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行渐近的金融周期_彭文生 (作者)_9787508675909_湖南知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读者荐购服务

《渐行渐近的金融周期》过去40年在金融自由化、政府对私人财富隐性担保、宏观政策过度依赖信贷的大环境下，全球范围内金融的顺周期性成为驱动经济中期波动的重要力量，甚至带来了金融危机。有别于实体与金融相割裂的传统视角，本书在金融周期的分析框架下，聚焦信用和房地产相互促进的机制，联系金融和实体、总量和结构，提供一个从金融看宏观经济的全景式分析。
中国在经历第一个金融周期，上半场的繁荣已经持续了10年，房地产和信用（债务）过度扩张损害潜在增长率，扭曲经济结构，加剧贫富分化和环境污染，不可持续。央行加息（紧货币）、监管加强（紧信用）、结构改革包括税制调整，独立或合力作用，将触发金融周期拐点。下半场调整意味着房地产去泡沫、非政府部门去杠杆，经济增长在一段时间面临下行压力，但结构改善。寄希望于刺激增长和通胀去杠杆、家庭加杠杆扶持企业降杠杆、只减债务不减资产泡沫、汇率贬值消化高房价等都是不现实的。
进入金融周期下半场后，理想的宏观政策是“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但这是技术层面的调整，不改变金融的基本结构。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还需要深层次的变革：一是央行（财政）扩表增加货币投放，降低对银行信贷的依赖，央行发行数字货币支持财政大幅减税；二是回归某种形式的分业经营，存款归存款、投资归投资，区隔金融的公用事业和风险部分

吴晓灵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促进了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同时，金融改革不断深化，金融体系、金融市场、金融监管和调控体系日趋完善。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开放，我们也面临一些风险与挑战。党中央反复强调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为起点，我国银行信贷快速增长，在非金融部门，尤其是企业部门杠杆率显著上升。近几年，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影子银行大幅扩张，传统商业银行与证券投资等业务的边界变得模糊，金融风险上升。彭文生博士的《渐行渐近的金融周期》在金融周期的分析框架下，聚焦房地产价格与信用扩张相互促进带来顺周期性，为我们分析与探讨经济金融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我看来，为了防控金融风险，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我们需要控制住货币信贷扩张的总闸门，同时改善金融结构，这涉及货币政策、审慎监管、法律法规等多个方面。
一、金融的结构与监管
改善金融结构，有利于央行有效调控货币信贷总量，也有利于投融资与实体经济活动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首先，要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增加中小企业股本融资渠道，建立资本市场升级降级机制，让市场选择上市企业，积极发展场外市场，让所有股份制企业有一个合法股权交易的场所，减轻银行压力，减少非法融资。其次，要给公司以债务工具的选择，促进债券市场发展，应该控制发债公司的总体杠杆率，而非规定具体债务工具比例。同时，要加强对包括影子银行在内的金融中介的监管，让工具创新和服务创新真正满足实体经济需求。
金融结构的改善与风险防范离不开对金融的规范与监管。我国金融业按功能分为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和信托业四个板块。银行业是信用中介，创造货币并以支付为核心；证券业是融资中介，为筹资者和投资者搭建平台；保险业是经济补偿机制，以精算为中心；信托业则是代客资产管理，强调对客户的忠诚。目前市场对金融机构描述比较多的是“混业经营”，但我更倾向于使用“综合经营”来描述一个金融机构法人或集团同时经营多种金融业务。混业经营只是简单强调了多种金融业务之间的相互渗透，而综合经营则更多地体现了各个业务之间相互融合的同时仍具有功能的独立性。
从法律法规层面看，综合经营有不同的形式。欧洲实行的是法人综合经营，需要良好的法治环境，以限定法人的权利；而其他国家，比如美国，实行集团综合经营。集团综合经营有两种类型：一是纯控股型，母公司没有独立运营的业务；二是事业型，母公司有独立运营的业务。在我国，目前两种类型都存在，但由于严格的分业经营的发展历史，几乎所有银行都拥有全牌照的子公司，而其他机构也是如此，所以目前我国要走向纯控股不太容易，最后很可能走向事业型。事业型控股公司存在一定问题，比如实业集团会更多考虑实业自身便利而忽视金融综合发展，或者由于经验欠缺导致投资金融业务时缺少专业性。现有持金融牌照的金融机构走控股路线还比较好管理，但现在的最大问题是连实业企业都形成了控股集团，而我国法律还没有明确这类公司的法律地位，我们需要从法律上来规范事业型控股公司。
