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_王欣夫著_9787208142459_湖南知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读者荐购服务

王欣夫先生是现代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藏书极富。本书为其所藏的善本书提要，共收书约1000余种，这些藏书中稿本约为100多种，大多为清代学者著作，如清王舟瑶《宋蜀大字本史记校勘记》、王澍《积书摹左帖》等;抄本约400多种;其中*有价值的当推经过名家手校或录有学者校语的批校本，约200种，如黄丕烈手校的《五代史补》、《五代春秋》等，十分难得。这些提要对书的传授源流，版本异同，内容得失以及作者、藏书章等都一一进行著录，是研究版本目录学、辨伪学的不可或缺之作。

王欣夫先生一生致力中国古典文献的收辑研究，致力保存民族文化遗产。《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就是这些文献精华的如实记录。　　王欣夫先生（1901—1966），名大隆，号补安，以字行，祖籍浙江秀水（今嘉兴市）。其祖移居江苏吴县（今苏州市），遂为吴县人。
先生诞生于清朝末年，七岁，入苏州小学。十三四岁，受学家塾，研读《论语》。十八岁，从吴江“天放楼主人”、文学家金松岑习国文,读《资治通鉴》。二十岁,随丁国钧校读史籍。同年，入金松岑之师吴县曹元弼之门，研习经学。曹元弼为前清翰林院编修，专精《三礼》。先生受业，奠定国学基础。学业有成，二十六岁，执教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二十八岁应上海圣约翰大学之聘，为国文教员，后升为教授。其间，学界交往，视野渐扩，钻研古典文献学，蔚然成家。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先生转入复旦大学中文系，讲授文献学。直到1966年，因肺炎去世。　　“蛾术轩”乃先生晚年斋名，取自《礼记·学记》“蛾子时术之”，意为：小蚁学大蚁，勤衔泥土，以成蚁冢，比喻勤学。　　先生一生孜孜不倦，致力我国古典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著述宏富。早在1934—1941年，友人赵诒琛和他先后辑成《甲戌丛编》到《辛巳丛编》等八部丛书（又称“八年丛编”），收书九十余种，稀缺文献，得以留存。两人收辑清代黄丕烈、顾千里的题跋、著述，编辑刊行《黄顾遗书》。在此基础上编成《顾千里集》《黄丕烈集》，并撰《黄荛圃先生年谱补》，为这两位清代著名的文献学家提供了较为完整的资料。《顾千里集》稿，后笔者董理，得诸方支持，已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黄丕烈集》稿，则不知下落。　　先生重点收辑了清代“吴学”代表惠栋的著述，编有《惠栋集》、曹元弼的遗著《复礼堂文二集》《三集》《复礼堂诗集》《复礼堂尺牍》，还有曹元忠的《笺经室余稿》《笺经室赋录》等数种，原稿俱存，尚未刊出。上世纪30年代，受胡玉缙先生之托，收辑遗稿，编成《许庼遗集》（又作：鄦庼集林）。其中《许庼学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其余还有《许庼题识》《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等，不再细述。　　不仅收辑前人文献，先生自己也勤奋著述，早年著有《景刊元贞本论语注疏解经考证》,现存清稿本。上世纪50年代，研究《管子》，著《管子校释》,有手稿本存。并就《管子》版本,和郭沫若先生商榷,提出批评。还著有《补三国志兵志》《学礼斋随笔》等多种。　　为了给学生打好文献学基础，先生编写国内第一部文献学的大学教材《文献学讲义》（后由徐鹏师整理出版）。广受学界好评。先生考订、补充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后经徐鹏师辑录整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据不完全统计，先生撰述、整理、辑集的著述上百种，单是手抄稿本，便达一千余万字。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就是这部晚年撰写的《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　　先生既非达官显贵，也非金玉满堂，终生以教学著述立世，在世仅66年。在电脑尚未普及的时代，依靠个人的努力，做出上述成就，绝非常人所能企及。　　纵观历史，在时代大潮中，有人引领风流，飞舞浪尖，万方瞩目；有人被潮流挟裹，在波涛中挣扎。他们或许满身疮痍，带有缺陷；或许如入黑洞，没有光亮；或许淡然无奇，微不足道，不受世人关注。但是，他们坚韧顽强，决不放弃追求，激扬着生命力。这样的人，是造就各类文明的中坚和脊梁。　　王欣夫先生一生致力中国古典文献的收辑研究，致力保存民族文化遗产。在他的身上，可以感受到这种精神和力量。他无愧为我国近代古典文献学的代表性学者。　　王欣夫先生不仅是一位学者，还是一位实践型的藏书家。不论环境如何困苦，总设法克服，全力以赴，保存了一大批珍贵的文献资料。《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就是这些文献精华的如实记录。　　《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所录文献，包括稿本一百多种，批校本二百多种，抄本四百多种。