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一词本义是对中国语言、历史、文化等的研究，而在国内习惯上专指外国人的这种研究，所以特称“国际汉学”，也有时作“世界汉学”“国际中国学”，以区别于中国人自己的研究。至于“国际汉学研究”，则是对国际汉学的研究。中外都有学者从事国际汉学研究，但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中国学术界的国际汉学研究。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汉学研究改变了禁区的地位，逐渐开拓和发展。其进程我想不妨划分为三个阶段：一开始仅限于对国际汉学界状况的了解和介绍，中心工作是编纂有关的工具书，这是第1个阶段。到了20世纪90年代，出现国际汉学研究的专门机构，大量翻译和评述汉学论著，应作为第二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里，学者们为深入研究国际汉学打好了基础，准备了条件。新世纪到来之后，进入全面系统地研究国际汉学的可能性应该说业已具备。
今后国际汉学研究应当如何发展，有待大家磋商讨论。以我个人的浅见，历史的研究与现实的考察应当并重。围际汉学研究不是和现实脱离的，认识国际汉学的现状，与外国汉学家交流沟通，对于我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以至于多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曾经提议，编写一部中等规模的《当代国际汉学手册》，使我们的学者便于使用；如果有条件的话，还要组织出版《国际汉学年鉴》。这样，大家在接触外围汉学界时，不会感到隔膜，阅读外国汉学作品，也就更容易体味了。必须指出的是，国际汉学有着长久的历史，因此现实和历史是分不开的，不了解各国汉学的历史传统，终究无法认识汉学的现状。
经过近30年多位学者的辛劳努力，现在我们可以说，国际汉学研究确实已经成长为一门具有特色的学科了。
“汉学”一词本义是对中国语言、历史、文化等的研究，而在国内习惯上专指外国人的这种研究，所以特称“国际汉学”，也有时作“世界汉学”“国际中国学”，以区别于中国人自己的研究。至于“国际汉学研究”，则是对国际汉学的研究。中外都有学者从事国际汉学研究，但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中国学术界的国际汉学研究。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汉学研究改变了禁区的地位，逐渐开拓和发展。其进程我想不妨划分为三个阶段：一开始仅限于对国际汉学界状况的了解和介绍，中心工作是编纂有关的工具书，这是第一个阶段。到了20世纪90年代，出现国际汉学研究的专门机构，大量翻译和评述汉学论著，应作为第二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里，学者们为深入研究国际汉学打好了基础，准备了条件。新世纪到来之后，进入全面系统地研究国际汉学的可能性应该说业已具备。
今后国际汉学研究应当如何发展，有待大家磋商讨论。以我个人的浅见，历史的研究与现实的考察应当并重。围际汉学研究不是和现实脱离的，认识国际汉学的现状，与外国汉学家交流沟通，对于我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以至于多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曾经提议，编写一部中等规模的《当代国际汉学手册》，使我们的学者便于使用；如果有条件的话，还要组织出版《国际汉学年鉴》。这样，大家在接触外围汉学界时，不会感到隔膜，阅读外国汉学作品，也就更容易体味了。必须指出的是，国际汉学有着长久的历史，因此现实和历史是分不开的，不了解各国汉学的历史传统，终究无法认识汉学的现状。
我们已经有了不少国际汉学史的著作及论文。实际上，公推为中国最早的汉学史专书，是1949年出版的莫东寅《汉学发达史》，尽管是通史体裁，也包含了分国的篇章。这本书最近已有经过校勘的新版，大家容易看到，尽管只是概述性的，却使读者能够看到各国汉学互相间的关系。由此可见，有组织、有系统地考察各国汉学的演进和成果，将之放在国际汉学整体的背景中来考察，实在是更为理想的。
这正是我在这里向大家推荐阎纯德教授、吴志良博士主编的这套“列国汉学史书系”的原因。
阎纯德教授在北京语言大学主持汉学研究所工作多年，是我在这方面的同行和老友，曾给我以许多帮助。他为推进国际汉学研究，可谓不遗余力，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是学术界周知的。在他的引导之下，《中国文化研究》季刊成为这一学科的园地，随之又主编了《汉学研究》，列为《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其锲而不舍的精神，我一直敬服无地。特别要说的是，阎纯德教授这几年为了编著这套“列国汉学史书系”所投入的心血精力，可称出人意想。
在《汉学研究》第八集的《卷前絮语》中，阎纯德教授慨叹：“《汉学研究》很像同人刊物，究其原因，是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学者太少，尤其是专门的研究者更是少之又少，所以每一集多是读者相熟的面孔。”现在看“列国汉学史书系”，作者已形成不小的专业队伍，这是学科进步的表现，更不必说这套书涉及的范围比以前大为扩充了。希望“列国汉学史书系”的问世成为国际汉学研究这个学科在新世纪蓬勃发展的一个界标，让我们在此对阎纯德教授、这套书的各位作者，还有出版社各位所做出的劳绩表示感谢。
