥竽充数。学术先进邀请，对笔者而言是一种友善（hospitality），更是一道律令（imperative）。在他人的友善之中，我必须珍惜这份机缘，追踪自己学步的踪迹，对这道律令做出真诚的回应。回应他人，乃是一种绝对的责任：在他人面前、对着他人、向他人做出回答（answer before，for，and to the other）。
2004年，受王柯平教授之邀，蒙跨文化研究院同仁友善接纳，笔者从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移家京东，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就职，从事比较诗学与跨文化研究。于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比较诗学”“跨文化研究”就成为我十几年来一直在写的“命题作文”，到现在也没有交上一份完整的答卷。
在现代中国，“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以及“跨文化研究”，都是一些沉重甚至有几分悲剧感的话题。中国被动出离古典，被动进入世界，被动进入全球时代，被动遭遇西方资本暴戾的侵蚀与剥夺，一部现代学术史，不是硕果累累，而是伤痕累累。中国比较文学和跨文化研究的奠基者之一，“20世纪初的苦魂”王国维先生敏悟到“学问之道，本无中西”，“风气既开，互相推助”（王国维《国学丛刊序》），“与时迁徙，与世偃仰，千举万变，其道一也”（《荀子·儒效》）。经过20世纪百年的沧桑波澜，比较文学、世界文学、跨文化研究不仅在中国落地生根，根深、花繁、叶茂，正是它们诱惑着、激励着几代学人探赜索隐，虔心问道，从而塑造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格局与气象。在这种格局与气象中，中国古典学术完成了华丽的转身，而中国文化精神在现代语境中也实现了优雅的转型。传统文化没有花果飘零、云烟消散，而是流兴不息、余韵悠长。
本书论涉的“比较文学”等议题备受学界质疑，“比较”研究方法尤其如此。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Bendetto Croce）秉持“美是心灵的直觉”这一断制，强调人类审美及其物化形态的通性，却对比较方法横加非议。法国比较文学纲领确定，旗帜鲜明，力举实证主义方法，重在研究实际发生的文学与文化的跨国关系，却力拒进行漫无边际的类比。法国学派第二代巨子之一，艾田伯（Rene Etiemble）一句“比较不是理由”就吊销了比较研究的合法性。话虽如此，事实上却没有那么轻松。他还是紧跟着断言，“历史研究”和“审美研究”的融合必然导致“比较诗学”。然而，真正的比较诗学确实不可能在实证主义的森罗秩序之下生长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传统欧洲文化的辉煌大厦差不多化为废墟，优秀的欧洲学者不是流浪到亚洲和非洲，就是漂洋过海远走美洲。这些携带着古典学术方法和欧洲文化精神的学者离乡背井，客栖异邦，隔海隔山远望故土，在流亡中缔造了“比较文学”。“比较文学就是比较流亡”。
胡继华，安徽太湖人，安徽师范大学法学学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带头人，硕士生导师，跨文化研究院副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诗学，古典神话哲学。
主要著作：《文化幽怀与审美象征》《后现代语境下文化伦理转向》《重建巴别塔》《浪漫灵知》。主要译著：《友爱的政治学》《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神话研究》《时间的旅行》《光与时间的神话》。
序言
第一辑 涵濡与创制
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悖论——昔日中西比较文化观念和文学比较方法考辨
全球文化语境下比较文学的形态、策略与趋势
文化涵濡与中国现代诗学创制
第二辑 镜像与认知
灵知与审美的世界主义——论宗白华美学中的“同情”
象征的历史之维——陈寅恪的“史”“诗”关系论及其复杂隐喻体系
第三辑 解构与约束
解构的“文字课”——德里达与汉字文化体系
解构批评三范例——命名、礼物与圣者书信
第四辑媒介与幻象
麦克卢汉、德里达与乔伊斯——媒介与解构双重视野下的《尤利西斯》神话
赛博公民与异教诸神的复活
穿越幻象——论齐泽克与电影
虚拟他者——列维纳斯的“伦理诗学”与媒介文化批判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越位之思与诗学空间》：
一、文化涵濡与近世史
文化涵濡，是指远缘近缘的多种文化之间深层的涵化与濡染从而导致文化精神内在隐性变异的过程。“涵濡雨露，振荡风气”（苏轼《墨竹赋》），歌咏的是外在宇宙的自然世界涵化濡染而活力弥满新风荡漾的景观。中学西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王国维《国学丛刊序》），描绘的是普世之间学术文化实践涵化濡染而互相推助诸分进化的态势。“山河大地，皆吾遍现，翠竹黄花，皆我英华”（康有为《中庸注》），憧憬的是天人合一六合同风的世界文化乌托邦境界。
从历史长时段来看，公元前20个世纪，欧亚非三大板块的文化就以地中海为中心发生了一场史前文化涵濡，世界历史的黎明就在这里破晓，文化宛如百川归海，汇聚于古希腊世界的丽日蓝天之下。在对抗、冲突以及涵化、濡染的变奏中，史前时代的全球化运动不仅成就了希腊一罗马文化艺术的辉煌，而且铸造了欧洲文化传统的坚实根基。史前地中海的考古学图画中，一个“大统一的世纪”和“国际性文化”朗然显现。布罗代尔断言，经受这次文化涵濡，近东地区有了明显的跃进，一方面是超越，另一方面是统一得到巩固。克里特文明作为文化涵濡的范本形象，早就赫赫生辉，成为哲人柏拉图的美好城邦原型之一。20世纪后半叶，欧洲中心主义落潮，文化霸权主义浸衰，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去势，人类学借着史前考古学图像重描和深描世界文化图景，将涵濡提升为审视全球跨文化交往和人类独特文化创制的一个基本视角，当然也是回观百年中国现代诗学创制及其成就的一个基本视角。弗里德曼指出，早在五千年前的泰古，文化涵濡就已经造就了一个世界体系或全球秩序。这一全球通史以“声望物品体系”为中心开启了商业文明和殖民世界。考古学记录既是“涵濡”（acculturation）的见证，又是“殖民”（colonialization）的写照。涵濡并不只是一个符码学习的简单过程，而是文化认同改变的基本程序。换言之，涵濡对于理解社会情境、文化变迁和生存品格具有最为本质的意义。“西方霸权当前的衰落和世界体系去中心化的突出特征是文化运动，即那些明显颠覆了似乎在世界范围上日益增强的文化同质化的新认同和民族认同的运动正在相伴而生。”①“文化同质化”（homogenization of cultures）表明世界体系的一体化走向，而“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则标志着文化精神的多元化趋势。文化涵濡则是对这同一进程之两个方面的概括，既体现了人类整体的因袭性，又凸显了民族文化的原创性。
中国之进入世界体系而展开全球性文化涵濡，要追溯至梁启超先生所说的“近世史”。1901年，任公撰写《中国史叙论》，书中详述“中国”观念的内涵及其演变，以此观念为核心，提出“三个中国”说：“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又君主专制政体渐就湮灭，而数千年未经发达之国民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任公这一说法扎根于近代中国历史的巨大“创局”，而将华夏民族历史置于“世界体系”的变迁情境中，尤其表现出对华夏与泰西“交涉竞争”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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