彭博士在书里分析了金融的不同板块相互融合渗透带来的问题，尤其是影子银行的扩张与商业银行对批发市场资金依赖的增加。这里面既有上述的法律法规问题，即如何规范不同板块的边界，也有在现有法规框架下监管的有效性问题。
从监管层面看，现行的“一行三会”体制已无法适应金融业综合经营的现实。我认为重点不在于监管是否分业，而在于监管是否按照功能来区分。过去的监管以机构监管为主，监管当局对于经营机构的设立、撤销、审慎经营等进行管理。在综合经营的大形势下，这种监管形式需要改变，更应该强化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从单纯的机构监管走向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相结合。
事实上，从分业经营到综合经营不改变业务功能的本质，同一法人同时从事证券和银行业，不改变银行审慎监管和证券充分信息披露的本质，而在大数法则下，保险的经济补偿功能也不应由于同一法人经营不同业务而改变。无论金融机构采取哪种综合经营模式，均要取得相应的牌照。发牌照的监管当局对持牌经营行为进行同一原则监管，牌照分为法人牌照和单项业务牌照。监管机构的设置可以是分业的、综合的，但监管仍然是分业的、按功能区分的。所以，监管机构的综合是可以的，但是监管本身并不是综合的。
当前审慎监管的行为监管强调主动干预，强调信息透明度，直接监管金融机构的行为。但行为监管一定要基于功能监管，否则会导致职责不清。相同功能要坚持相同的监管原则，参与人员要遵守同样的行为准则。同时，监管要坚持实质重于形式的穿透式原则。现在很多所谓的金融产品创新，如果把其外衣一层层剥下，实际上是具有相同法律关系的产品。而在销售产品时，未认真界定产品的金融属性和法律关系是造成金融秩序混乱的重要根源。
其实，某个产品必须有固定的属性，比如存款、贷款、保险、股票、债券、集合投资计划。现有各式理财产品就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变相吸收存款，或把标的物进行分拆，变相发行证券；另一类是集合投资计划，即公募或私募投资基金。其中集合投资计划的本质是资金信托、是证券，但对此还没有达成共识，这是当前金融监管面临的最大难题，也是金融市场和监管混乱的原因所在。没有对金融功能、金融产品法律关系的统一认识，只有监管机构的合并与拆分达不到提高监管有效性的目标。理念的转换和法治环境的改善是提高监管效率的治本之策。
二、基础货币投放与调控
改善金融结构之外，控制好货币信用总量的增长也有赖于货币政策对基础货币的调控。无论是从全球还是中国来说，货币宽松政策存在效率递减的问题：过多的货币供应和信贷投放即使在消费物价通胀上体现得不明显，也会在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中体现出来，带来金融风险。银行不能总是要央行“放水”，而要致力于调整结构，让钱通过合法有效的渠道流入实体经济之中。
从央行的行为来看，投放基础货币的渠道发生了变化，但控制基础货币总量投放的本质没变，市场不应由工具的变化而对货币政策的取向做过度的解读。央行一般通过三个渠道投放基础货币：再贴现以及信用资产质押再贷款、央行买卖政府债券和外汇占款。
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要维持汇率的相对稳定，中央银行被动吸纳外汇而投放了大量基础货币，对冲过多的流动性是当时货币政策的重要任务。人民银行基本是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来对冲因外汇储备过多而投放的基础货币，这是一个中性的政策，不是紧缩。
2009年之后，特别是从2011年开始，外汇占款逐渐下降，过去两年下降得更多，导致基础货币投放渠道发生变化。最近几年央行推出一些创新工具，包括短期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补充抵押贷款等，通过这些方式向外提供基础货币，有时辅之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补充基于正常需要的基础货币不足。
另外，我们需要准确理解央行买卖政府债券与基础货币投放的关系。在常规情况下，央行使用短期国债在公开市场上吞吐基础货币，作用等同于过去的央行票据买卖。不论使用哪一种操作手段，央行在确定了总量目标之后，操作方式只是不同工具的选择而已，工具本身不代表政策取向的改变。在非常规情况下，比如发达国家央行购买长期国债（量化宽松）投放基础货币，情况要复杂一些，因为财政的债务管理更多涉及中长期国债。但不管怎样，最终对流动性（基础货币）的总体把控必须是央行，以保持利率、汇率调控目标一致。
三、数字货币的能与不能
