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之忧：中国农村问题报告_江宜航_9787517700463_湖南知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读者荐购服务

20世纪30年代，一本记录中国农村经济巨大变迁的著作——《江村经济》出版发行。它以中国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为范本，描述了传统中国农村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体系的变化。
70多年后，《江村之忧（中国农村问题报告）》作者江宜航再次把目光聚焦在“江村”，从2010年起连续三年多次深入“江村”实地调研。其根据调研所得，撰写了一系列关于新时期“江村”经济发展沧桑巨变的文章，内容涵盖农村教育、农村养老、农村金融、农田水利、农民合作社、农产品安全等多个方面。这些文章文字冷峻、视角独特、观点新颖，充分体现了当代知识分子对国家“三农”问题的思虑以及人文家国情怀。这些来自农村基层的一手材料，是公众了解近几年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不可多得的资料文献。

改革开放以来的35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我们党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率先在农村发起改革，并以磅礴之势推向全国，领导人民谱写了改革发展的壮丽史诗。农村改革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极大地改善了广大农民物质文化生活。农村改革取得了极大成功，农村发生了历史性巨变。
农村改革是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展望未来，农村改革和制度创新仍有很大空间。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也在农村。“三农”问题“重中之重”的地位决定了农村改革在整个改革中的重要性。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还要依赖于不断深化改革。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也将有赖于农村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和实现新突破。
农村改革成功的最根本经验是不断解放思想。推动农村改革形成新局面，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丰富农村改革的内涵。农村改革已经由农村内部利益关系的调整，转向工农、城乡以及国民经济部门之间利益格局的调整，涉及的利益关系更为广泛和复杂。农村改革的独立性大大降低，城乡改革的关联性大大增强，改革的难度加大，改革耗费时间长，这是新阶段农村改革最突出的特点。应当清醒地看到，虽然近年来农村改革有很大进展，在改善城乡关系上也出台了不少含金量很高的政策，但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尚未从根本上发生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三农”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最主要的体制性弊端。必须通过实施综合性制度创新，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加快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最重要的课题就是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这是全面深化改革要啃的“硬骨头”。
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财产，是农民维持生计的最基本保障。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征地规模不断扩大，被征地农民数量逐年增加，违法征地、暴力征地频发，导致涉及土地的信访居高不下，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社会风险加剧。在现行制度下，农用土地转化为城镇非农用土地的过程，不是一个平等的、协商的产权交易过程。目前，征地过程中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明显向城市、向非农部门倾斜，农民得到的份额太低。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必须加快推进征地制度改革，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确保被征地农民得到足够的补偿，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农业转移人口是我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特殊群体。改革开放以来，农业转移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已遍布全国各个地区和各个行业，成为推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力量。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城乡分治的户籍管理制度，农业转移人口虽已进城务工经商，但农民身份没有变，未能获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权利。农业转移人口家分两地，长期奔波于城乡之间，不能在城市安居乐业，这种不彻底的转移方式，起不到减少农民、促进土地向务农劳动力稳定流转和集中的作用。农业转移人口长期处在城市的边缘，融不进城市社会，定会累积很多矛盾。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必须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
近年来，各级政府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的投入力度，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和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农村社会事业得到快速发展。尽管如此，公共资源在城乡配置失衡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居民所享受的公共服务仍存在很大差异。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必须继续增加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农村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事业的投入，不断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和水平，实现从有到好的转变，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有所提高，新型农民合作组织、村民理事会等各种经济社会服务组织大量涌现，乡村治理呈现多元主体新格局。但是，应当清醒地看到，随着城乡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农村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农民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乡村治理又出现了新的矛盾和问题。一些地方基层民主管理制度不健全，基层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务能力不强，农民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不畅，一些地方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黑恶势力向基层政权渗透，农村社会组织发育和作用发挥不足，乡村治理总体形势比过去更加复杂。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必须改善乡村治理机制，破除乡村治理中那些不合时宜特别是那些不尊重农民主体地位的制度和政策，加快形成多元共治、良性互动、充满活力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恩格斯说：一个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是两条平行的、永远不相交合的线，有时离得很近，有时离得很远。在“三农”问题领域莫不如此。社会各界对“三农”高度关注，出发点不同，提出的观点有时差异很大，甚至完全相左。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开出好的药方，首先必须弄清“三农”真相，搞清什么是真问题。这就需要深入到基层、深入到农民群众中，收集第一手的资料，了解最真实的情况，得出符合客观事实的判断，提出符合实际的政策主张。《中国经济时报》的江宜航同志，长期从事“三农”新闻报道，他深入农村基层，潜心调研，写出了不少有分量的新闻报道，对当前“三农”问题的现状做出了深入的剖析，总结提炼了基层的实践创新和新鲜经验，有些报道得到决策部门的重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把近年来的新闻报道文章集合成一本文集出版，我看过后，认为这本著作对社会各界了解“三农”问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希望作者今后进一步耕耘和探索。
2014年2月于北京

