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_谢庆奎主编_9787040449563_湖南知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读者荐购服务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第3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规划教材和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也是研究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的重要文献。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第3版）》系统地阐述了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的制度渊源、制度框架、制度主体、制度功能、制度改革及制度发展。它在对基本理论和宪法规范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分别阐述了政党组织、立法机关、国家主席、中央行政机关、地方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政协机关、第三部门等政治主体，并就政治主体的结构—功能以及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第3版）》注重从变迁和发展的角度研究问题，力求为读者展现真实、客观的中国政府与政治过程。第三版旨在跟踪时代发展，与时俱进，反映中国政府改革与政治发展的新进展，吸收国内外新的研究成果。在此目标下所做修改和调整可区分为两类，第壹类为局部增减，在原绪论、第八章、第九章、附录等处增减节目和内容。第二类为拆分重组，拆分原第二章、第十章，重组为现第二章、第九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力图通过知识的新陈代谢（删旧增新），使读者了解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的新发展。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第3版）》可作为高等院校政治学、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等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供公务员等读者群体学习之用。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是一本系统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政治的教材。二十多年前，我们曾组织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的中青年教师编写了《当代中国政府》（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作为新中国首次出版的全面系统阐述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的专著，该书被北京大学及其他许多高校（包括港台地区）的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列为教材。可以说，该书对高校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教学科研工作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该书也有不足，如对政府机构设置、政府管理体制的论述已经落后于中国政府发展的实际进展，对政府理论的某些阐释也已落后于时代发展。1999年，应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的约稿要求，我们重新撰写并在台湾出版了《中国大陆政府与政治》（谢庆奎、杨凤春、燕继荣著）。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为充分反映当代中国政府改革与政治发展的实际进展，充实丰富“中国政府与政治”课程的教学内容，亟须组织力量重新撰写教材。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就是这一努力的结果。从体系安排上看，本书不同于《当代中国政府》，也不同于在台北出版的《中国大陆政府与政治》。它在对政府基本理论和当代中国政治行政体制进行阐述的基础上，主要就政党、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政协机关等政治主体的结构一功能一关系一发展进行研究。这次修改再版，撰稿人员有所调整，体例结构也有变化，删去了部分陈旧的章节与内容，强化了政府创新与政府发展、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等新内容，以体现学界新的研究成果，并更适合教学需要。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第三版仍由谢庆奎教授担任主编，副主编为杨宏山教授和汪波副教授。参与撰写与修改者除了谢庆奎教授之外，都是北京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方向的博士毕业生，他们现在均在高校或研究单位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各章具体分工情况如下：导论（谢庆奎、汪波）、第一章宪法（谢庆奎）、第二章执政党与政党体制（汪波）、第三章立法机关（杨宏山）、第四章国家元首（唐娟）、第五章中央政府（杨宏山）、第六章地方政府（杨宏山）、第七章府际关系（杨宏山）、第八章司法机关（胡叔宝、孙广厦）、第九章人民政协（李允熙）、第十章社会治理（苗月霞、唐娟）、第十一章政府创新与政府发展（汪波）、第十二章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谢庆奎、蒋鲲）。本书的附录部分参考了《中国大陆政府与政治》的附录，苗月霞、蒋鲲修改并更新了部分内容。全书由谢庆奎、杨宏山、汪波最后统改定稿。由于学术水平有限，本书的缺点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我们竭诚欢迎广大读者和学界同仁惠予批评指正。
