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约翰·拉贝在战争期间冒着生命危险写成的，但它却一直躺在拉贝儿子住的阁楼里几十年，直到60年后的1997年才公布于世。它的出版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被公认为是近年来发现的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数量最多、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史料。它所记述的，都是拉贝的亲历亲见亲闻，非常具体、细致和真实，无人能否定其可信度。它是对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血泪控诉，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所犯罪行的有力证词。《拉贝日记》是有关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当时当地的第一手资料。它的记述，具有最大的客观公正性。它内容十分丰富，不仅记述了日军烧、杀、淫、掠等骇人听闻的暴行，而且指出日军暴行是违反国际法的，完全是有计划、有预谋地进行的。
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推荐“百种经典抗战图书”。
约翰·拉贝被世人誉为南京的辛德勒！在抗战期间救助了大约25万中国平民，使他们免于受到日军的残害。
本书记录了1937-1938年间日军占领南京期间的故事。
这不是一本消遣性读物，虽然开头部分可能会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它是一本日记，是一个真实情况的报告。我写这本日记并且把它整理出来，不是为公众，只是为我的妻子和我的家人。假如有朝一日它适宜出版的话，必须事先取得德国政府的同意，但今天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是绝对不可能的。
书中所有报告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的公函，以及与美国当局的往来信函都是由我从英文译成德文的。
约翰·拉贝
1942年10月1日于柏林
约翰·拉贝(John H.D.Rabe，1882年11月23日—1950年1月5日），西门子洋行代理人、纳粹党南京小组代理人、南京安全区主席。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他一手组建起“国际安全区”，挽救了25万中国百姓的生命。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拉贝曾经多次写信给希特勒。南京大屠杀过后，拉贝在战时的德国发表了多次演说，讲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并向希特勒递交了记录暴行的胶片。他被人们称呼为“洋菩萨”，是“中国的辛德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贝因曾是纳粹党员而被先后苏联和英国逮捕。鉴于在南京时的功绩，他因而得到国民政府每月金钱和粮食接济。国民党政府还指出，如果拉贝愿意返回中国，将为他提供住房和终身养老金。1950年拉贝逝世。
序
正文
附录：盟国肃清纳粹法庭复议庭认定拉贝为非纳粹分子的判决
出版后记
再版后记
我的战时日记
在那些狂轰滥炸的日子里，我和我的中国人坐在一个自己设计建造的防空洞里，它虽然不是绝对安全，但可以保护不受榴霰弹的炮火和炮弹碎片的伤害。在院子里还撑起了一块长6米宽3米的帆布，我们在帆布上画了一面有字标记的德国国社党党旗。中国政府建立了一个很好的警报中心。约在空袭20分钟～30分钟前就响起清脆的警报声，发出某种较短信号时，所有行人都要离开街道，一切交通都要停止。步行者全部躲进前面已经提到的各条街道上修筑的防空洞里，尽管有些防空洞相当简陋。在防空洞里蹲上几个小时也是相当不舒服的！
9月21日
昨天（9月20日）通过德国大使馆传来上海日军司令官的消息，从今天（9月21日）中午起，将再次开始加强对南京的轰炸，因而告诫所有的外国人尽快离开南京。日本人甚至要求英国、法国和美国以及几个有军舰航行在扬子江下关段的较小国家的大使馆，通知他们的军舰离开现在的停泊处，转移到长江的上游或下游去，否则它们会因轰炸受到危害，日本对可能造成的损害概不负责。
结果是：英国和法国在其答复中声明，他们认为没有理由改变他们军舰的停泊地点，假如英国和法国的财产受到损害或是英国和法国公民受到伤害的话，理所当然地要由日本负责；与此相反，美国大使则带着他的全体使馆人员登上了美国军舰＂吕宋＂号，打算按照日本人的建议行事。但事实上，＂吕宋＂号当时仍然停在下关原来的泊位上。可能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榜样引起了他们的思考。（英雄精神会传染！）
德国的大使及其使馆全体人员今天上午9时做好了出发去上海的准备。许多美国人和德国人（例如施罗德博士、希尔施贝格大夫家的女士们和哈普罗公司的部分职员）据说同样记住了日本人的告诫，逃走了。
昨天夜里，我自己对这情况从各个方面作了充分的考虑。我从比较安全的北戴河回到这里来不是出于冒险的兴趣，而首先是为了保护我的财产，为了代表西门子洋行的利益。当然洋行不会期待（也决不会这么做）我为洋行而被打死在这里。我绝对不想为了任何东西（洋行的或是我自己的一些破东西）轻率地去拿我的生命冒险。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道德问题，我作为一个＂正派的汉堡商人＂至今还无法跳越过去。我们的中国佣人和职员连同他们的家属约有30人，他们都在看着＂主人＂。如果他留下来，他们就忠实地站在他们的岗位上直到最后一刻（这情况我以前在中国北方的战争中见到过）；如果他跑了，那么洋行和私人的房子不仅会无人居住，而且有可能被人抢劫一空。撇开最后一点不说（尽管这会使人感到难受），迄今我还无法作出辜负人们对我寄予信任的决定（像我这样一个在平时毫不起眼的无用人，人们还如此信任，这怎能不令人感动）。我给了我的助手韩（湘琳）先生一笔预支款，使他能够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到安全的济南去。他十分坦率地说：＂您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如果您离开，我就跟您走！＂其他那些可怜的勤杂工绝大部分来自华北地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为好。我多么想至少能把那些女人们和孩子们送走。我给了男人们一笔旅费，但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们当然很想回到华北去，回到他们的家乡去，但那里也在打仗呀。于是他们更愿意跟随我。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而且应该逃走吗？我认为我不能这么做！谁要是两只手各抓住一个身子颤抖着的中国孩子，空袭时在防空洞里蹲上几个小时，他就会与我抱有同感。在我的潜意识里终究还有一个最后的、不是不重要的、但对我显得是理所当然的原因，使我坚持留在了这里。我是一名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是有职务的，甚至还当过短时间的地区小组副组长。在我对作为我客户的中国当局和各个部委进行商务拜访时，他们一再向我提出关于德国、关于我们的党和政府的问题，我总是这么回答说：
是的－－
我们是劳动者的士兵，
我们是工人们的政府，
我们是工人们的朋友，我的战时日记
我们不会抛弃困境中的工人（穷人）。
诚然，我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者讲的只是德国的工人们，而不是中国的工人们。可是中国人对此会怎样评价呢？今天，善待了我30年之久的东道国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富人们逃走了，穷人们不得不留下来，他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他们没有钱逃走，他们不是正面临着被集体屠杀的危险吗？我们难道不应该设法帮助他们吗？至少救救一些人吧？假如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呢？？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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