从货币的形式发展看，近年来社会各界关心数字货币的角色，彭文生博士这本书对此也有所涉及，我谈点自己的看法。当前我们所有的数字货币都用0和1的数字表达，这种数字表达的货币有一种是由法定货币转化而来的，我们把它叫作电子货币。还有一种不是由法定货币转化而来的，而是在一定网络社区内由发行者发行的数字形态的社区货币，比如Q币就是典型的代表。还有一种数字货币，没有发行者而是通过算法加密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叫作算法货币。
现在很多人热衷于算法货币，认为其可以解决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掌握不是很准确、有人为干扰的问题，能解决长期以来人类面临的通货膨胀问题。但是算法货币能否成为货币，取决于参与者的认可以及币值的稳定。法定货币是中央银行靠国家信用建立的，算法货币靠加密解决了信用问题，但是不具备适应经济需求的供给调节机制，也就导致无法具备稳定的币值。历史上以黄金为代表的货币方式难以满足需求，因而产生了信用货币，货币政策的最大挑战是怎样让货币供应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而算法货币的问题与黄金类似，并不能随着需求的变动而进行调整，因此无法解决币值的波动问题。一旦算法货币币值非常不稳定，就难以完成价值尺度的作用。所以我认同彭博士的观点，以比特币为代表的算法货币只能是私人货币，而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法偿货币。
有人说，可以通过算法技术来适应所有的交易需求就不需要有货币供给的调节机制，就是说一个社会的所有需求都可以计算出来，我们可以据此规划算法货币的供给，使得社会生产顺利进行，这恐怕是计划经济的思维。另外，算法的多样性必然产生多种算法货币，导致不同种类算法货币的汇率波动，也存在一个算法货币和现行的法定货币兑换的问题。上次全球金融危机除了经济结构以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单靠算法货币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虽然算法货币不是真正的货币，但信息技术进步可以改变法定货币支付功能的实现形式。目前法定货币的支付在境内和跨境的结算都采取了集中化网络的方式，但是开源共享的分布式信息技术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技术分布式地传递数字货币，低成本、高效率地完成价值传递。目前分布式支付的研发和应用还处于一种探索阶段，如何将算法货币的信息传导以及价值传导的低成本和高效率的优势，同当今金融体系结合起来，改进支付体系和支付清算服务，是值得我们研讨的方向。
一个方式是各国央行都在研究的央行发行数字货币。我国央行较早着手研究数字货币，并在2016年1月提出争取早日推出央行的数字货币。2017年春节前，央行推动的基于区块链的数字票据交易平台测试成功，而央行旗下的数字货币研究所也将正式挂牌。目前央行数字货币的发行初步构想，仍基于现行人民币管理原则，按照“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的二元体系来完成，由中央银行负责数字货币的发行和验证监测，商业银行从中央银行申请到数字货币后，直接面向社会，负责构建提供数字货币流通服务的应用生态体系。
在这个框架下，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虽然通过商业银行的渠道，但实际上是100%的准备金。彭博士对央行发行数字货币的宏观含义做了一些分析，包括对银行业务模式的可能冲击。发行央行数字货币还有许多技术问题要解决，我们需要研究其在宏观层面的可能的影响。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提高领导干部的金融工作能力，领导干部要努力学习金融知识，熟悉金融业务，把握金融规律。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所有关心经济发展的人，尤其是金融从业人员都应该加强对金融的学习和研究。彭文生博士的新书从金融的顺周期性视角分析宏观经济问题，结合金融和实体、需求和供给、总量和结构，提供了较有体系的图景，针对当前的一些热点问题也提出了不同于流行观点的看法。经济研究存在观点分歧是正常的，难得的是在一个逻辑自洽的框架下系统地分析问题。我曾为彭博士的上一本书《渐行渐远的红利》写过推荐语，很高兴看到他用框架性分析来研究经济问题的又一成果。
是为序。

本书定稿在2017年二季度初，此时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标，包括GDP（国内生产总值）、工业生产、企业利润等企稳反弹，在此前一年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周期类股票跑赢大市。这是一个短期反弹还是趋势性反转呢? 社会各界对中国经济走势的看法有较大分歧。有观点认为，在经历长达七年的持续下行后增速已经见底，新周期来临。这种观点明显过于乐观，忽视了经济企稳背后持续累积的金融风险，包括高房价和高债务的不可持续性。二季度开始，金融监管持续加强，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势又将如何呢?
