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章中，我们将着重探讨被害人以及被害过程，其中包括犯罪对被害人产生的效应；该章也涉及被害人回应被害过程的各种方式。同时，我们也会简要评论被害人学文献中所讨论的一些主要问题。本章将始终考虑从总体上甄别对以被害人为中心的路径形成挑战的各种问题。
在第二章中，我们会将重点转向以被害人为中心的决策。在该章中，我们将首先考察两种以社会福利为基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刑事司法制度而运行的措施。其中第一种涉及对遭受犯罪侵害的被害人给予国家补偿的规定；第二种则包含了被害人援助方案。以被害人为中心的政策回应与恢复性司法具有相同的“损害救济”目标，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与恢复性司法观念相互协调，即使它们既不像后者将重点放在犯罪人对被害人承担的个人责任上，又不涉及一个包容性的决定程序。这也是为什么作者在表1.1中将其描述成一个单独的“福利模式”的原因。
在第三章中，我们将考察被传统刑事司法制度所接纳的以被害人为中心的某些主要措施。它们包括各种力图使再次被害（Secondary Victimization）的影响小化、提高被害人参与该程序的能力或者以经济补偿的形式为被害人提供救济等措施。就已经被普通法司法制度所接纳的各种被害人参与措施而言，它们通常多为被害人与刑事司法决定者（包括裁判者）之间进行交流提供一个单向通道，而缺少促进主要当事人之间对话的可能性。因此，它们既无法满足包容性参与的原则，又不能保持一种“平衡关注”。而这两点都是恢复性司法路径的标志。
在第四章中，我们论述的重点将从福利性措施和刑事司法措施转向恢复性司法路径及其与被害人的潜在关系。作者辨析了恢复性司法对刑事司法制度的各种批评，而且该批评与各种潜在“改革议程”及其对被害人的意义联系在一起。作者辨析了近期关于恢复性司法发展的政策措施，而且评价了其对被害人的影响。
在第五章中，依据从各个法域收集到的实证资料，作者评价恢复性司法程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被害人的需求。
最后，第六章将从更具批评性的以被害人为中心的视角出发评价恢复性司法。这一视角来自于第一章所提出的有关问题。第六章评价恢复性司法的局限性；考察恢复性司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处理诸多被害人学文献所提出的有关担忧；赞同恢复性司法的主张即在有利害关系的各方当事人的利益之间寻求一个恰当的平衡。
《解读被害人与恢复性司法》着重探讨对犯罪学理论和近年来刑事司法决策及其实践方向有着空前影响的两项相关进展。
开放大学出版社成功地出版了“犯罪与司法” （Crimeand Justice）系列丛书，詹姆斯·迪南（James Dignan）的著作《解读被害人与恢复性司法》是本套丛书的第十二本。在英国，这套丛书已被广泛作为大学犯罪学和刑事司法教学的重要教材，在海外也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此丛书的目的是为本科生或研究生在相关领域及深入研究方面提供坚实的基础。读者群也定位为对这一领域较为陌生的学生，用语通俗易懂，内容丰富深刻。但是，作者始终都在扩展读者的视野，鼓励他们以批判和质疑的眼光去走近犯罪学知识和理论。 詹姆斯·迪南是刑事司法领域著名且经验丰富的作者之一，他能够将专业知识与通俗易懂的文字、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结合起来以表达复杂的思想。近年来，犯罪学与刑事司法变得越来越重要。《解读被害人与恢复性司法》一书采用独特方式描述了其中的观点与争议。运用“恢复性司法”的原则回应犯罪的观点，引起了世界上许多犯罪学家与政策制定者的极大兴趣，特别是在澳大利亚有影响的学者约翰·布雷斯韦特（John：Braithwaite）对这一话题作出革命性贡献的影响下。迪南深入探索了恢复性司法背后的几种主要理论观点，提供了实践中运用这—理论的大量经验数据，分析了恢复性司法如何为被害人与犯罪人所理解，以及恢复性司法在多大程度上在减少再犯罪方面是“有效的”（虽然这并不必然是它的主要目的）。
丛书主编序言
鸣谢
引言
尝试定义恢复性司法
分析框架
本书结构
注释
第一章 被害人、被害与被害人学
有助于被害人“能见度”提高的因素
被害人：身份和属性
被害及其效应
被害人对被害的回应
被害人学及其类型
概要
注释
延伸阅读
第二章 以被害人为中心的决策：“福利路径”
福利模式
刑事损害补偿方案
被害人援助
结论
注释
延伸阅读
第三章 被害人与刑事司法制度
被“剥夺权利时代”无视的被害人
以被害人为中心的政策措施
赋予被害人权利：传统刑事司法路径
盘点：在传统刑事司法框架内纳入被害人的意见
注释
延伸阅读
第四章 恢复性司法及其对被害人的意义
恢复性司法运动的知识根基
被害人和刑事司法制度的政策含义
恢复性司法路径的类型
结论
注释
延伸阅读
第五章 以被害人的视角评估恢复性司法：经验证据
恢复性司法与被害人：研究成果概述
结论
注释
延伸阅读
第六章 全面评价恢复性司法
承认恢复性司法的局限性
从“理想被害人”模式评价恢复性司法
达到最佳平衡抑或缺乏相互制衡
概要和最后评论
注释
延伸阅读
词汇表
参考文献
在传统刑事司法制度中，被害人有权获得的最常见救济是法院判决命令支付的经济补偿。事实上，很多年来法院授予被害人补偿令权力的引入和强化，代表了第一批暂时高潮（即近年来一连串以被害人为中心的措施）的到来。在被害人遭受伤害、损失或损坏时犯罪人给予补偿，作为附加刑第一次被1972年的《刑事司法法》引入。十年之后，法院有权自主作出补偿决定，所以补偿不再是其他刑罚的附加刑。法院对犯罪人同时科处罚金刑和补偿刑时，补偿刑优先于罚金刑而选择适用（1982年《刑事司法法》）。更加令人鼓舞的是，1988年《刑事司法法》要求法庭考虑在所有给被害人造成个人财产损失、损害以及人身伤害的案件中判决补偿，如果不判决补偿要给出理由。
被害人补偿原则看起来很受被害人的欢迎（参见Shap—land et al．，1985；Hamilton and Winsniewski，1996），并且很多年来法院授予的补偿令的数目也保持稳定的增长。然而在1990年至2001年，不管是治安法院还是刑事法院，法院授予补偿令的数量@与适用补偿措施的比例都急剧下降。结果，大多数被害人，甚至在被告人被定罪的情况下，也没有获得加害人的补偿。在暴力犯罪案件中，被治安法院判处支付补偿的被告人的比例从60％降低到35％，刑事法院的情况也有类似的降低，从1990年的29％降低到2001年16％。在轻微财产犯罪的案件中，被治安法院判处支付补偿的被告人的比例从22％下降到14％，刑事法院的被告人从1990年的13％降低到2001年的8％。法院态度方面明显变化的原因不是立即就显现出来的，而且从同时期对犯罪被害人的日益高度关注的角度来看，这个原因似乎是较为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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