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时期非政府组织管理法治化问题研究》：
虽然有些自然灾害不是人力可以控制的，但灾害发生前的预防和发生后的救灾工作却是国家的职责。国家政策的失误或某个政府部门的失职将导致灾害的严重化，造成所谓的天灾人祸。在可预见的将来，国家安全依然是保障人的安全的最重要的盾牌，人的安全对国家安全的依赖也不会改变。
人的安全会受到上述极端事件的威胁，更为常见的是在国家安全无虞的情况下，国内政治也会不断制造对人类生活的种种危害：贫穷、疾病、奴役、卖淫、剥削等。布思和彼得·维尔在对南部非洲地区的安全进行研究时指出，人们在讨论这个地区的安全问题时，应该首先回答是谁的安全的问题。在他们看来，那里的地区安全与其说是传统政治理论中所说的国家安全，还不如说是长期生活在种族隔离制度下普通民众的安全。这已是一个全球性的普遍现象，国家保障人的安全的功能自然会受到质疑。现在，国家治理的失败或失误往往也会成为导致人的安全处于困境的主要原因。
由此可见，这些公共安全威胁看上去虽然不像传统安全导致的世界大战那样硝烟弥漫，但其危害程度有时并不亚于一场战争，能够对世界发展和人类生存构成严重威胁。20世纪90年代早期，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虽然有高水平的官方发展援助（ODA）、较高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来体现国家的快速发展成就，但是，发生在1994年的种族大屠杀充分说明了其中的问题。只重视经济发展而拒绝关注人的基本生存安全和生命需要，有可能导致社会发展的倒退，即使在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也必将随着冲突的蔓延而消失殆尽。
从人的安全的视角看，虽然国家名义上应该是其公民主要的安全提供者。然而，由于治理失败，国家却未能完成这一使命，无法保护其公民免于风险，无法提供基本生活必需品，无法建立被公认的合法政治机构，公民沦为国家安全的牺牲品。没有人的安全就不可能取得人的可持续发展，国家安全的神圣外衣从此被逐渐揭开。
上述国家安全和发展所面临的理论和现实困境，最终导致了“人的安全”产生。时代呼唤着新的、以人为中心的安全观念和安全研究范式。
自国家出现之时就有了国家安全与利益的概念。1943年，美国作家李普曼首次提出了“国家安全”的概念，美国学者把国家安全定义为有关军事力量的威胁、使用及控制。“二战”结束后，科技进步、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向、日益加深的全球化相互依存等综合因素对传统安全提出挑战，非传统意义上安全的影响和作用从此显现。冷战后，除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等传统安全问题相继出现外，大量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进入人们的视野。从种族冲突到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扩散，从人口激增到艾滋病的蔓延，从全球贫困到生态系统的破坏等，均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在经历了“9·11”事件和“非典”传播等事件后，非传统安全问题提上议程，引起了国际国内社会的密切关注。
当今时代，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视角去理解和把握安全环境及特征，这种新的认识就是非传统安全观。非传统安全是指区别传统政治军事安全，能对国家安全造成实质影响的广泛意义上的安全，从传统的政治和军事领域可以扩大到经济、科技、文化、社会和环境等领域的综合性安全。由此引出经济安全、社会安全、金融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多种概念，其威胁对于世界的稳定与和平的危害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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