另外，在美国次贷危机十周年来临之际，全球经济改善迹象明显，美、欧、日复苏动能加大，信贷扩张，CPI(消费者价格指数)尤其是PPI（生产者价格指数）通胀上升，同时新兴市场经济呈现向好态势。美联储在2015年12月与2016年12月两次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后，在2017年3月再次提升政策利率，货币紧缩节奏加快。未来美国经济复苏有多强劲？这一轮美联储加息幅度有多大？这些对我们看中国经济的前景有重要意义。
分析经济的走势，我们需要抓住系统性重要问题或者说主要矛盾。在这个时间点，什么是影响未来几年宏观经济的既重要又颇具争议的问题呢？房地产和债务问题，应该是看未来的关键点。本书以金融周期为分析框架，把信用和房地产结合起来，联系金融和实体、总量和结构，试图提供一个从金融看宏观经济的完整图景。
这本书可以说是2013年出版的《渐行渐远的红利》的姊妹篇。《渐行渐远的红利》分析人口结构变动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经济结构、通胀、房地产、货币信贷、汇率等宏观经济变量，提供了一个从人口角度看经济的框架。从顾虑人口太多（控制生育）到担心人口结构不平衡（全面放开二孩），主流思想的转变花了很长时间。本书取名《渐行渐近的金融周期》，经历过去十年的繁荣后，房地产价格和债务已然过度上涨，金融周期的下行调整在逼近，虽然争议仍很大，但我们认为主流认知终将达成共识，带来包括税制和金融结构在内的结构性改革。
一、为什么要看金融周期
经济活动呈现周期波动的特征，没有永久的繁荣，也没有持续的衰退。有玩笑说10个经济学家有11个不同的观点，看经济波动的规律自然有不同的视角。近几年，在经济分析中被应用的有基钦周期（以库存变动为主线，持续时间为3~4年）、朱格拉周期（以设备投资为主线，持续时间为8~10年）、库茨涅兹周期（建筑业的发展周期，平均在20年左右）、康德拉基耶夫周期（50~60年一次的长周期）和熊彼特提出的创新长周期。另外还有一些因素，比如上面提到的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有类似长周期的影响。
这些看周期波动的不同视角，哪个更符合现实呢？应该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区分短期和长期是一个重要抓手，但人口结构对经济的作用在短期也有体现，库存调整也受技术进步等慢变量的影响。我们也要区分统计分析与经济行为分析，从事统计分析以准确、及时判断经济周期拐点而在美国甚至是一个小行业，但这只是周期研究的一小部分，虽然统计分析捕捉数据的规律，但不是背后的驱动机制。
不同的周期理论反映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与主流思维，比如上述的基钦周期、朱格拉周期、库茨涅兹周期反映的是100年前工业化经济的状况，主要从实体经济的角度看周期波动（包括库存和设备投资等）。更极端的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实际商业周期理论，将经济周期波动归因于人口、技术进步等实体基本面因素，认为与货币和金融无关。
总体来看，不同的周期视角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在一个时间点上这些因素并不能发挥同等的效力，主要的推动力量可能就是一个或两个因素，取决于当时的内外部经济基本面、制度安排、政策取向等。研究者的任务就是找出主要矛盾，但这并不容易，人们认识世界的理念和方法有差异，同一个现象，不同的视角，得出的结论可能不一样。
回到美国经济复苏动能有多强的问题，这取决于是什么原因导致金融危机后增长持续低迷。两个观点影响比较大：一个观点是以美国前财长萨默斯（Larry Summers）为代表的长期停滞论（secular stagnation），认为人口老龄化、贫富差距等结构性因素导致持久的增长乏力，尤其是当利率降到零下限后货币政策放松的空间受到限制。另一个观点则关注金融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首席经济学家罗格夫（Kenneth Rogoff）从超级债务周期看危机后的经济疲弱，类似的分析是国际清算银行（BIS）研究人员倡导的金融周期理论，把债务和房地产结合起来分析顺周期性对经济的影响。近两年房地产和信贷反弹伴随着美国的经济复苏，金融角度的解释似乎说服力更大些。
金融周期关注信用和房地产相互强化带来的顺周期性，也就是繁荣时向上动力强，转向衰退后向下的动力也大。近几年，在讨论宏观经济问题时，房地产周期、信用／债务周期是经常被提到的词，金融周期把房地产和信用结合在一起看。这是因为房地产是信贷最常见的抵押品，房地产泡沫和信用过度扩张紧密相连。
对不少人来讲,金融周期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概念，它听起来似乎是一个技术分析工具。为什么要重视金融周期呢？因为相对过去几十年的主流思维它是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是一个观察经济的新理念，更重要的是契合当下的社会经济环境：我们处在金融自由化与金融高度发展的时代，“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我们可以从经济学两大流派和相关政策框架的演变来看这个问题。
