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曙，祖籍湖南省常德市，1932年7月7日生于上海市。1954年毕业于原东北工学院采矿系并留校任教；195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哲学研究班；1985年晋升为教授；1986年被中国人民大学聘为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生导师；1993年担任东北大学科技哲学博士生导师，历任东北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所长、研究生院副院长，是中国科学技术哲学“东北学派”主要代表人物。1983~2002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共辽宁省省委、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沈阳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1986年被评为全国冶金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1991年被国务院批准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11年3月20日逝于沈阳。
《陈昌曙文集：科学技术与社会卷》：
要进行中日技术发展的比较研究，分析日本不同于中国的特点，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这涉及国际关系、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文化背景、民族心理等等方面。这里仅从社会历史分析的角度，对上面提及的日本特点做粗浅的分析。
通过对日本技术和经济迅速发展的初步考察和思索，我们认为，在日本特点中更为深层、更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普遍的危机感；第二，强烈的内聚力；第三，彻底的现场优先主义。
在这些方面日本不同于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也明显地有别于中国。日本的这些特点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为此，需要进行社会历史条件的比较，并把它作为中日技术发展比较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日两国相似点之一是两国都经历了长期的封建社会，然而，同中国的封建社会相比，日本的封建社会不能算是高度发达和足够完善的。
第一，日本的封建社会在政治上、经济上主要不是中央集权制的，而是有着浓厚的分封制和领主式的色彩。日本历史上曾经有过中央集权的天皇制封建贵族专政，但在12世纪后，就分裂为以庄园制或领主制为基础的幕府政权统治，幕府通常是局部地控制着全国性的权力，而许多权力则分散在众多的藩主手中（德川幕府时代全国减藩260多个）。一方面，幕府用各种手段力图控制各领地上的藩主，另一方面，分封的藩主在自己的领地上全力维护其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幕藩体制下的日本封建社会是以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体制为特征的。
第二，日本封建社会中的阶级关系更多地被各种等级关系、宗族关系所掩盖。封建制度下的日本农民受幕府藩主的压榨，但这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往往与其他的关系相交错，显得不那么分明。不仅藩主有级别之分，在一个藩内又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各级世袭，互不通婚，生活也不同。藩内的士又分为大名、家臣和下级武士。下级武士虽有佩刀称姓乃至格杀平民的特权，但他们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条件则不比较富裕的平民优越。世袭的藩主为了保持本藩的存在，往往更多地依靠家臣和下级武士。
第三，作为日本封建制基础的藩主领地经济，大都是相对薄弱的。为数不少的藩主拥有的财产并不很多，德川时代除最大的藩主（前田氏）占有产米百余万石的领地外，更多的藩主只占有产米万石或十几万石的领地。经济不很富裕限制了藩主的挥霍，下级武士也不能完全成为“食客”，而往往还要参加一些劳动。而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藩主武士不仅在财政上依靠商人，下级武士也卷入到手工业和商业活动中。割据性的、实力不很强的藩主制，不像中央集权制那样在政治上高度统一，财富高度集中。这种差异，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两国缓慢发展和未遭外国侵略时，并未导致中日在经济技术上的显著区别。但在帝国主义打开双方门户之后，却产生了以后的有决定性的不同。表面看来，中国中央集权的清朝郡县制有利于统一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统一地发展经济和技术。但天高地远的皇帝或太后并不对地方的权力和利益承担直接责任，更加关心的是自己的宝座和享乐。短期任期制的郡县官僚要在其势力范围内维护其权力和利益，却对所统治地区没有领主关系，也可以不对原地的主权、经济和技术发展负责。实质上清代的封建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又是分散的，皇帝与郡县官僚之间、官僚与百姓之间缺乏相互依存来维护主权和发展经济技术的基础。
在日本的分散的、割据性的封建社会中，藩主只能在自己的领地上当官发财，不得超越藩境活动。由于日本藩主的领地本来就不大，又不能易地为官，他们同与之共命运的武士们不得不经常关心本藩如何存在下去，努力经营领地事务，唯恐更多地受幕府控制，也担心自己的领地被侵占，生怕自己垮台而走投无路，也就是有较多的危机感。他们在外国侵略时表现得较为坚决，也是这种危机感的一种表现。
当然，近现代日本社会中的普遍危机感并不都是这种历史的积淀。会社关心自己会发展还是破产，职工关心自己会继续干下去还是失业。破产、失业的威胁是造成危机感的现实因素。日本社会的历史渊源是产生和加深现实危机感的一个原因。日本社会中这种很强的危机感，可以部分地解释会社的经理、职员为何更为精心地经营企业事务，社会生活节奏何以快速紧张，何以更为重视经济效益等。
第四，日本的藩主与家臣、下级武士间有更密切的依赖关系，藩主不像中国皇帝或知府那样威风，家臣、下级武士也相应不像中国吏卒那样口头上自我卑贱实际上各怀心腹。日本的藩主还力图摆脱幕府的盘剥、控制和监视，同时又担心被幕府剥夺或削减领地，在与幕府抗衡中，不仅武士与藩主荣辱与共，许多平民往往也站在本藩一边。也许正因为这点，在欧美势力侵入日本时，日本除了被迫开放口岸和通商，未见有割地投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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