　　本书经申报获得教育部“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立项，同时获得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建设立项。在此过程中，得到教育部政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张永桃教授的鼎力推荐和支持。在教材撰写和编审过程中，高等教育出版社原编辑部文科室王方宪主任、李捷编辑、周亚权编辑、李喆编辑提供了诸多帮助，字斟句酌，付出了辛勤劳动。他们认真负责、勤奋严谨的工作作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外，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建设工程对本书编写给予了一定支持。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对上述支持与帮助我们由衷表示感谢。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第3版）》：
　　一、完善制度化分权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处理府际关系的基本经验是，在保障中央选择性集权的基础上，建立制度化的地方分权体制。不论美国、德国等联邦制国家，还是英国、法国等单一制国家，它们都实行制度化的地方分权体制。大体说来，中央政府作为国家主权的集中体现者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总代表，应该有选择性地集中行使以下权力：总揽国防、外交，捍卫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担负宏观经济调控职能；负责全国性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制定统一的国内市场规则和市场体系；建立全国统一的税制和税率；建立全国统一的货币政策；充当全社会利益和财富分配的“调节器”。地方政府作为地方特殊利益的代表，享有在自身职责范围内自主处理地方事务的权力。地方政府有权制定与国家法律不相冲突的地方性法规；有权根据地方的需求自主发展地方性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负责地方的文化、教育、卫生事务和社会保障事业；维护公共安全、市场秩序和社会稳定等。在制度化的地方分权体制下，中央政府不得随意干预地方事务，不得任意限制或改变地方政府的权责范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府际关系经历了一些重大改革。如经济管理体制由过去的“条条”为主转为现在的“块块”为主；财政体制由过去的中央“统收统支”改为现在的“分税制”；中央对地方的空间发展战略由毛泽东时代的西部“三线”发展战略转为改革开放之初的“沿海”优先发展战略，再转为现在的“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战略；干部人事由各级下管两级转为下管一级；等等。这些变化大多是由于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引起中央政策变化所产生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央政府“摸着石头过河”的产物。迄今为止，中央与地方职权的划分依然始终没有通盘的规划，缺乏科学的分权依据和明确的法律规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尤其是对地方政府权力和权限的划分，缺乏宪法法律的明文规定。中央与地方权力大小以及利益分配，完全是中央与地方领导人之间讨价还价的谈判结果，缺乏权力来源的法律依据以及权力限制的法律规定。不仅中央向地方收权缺乏法律依据，中央政府对不同的地方政府采取区别对待，也缺乏法律依据。
　　目前的中国宪法和法律只规定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组织形式，没有明确规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责划分。现代国家治理应该奠基于制度化的地方分权，而不应该奠基于非制度化的讨价还价和权力博弈，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中央与地方各自行为的不确定性，才能提高国家治理的稳定性和绩效性。在制度化的地方分权体制下，中央与地方的职权依照各自所承担的职责划分，各自的职权都有法律保障和相应的财政基础，彼此都不能随意干涉对方的职权领域。这样，地方权力不再来源于中央政府的行政性放权，而是具有明确的宪法和法律依据。中央政府负有辅助和监督地方政府履行职责的使命，但中央政府在履行该使命时也应当依照既定法律办事。在中央政府越权干预地方事务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为维护地方的合理利益可以据理力争，司法途径将在解决府际纠纷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推进地方自治建设
　　地方自治源于西方社会的历史传统，它最初主要表现为城市自治，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地方治理制度。地方自治是指国家特定区域内的人民，基于国家授权或依据国家法令，在国家的监督之下，自行组建地方法人团体，依靠地方的人才和财政，自行处理该区域内公共事务的一种政治制度。中国历史文化资源中，地方自治理念较为匮乏。清朝晚期，地方自治理念从西方传人中国以后.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曾经出现过鼓吹或试行地方自治的三次热潮。新中国成立以后，出于促进国家整合化的考虑，毛泽东等领导人决定不再使用地方自治的说法。
　　地方自治基于人民主权的治理理念，主张由地方之人依法律规定和本地方的公共意志，自主治理本地方的公共事务，其目的在于强化地方政府对地方居民的责任机制。当前，地方自治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地方治理发展潮流。近年来，一些传统的中央绝对集权国家，如法国、日本、韩国等，纷纷推进地方自治改革，让政府尽量贴近当地居民。与全球性的地方自治潮流相对照，当前，中国除香港、澳门和台湾实行高度的地方自治以外，中国大陆的地方自治尚没有迈开步伐，基层政府领导人的产生也都没有实行直接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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