二、金融周期的理论渊源
从宏观分析看，经济学基本可以分为两派：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前者强调市场有效配置资源，政府干预弊大于利；后者认为市场有时候失灵，需要政府干预。古典经济学注重供给、长期、结构和实体，认为经济增长由人口、技术进步等实体基本面决定，金融有效地把储蓄转为投资。古典经济学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经济像小孩的摇篮”，外部推力停下来就会回到原点，经济周期波动是短暂的，长期会回到均衡点。凯恩斯则强调需求、短期、总量和金融，市场配置资源失灵和货币金融有关。凯恩斯把经济比喻为大海里的一条船，即使台风停下来，如果没有外力的干预就不能回到原点。
每个人的世界观和理念不同，对经济学两大流派的认知自然也不一样，没有绝对的对和错，但一段时期内的社会主流思维反映了当时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在过去的上百年间，基本上是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学派各领风骚几十年。在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大萧条之前，古典经济学占据主导地位，强调小政府和自由市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使得市场有效论难以自圆其说。从“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凯恩斯理论占主导地位。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高失业和高通胀并存的滞胀情形，促使人们反思政府干预的利弊，经济学思潮又回到古典主义，即所谓的新古典经济学兴起。
新古典经济学驱动了80年代开始的市场化改革，包括金融自由化，全球经济在一段时间出现较快增长和低通胀的组合，和70年代的滞胀形成鲜明的对比，被称为“大缓和”（the Great Moderation）时代。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次引发对自由市场内在不稳定的反思，钟摆就又往凯恩斯主义的方向偏了一些。但这一次没有出现30年代大萧条后“一边倒”的情况，这在如何看待金融的问题上体现得比较明显。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三位对资产价格实证研究有突出贡献的经济学家，其中两位——法马和席勒教授对金融有截然不同的观点。法马的市场有效论认为，资产价格反映了基本面的最新信息，难以预测，也就没有套利空间，其思想对过去30年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市场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21世纪初美国金融衍生品的快速增长被认为有利于投资者分散和管理风险，背后是市场有效论的逻辑。席勒认为，人的行为并不总是理性的，资产价格的短期走势可能是“非理性繁荣”的推动，也就是有泡沫的存在。这两个人观点不同，却同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凸显出全球金融危机后思想界缺乏共识。
实际上，对金融角色的争议可以追溯到两大流派的本源。古典经济学分为两部分：一是一般均衡论，解释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市场竞争形成相对价格体系，促进资源有效配置；二是货币数量论，解释商品的货币价格，强调货币的支付手段功能，商品的货币价格和货币的量成正比例关系，货币发行多，物价则会随之上升。古典经济学认为资源配置是由相对价格决定的，货币数量只影响商品的货币价格，货币是中性的，不影响实体经济。延伸到金融，就是市场有效论，认为金融能有效地把储蓄转化为投资。
凯恩斯认为人的行为有时候由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驱动，是本能的反应，难以用理性来解释。信心下降影响投资和消费，导致需求相对供给不足。信心下降通过什么渠道影响需求呢？凯恩斯的货币观提供了一个解释。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强调货币作为储值工具和记账单位的功能，为投资者提供了流动性资产。流动性资产虽然利率低，但保证了即时可变现的购买力。人们对未来没有信心时会追求货币资产来储值，对货币的需求增加导致对实体物品的需求下降，带来经济衰退。
两派的分歧突出地体现在对萨伊定律的态度上。萨伊定律认为供给创造需求，有供给就不要担心没有需求，背后的假设是货币经济和物物交换经济没有本质差别，在物物交换的经济中，人们总能找到一个相对价格完成商品的交换，不存在生产过剩的问题。……在凯恩斯之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解释也是基于对萨伊定律的批判，背后也是货币非中性的观点。