张西平，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导，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首席专家；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院长，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荣誉院长（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国际汉学》主编；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研究会会长；国际中国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宗教学会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以现代西方文化，1500-1800年的中西文化交流史、西方汉学史和中国基督教史为主要研究领域，目前正在从事中西文化交流史、西方早期汉学研究与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研究。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梵蒂冈图书馆藏明天天主教文献整理研究》，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先后出版了11部专著，在学术核心期刊上发表了一百余篇论文。
第一章 西人东来与满刺加灭亡
一、满剌加与中国
二、满剌加与葡萄牙
三、中国与葡萄牙的首次交锋：围绕满剌加
四、世界历史的新一页
第二章 澳门与中西文化交流
一、白银资本的中转站：澳门
二、西学东渐的策源地：澳门
三、中学西传的桥梁：澳门
第三章 《葡汉词典》中的散页文献研究
一、《葡华辞典》整体结构和辞典外的散页文献内容
二、关于《葡华辞典》的作者
三、关于《葡华辞典》和《汉葡辞典》的讨论
四、《葡华辞典》中的散页文献的语言学内容初探
第四章 来华传教士早期的汉语学习文献
一、《中国天主教教义》的内容
二、《中国天主教教义》基本内容的分析
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与《中国天主教教义》的比较
四、关于《中国天主教教义》的作者、写作时间与写作地点
五、《中国天主教教义》在中国天主教史上的价值
六、汉字拉丁注音的逐步发展
第五章 来华耶稣会士成熟期汉语学习文献
一、《会客问答》的版本、时代与作者
二、《会客问答》的语言特点
三、《会客问答》的历史学价值
四、《会客问答》的来源与影响
第六章 中国近代汉语词汇的变迁：汉语神学词汇的产生
一、罗明坚与利玛窦所创造的汉语神学词汇
二、万济围的《华语官话词典》简介
三、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词典》贡献
四、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词典》所收录的汉语神学词汇
五、万济国其人
六、小结
附录：万济国《华语官话词典》前言
第七章 刊书传教的展开
一、论明清之际“西学汉籍”的文化意义
二、明清之际《圣经》翻译研究
三、欧洲对“西学汉籍”的的收集和整理
附录1：百年利玛窦研究
附录2：17世纪中国对西方人文主义文化的儒家回应
附录3：相互之间的苛求：康熙皇帝和欧洲人，1661-1722年
第八章 中国知识西传
一、17世纪汉字在欧洲的传播
二、《耶稣会在亚洲》所介绍的中国知识
三、罗明坚《中国地图集》在西方汉学史的重要贡献
附录1：对欧洲出版的第一部中文字典的注释（1670年）
附录2：《耶稣会在亚洲目录》重要文献目录翻译
第九章 专业汉学的兴起
一、卜弥格与欧洲专业汉学的兴起——简论卜弥格与雷慕莎的学术连接
二、传教士汉学与西方的中国形象——兼论形象学对欧洲早期汉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跋
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列国汉学史书系 交错的文化史：早期传教士汉学研究史稿》：
中葡第一次外交并未成功。究其原因，一是武宗返京后病故；二是通事火者亚三骄横，见到礼部主事不行跪拜礼，引起众怒；三是明朝官员逐步开始知道葡萄牙吞并满剌加之事。
满剌加于正德十五年第一次具奏求救，《明实录》武宗正德十五年十二月中有“宜侯满刺加使臣到日，令官译洁佛郎机蕃使侵夺邻国、扰害地方之故，奏请处置”。一年后正德皇上有旨，“会满剌加国使者为昔英等，亦以贡至，请省谕诸国王，及遣将助兵复其国。……满刺加救援事宜，请下兵部议。既而兵部议事软责佛郎机，令还满剌加之地，论遇罗诸夷以救患恤邻之义。其巡海备楼等官，闻夷变不早奏闻，并宜逮问，上皆从之”。监察御史丘道隆得知这个消息后，要求驱出葡萄牙使臣。“满剌加乃敕封之国，而佛郎机敢并之，且啖我以利，邀求封贡，决不可许。宜却其使臣，明示顺逆，令还满刺加疆土，方许朝贡，倘执迷不梭，必檄告诸蕃，声罪致讨。”御史何鳖言：“佛郎机最凶狡，兵械较诸蕃独精，前岁驾大舶突人广东会城，炮声殷地。留驿者违制交通，入都者桀骜争长。今听其往来贸易，办必争斗杀伤，南方之祸殆无纪极。”
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武宗驾崩，四月世宗嗣位，杀江彬、亚三，明廷对葡萄牙态度发生大的变化。使团被责令返回广州，随员都被关人广州牢中。第一次中葡外交以失败而告终。
围绕着满剌加被占一事，中国和葡萄牙展开了一场外交博弈。历史已告诉我们，在这场博弈中，明朝处于被动一方。
按照葡萄牙人克里斯托旺·维埃拉的记载，在葡萄牙人占领了满刺加以后，满刺加流亡国土的儿子端·穆罕墨德（Tuan Mohammed）到了北京，向皇帝倾诉了葡萄牙在满刺加的罪行。“这伙佛郎机强盗用大军蛮横无理地闯人马六甲，侵占土地，大肆破坏，荼毒生意，洗劫众人而把其他人投入牢狱。那些留在当地的人处于佛郎机统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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