后记

一
2009年底，当我满心欢喜地携带妻儿回到阔别多年的江村过年时，年迈的母亲正卧病不起，且因临近年关和她不肖的小儿子——我不在身边，坚持不肯就医。
母亲是幸运的。在我抵达家乡的当天，即被送进了医院，并得到了较好的治疗。而与她同龄的江新兴，则在母亲送进医院的当天晚上（即第二天凌晨）病发离世——他们所得的都是脑溢血。医生说，如果母亲晚一两天就医，后果也是不堪设想。
按照江村的习俗，正月初一，全村老少都得互相串门拜年，而如果上一年有人过世，得首先前往这个家庭给逝者祭拜。若同一年中有多人过世，则依辈份大小，依次祭拜。这一年的正月初一，江村的拜年是从江万生家开始的。
一年间，小小的江村先后就有3位老人过世，这在江村的历史上几乎从未出现过。
当天下午，我躲过节日喧嚣，独自一人在村前村后转了转，所到之处，触目惊心。但见山塘淤积、垃圾遍地、山上光秃秃（此前，江西省启动林权制度改革，大量树贩子为了砍伐木材，不惜雇人放火烧山）——这还是原来的江村吗？
我曾魂牵梦萦、山青水秀的江村去了哪里？
回到北京后，很长一段时间，江村衰败的景象都让我难以入眠。于是，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要更多地关注农村——我们曾经的梦里老家。
但是，作为一份综合性经济报纸，《中国经济时报》并没有开设专门的“三农”版，因此，我的“三农”调查是不成体系的。
二
2011年秋，一个偶然的机会，经《东南商报》副总编辑许雄辉先生引见，我结识了宁波市贵州商会会长、原宁波大学教师王康霞女士，她在看过我的一些关于“三农”方面的文章后，觉得视角独特、观点新颖，反映了农村实际，值得向更多的人推荐，希望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并愿意成为我的出版人。
后来，由于某些人为因素，该计划未能实现。
此后，在家人的支持与曾经的和现在的同事戴巍、杨良敏、徐谷明、袁名富、童辰，以及唐宏泉、陈鹤等诸多好友的帮助与鼓励下，我顾不得时常严重发作的颈椎病，利用春节假期和工作间隙，完成了这些文章的汇编工作。
本书能够顺利出版，确实是各个方面关心、帮助和支持的结果。
首先，如果没有中国经济时报这个平台，没有报社历届领导的大力支持，就不会有机会去采写这些文章，所以，我要感谢中国经济时报以及报社的历届领导！
其次，我要感谢所有接受采访的那些人们！如果不是他们对我的高度信任和知无不言，我就不可能获得那么多的信息，写出这些文章。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前领导、中国发展出版社社长包月阳先生！感谢他领导的团队中为本书出版付出劳动的各位编辑人员。
特别要感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先生！感谢他在百忙之中为本书作序，并对本人今后的工作提出要求和期望。
同时还要感谢北京市朝阳区双井街道红十字会九区一卫生站的推拿按摩医师娄仔清先生！如果不是他在电话里指导当地医生矫正我严重受伤的颈椎，我就不可能完成对江西水灾的采访报道，甚至无法顺利离开灾区。如果不是他多年以来对我的精心治疗，每次出差归来都筋疲力尽、精神恍惚的我是不可能静下心来进行写作的，因此也就不可能写成这本书。
当然，限于水平及时间等多方面原因，本书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江宜航
2014年2月22日午夜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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