货币非中性在金融的延伸就是金融周期和金融不稳定论。这几年我们在讨论资产泡沫和金融风险时经常提到的一个词是“明斯基时刻”，描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金融体系过度扩张，信用导致债务负担最终不可持续，金融周期的拐点出现金融危机等。明斯基的理论在20世纪80~90年代不是主流，但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货币非中性还有一个结构视角，这就是奥地利学派从货币供给和结构失衡看经济的周期波动。在现代金融体系下，信贷创造货币不是均匀的，信贷投放有先有后，先获得贷款的占有资源利用的先机，而能提供抵押品的房地产行业具有优势。信贷扩张导致某些行业比如房地产过度扩张，挤压其他行业，总量的繁荣在一段时间掩盖了结构的失衡，但资源错配最终不可持续，调整导致经济衰退，直至新的周期开始。
三、政策框架演变的影响
对金融认知的差异影响政策设计，实际上，金融周期可以说是过去几十年金融自由化政策的结果，历史上的金融波动并不是在所有时期都有明显的周期规律并对经济产生较大影响。回顾宏观政策框架的演变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问题。
大萧条前的自由化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前，自由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体现是金融自由化，对内是银行业务受到较少的限制，对外是资本的跨境自由流动。金本位制是维护内部物价稳定、金融稳定、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机制，依靠的是市场竞争的约束。在部分准备金制度下，银行对存款的备付不是100%的黄金储备，如果一家银行的信贷扩张过快，坏账增加，存户担心在银行的存款不能兑换黄金，就可能发生存款挤兑。19世纪美国小的银行危机频繁发生，限制了银行的风险偏好，降低了系统性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在国际层面，一国的国际收支逆差越大，黄金流失就越多，利率随之上升，导致国内需求下降进而带来对逆差的纠正。
00大萧条促使金本位制退出历史舞台。凯恩斯认为黄金作为货币是野蛮时代的遗产，不符合现代金融体系的需要，人们对流动性的需求波动大，黄金供给的限制成为经济和金融不稳定的因素。奥地利学派则认为，正是政府干预削弱了金本位制，尤其是1913年成立的美联储作为最后贷款人，降低了银行面对的市场竞争约束。结果是小危机发生的频率下降，但一旦发生危机就是系统性的。针对大萧条开的药方，凯恩斯主张加大政府的干预力度，奥地利学派建议恢复金本位制，让市场竞争约束发挥作用。最终，历史选择了凯恩斯。
战后金融压抑
战后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基本上遵循了凯恩斯的“大政府、大银行”的主张。“大政府”是指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增加，尤其体现在财政收支对GDP比例的上升方面。“大银行”是指中央银行的作用增加，体现在央行支持财政扩张，维护货币金融稳定的重要角色，而商业银行的活动则受到管制，被称为金融压抑。国际货币治理机制是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和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和美元挂钩，表面看有金本位的影子，实际上不一样。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对内是金融压抑，对外是资本账户管制，加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准最后贷款人角色，和金本位制下市场约束机制有本质上的差别。
金融压抑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33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也称为《1933年银行法》，将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业务严格分开，禁止商业银行包销和经营公司证券，只能购买美联储批准的债券，以保证商业银行避免证券业务的风险。《1933年银行法》还建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其代价是政府加强了对商业银行活动的管制，实际上把银行的金融服务看成具有一定的公共品性质，通过增加政府的干预以维护稳定。战后的金融压抑最终体现在对资金价格（利率）和量（银行信贷）的行政性管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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