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总部迁移的现象非常普遍，从政策层面看，吸引企业总部政策、疏解非首都功能、“腾笼换鸟”、“一带一路”战略和关税政策都将推动中国企业总部迁移；从企业角度看，也因区位条件、产业升级、市场扩张、要素供给等因素的变化实施企业总部迁移行为。《经济管理学术文库·经济类：中国企业总部迁移理论与政策研究》以区域经济的微观主体——企业总部行为分析为基础，揭示区域发展的微观机理，将有助于区域经济学微观理论基础的建立，有助于政府部门有效引导企业总部的迁移和聚集，减少城市间无谓的内耗，促进城市间建立合理的分工体系。《经济管理学术文库·经济类：中国企业总部迁移理论与政策研究》从区域经济、经济地理和工商管理多学科融合的角度，在文献梳理和对企业总部迁移案例与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探讨现实经济中普遍的企业总部迁移现象，研究中国企业总部迁移的特征、动态演变、效应和风险；分析中国企业总部迁移的模式，解释中国企业总部迁移的动力机制和决定因素；尝试用博弈分析模型模拟地方政府企业总部迁移政策效果。
企业总部迁移是产业集聚与扩散和区域经济形成演化的微观基础，也是当前国际区域经济学界理论研究的前沿。企业总部所在的位置并非固定不变，它会随着企业的空间扩张、业务转型、企业并购而变化，也会因产业政策、环境政策等的变化而改变。所谓企业总部迁移，是企业迁移的一种特殊形式，它特指企业总部从一个地域向另一个地域的转移，包括企业的整体搬迁、企业总部迁移、核心管理部门迁移和研发总部迁移等。
事实上，企业总部迁移现象远比我们观察到的要丰富得多。既有支付宝、红豆、杉杉企业总部迁向上海，也有安踏、361°、特步企业总部迁往香港、厦门；既有美国加州数以千计的企业总部大规模迁移到美国得州，也有北京成千上万家小服装、小加工、小印刷、商业批发企业迁往河北。在这些企业总部迁移中，有因企业发展壮大空间扩张的需要而迁移的，有因业务转型、企业并购使然，也有因原来区位的综合商务成本的抬高所致，还有政府政策的推动。政策层面主要有三种：一是中国各大城市吸引企业总部迁入的优惠政策；二是像北京的疏解非首都功能政策和东莞的“腾笼换鸟”政策；三是国际投资和各国关税政策。
相对于活跃的企业总部迁移，理论研究相对滞后，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加强对企业总部迁移问题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本书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一，中国企业总部为什么要迁移？其迁移的动力机制是什么？二，中国企业总部迁到哪儿？中国企业总部区位的决定因素是什么？三，中国企业总部迁移的特征有哪些？有哪些规律性？四，中国企业总部迁移的风险有哪些？如何避免？第五，企业总部的迁移带来工作岗位、税收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除此之外，企业总部迁移会给城市带来哪些效应？第六，企业总部迁移的政策是如何影响企业总部迁移的？
《经济管理学术文库·经济类：中国企业总部迁移理论与政策研究》：
3.5.2退出风险
企业总部迁移面临着如何协调企业与原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退出障碍。“迁移企业总部”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以下影响：①对地方经济实力造成一定影响。有能力“迁移企业总部”的企业一般都是当地的纳税大户，这样一个“财政支柱”的迁址绝对不是简单的企业行为，它的去留关乎当地民生的兴衰，业界所认为的“东风迁往武汉使十堰沦为废都”之说即为生动注解。企业总部迁移后，必将使原有产值、利税分流到新的企业总部所在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原来地方的经济实力。②影响地方官员的业绩考核。目前中国各地方政府在以“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的前提下，把“GDP”、“税收”等经济指标作为政府官员业绩考核的重要标准，这就使得地方领导必将采取种种措施来阻挠企业总部迁移。③增加当地就业压力。一部分企业总部迁移，并不会把企业总部原有职工全部迁移到新的企业总部所在地，这些员工就可能面临下岗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当地的就业压力，破坏地方稳定局面。同时一些企业发展长期依赖地方扶持，如果离开当地政府的“庇护”，企业总部迁移也必将存在一定的风险。
3.5.3不确定性风险
企业总部搬迁是否都能取得理想的成效有待检验，企业总部迁移所产生的成本也往往难以事先全面估计到。
第一，政策不确定性风险。向大城市搬迁企业总部的企业大多是发展到一定规模、具备向全国市场进军实力的企业，而这些企业在当地都是纳税大户，是政府树立的典型，享受的优惠政策和政府扶持也较多。一旦迁走，它们将失去当地政府的眷顾；而迁入的大城市，由于大企业较多，能否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也是一个未知数。所以，如果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搬迁，则两边优势尽失，对企业特别是一些还处在成长期的企业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1999年，杉杉公司确立了新的发展战略，其中之一便是把公司总部迁往上海。这是浙江省最早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次企业总部外迁行为。虽然，杉杉的一些加工基地还在宁波，但由于企业总部的搬迁，在考虑优惠和支持政策时，浙江省和宁波市都把杉杉排除在外。而在上海，巨型跨国公司云集，杉杉得不到特殊的支持和优惠政策。
第二，市场不确定性风险。企业在起源地发展起来之后，一般已经把当地的市场培育得相当成熟。一旦迁移，虽然市场扩大了，但有可能占领不了新的市场，成熟的市场反而失守。杉杉服装有限公司就是一个例子。1996年之前，杉杉是中国服装业的第一大品牌，在西服市场的占有率达到了30%-40%。但是到2003年，杉杉西服在国内服装市场的占有率已经下降为4%。有人把它如此惨痛的下滑归结为企业总部迁移。
第三，成本不确定性风险。企业在一个地方发展起来，一般来说，此地大多是具备这个行业发展的优势资源，或是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或是丰富的自然资源，而盲目地搬到大城市，反而会增加企业的管理成本。比较郑州与北京两地，因文化习惯不同所新增的费用往往是企业在总部迁移时无法估计到的。格林集团在搬迁时没有估计到的费用支出包括班车费、午餐费、通信补贴、人员辞退成本等。在郑州员工的交通工具多为自行车，而在北京员工多采用公共交通工具，员工的月通勤成本在两地相差300元／人之多；在郑州员工的午餐多在自家解决，而在北京员工的午餐多由食堂、快餐店解决，员工的月午餐费用的支出差异为250～300元／人；在郑州多数公司不提供通信补贴，而在北京绝大多数公司都提供通信补贴；在郑州辞退员工一般没有多发两个月工资的惯例，而在北京往往要严格按劳动法执行，提前解除劳动合同，要给予相应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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