来源，大致有四个方面：　　一，祖上传下。先生父祖辈就藏有宋本《陶渊明集》，明弘治本《陈伯玉集》，明嘉靖孔天胤依宋本刻的《通鉴通鉴》初印本等，达数千卷。这些典籍，有的流失，有的留存。　　二，收集购买。先生一生，勤力收集各种典籍。如清济阳张尔歧撰的《周易说略》四卷，康熙己亥泰山徐志定“真合斋”磁活字本，国内仅存。清王澍手书原本《积书岩摹古帖》，乃从清代宫中流出。先生倾囊购得。　　从各方收集名人稿本，如清吴县徐堂《韩诗述》、清秀水诸锦《仪礼义疏稿》、吴云《两罍轩收藏经籍碑帖书画目录》、郑文焯稿本六种，钞稿本如徐养原《顽石庐文集》、批校本如元和陈倬校《读书杂志》等，达数百种。　　三，抄录编辑。先生从友朋处转抄过录罕见题跋和著作，有时如痴如迷。如过录何焯、惠士奇、惠栋的《周礼注疏》校语；过录段玉裁、臧庸等校《仪礼注疏》的校语；过录《华阳国志》《经典释文》等书顾千里的校语；其他如抄录钱大昕、焦循、潘祖荫等人的校跋等，多为罕见者。甚至临终前，重病在身，仍在过录卢抱经书跋。　　转抄过录后，汇集所得，编成书稿。如陆贻典《觌庵书跋》、《嘉业堂群书序跋》等，凡此有四十多种。　　四，师友馈赠。前辈托付的，如曹元弼的《复礼堂日记》《北堂立言记》，胡玉缙的《辨俗编》手稿等。友朋见赠的，如《尔雅郭注拾遗》，系任铭善抄录赠送；《家语弟子补注》手稿本，乃丁福保所赠。　　对于这些典籍，先生精心选择，写就《书录》，对上述各类文献，做了真实记录。所述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典籍本身的传布情况。　　如《集韵》十卷，清康熙时代曹寅刻本，日本天保九年（相当于咸丰六年）复刻曹寅刻本，嘉庆甲戌等三条书录中，记载了书中段玉裁、王引之、袁廷檮、钮树玉等十多位清代学者的校跋语，藏书印章。　　又如翁方纲未刊稿《四库全书提要》，记载了该书稿的流传以及刘承干嘉业堂，由施韵秋抄录副本的情况。再如，原存冯桂芬处、后归丁初我收藏的《唐诗鼓吹》，乃陈少章、何义门亲批校本，《书录》中，叙其流传过程，收购纳入的情况。　　凡此，经、史、子、集各个领域，共一千多种典籍。因为都是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自所录的资料，真实可靠。　　第二，与典籍流传有关的人物生平。　　《书录》所载文献，多未刊稿本。每部文稿，都汇集着学者毕生心血。有的作者，因时代动荡，萧然而逝；限于社会历史环境，未被人知，甚至不见记载。然而，所撰著述，甚为出色。如《水经注笺疏》存一卷，乃先生从残稿中录出。作者系慈溪林颐山，在《水经注》研究领域，“其功实不亚于戴（戴震）汪（汪士铎）”。赖此所录，方得留存。　　第三，近代江南地区的学术流变。　　清朝咸丰以后，世态大变。就中国典籍而言，瞿氏铁琴铜剑楼、杨氏海源阁、丁氏八千卷楼、陆氏皕宋楼等典籍的流散，引起众多的议论感慨。先生在《嘉业堂群书序跋》中，记载嘉业堂“收书于易代之际，《藏书志》虽积稿盈尺，仅什存二三，而刻书数千卷，实足与毛氏媲美”，刘承干先生“恣人录副，以广其传”的情况。在《独断疏证》条下，记载了自己与胡玉缙先生的交往、受教并蒙其托付，整理文稿的经纬。　　《书录》所载社会变动和知识阶层状况，尤多江南地区文献流传、人物交往细节，如无此书，或就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了。　　每逢时代动荡，典籍总有聚散分合。这一特定社会现象，揭示着文明的变异、展开与进化。《书录》未刻意阐述高深的哲理，而文化和哲理并非凭空存在，须有现实支撑。正是这些具体真实的记述，展现了那个时代斑驳多彩的文化空间。其中有参天大树，有茂密丛林，乃至生存过的纤细小草。正赖有此，中国文化的莽原，才显现出历史人文的广袤和雄浑；中国文化的天空，才显现出思想哲理的深邃和悠远；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才显现出延绵不断的顽强生命力。先生曾有一段令人回味之语:“人有遇与不遇，而书之传否，也有幸与不幸。”此千余部著作，一个多世纪，饱经动乱，遇到先生。与毁于战火和变乱的众多文献相比，可以说是“遇”而有幸了。　　此乃《书录》学术价值之所在。　　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为王欣夫先生上世纪60年代所著，系他人生最后时期对自己学术成果的总结。　　所载书跋，或为旧稿，或为新撰，俱反复斟酌，方始写定。自己出资，请友人“耐公”（封尊五先生）小楷端正抄写，装订成册。　　在1961年到1962年，写定六册，署为“庚辛稿”，乃因1961年为庚子年，1962年为辛丑年得名。1963到1965年，以每年六册的进度，分别署为“壬寅”“癸卯”“甲辰”稿。此后，又加以修改，并请友人郑翼先生校阅。1966年，撰写、誊清了五册。未署稿名。　　1966年8月底，先生病倒。《日记》记载，进医院前，仍在抄录题跋。病重之际，恰逢“文革”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天气炎热，自云：“似置身洪炉中，必可成为百炼之钢。”当时的医疗和身心状况，可想而知。先生对前来探视的学生和助手徐鹏师说：“我的稿子，你要帮我。不然的话，就都成灰烬垃圾了。”人皆未料，两个多月后，留下诸多遗稿和毕生积累的藏书，先生竟撒手人寰，享年仅六十六岁。这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　　徐鹏师受托，对存放在复旦大学先生住所的藏书和遗稿，加以归拢，仍存原处。上世纪70年代，“工宣队”进驻大学。指先生藏书，为“封、资、修”之“四旧”，当在扫荡之列。命家属限时搬出，否则，就 “堆到弄堂里去”。因为“房子是住人的，不是放书的”。　　家属无奈，和旧书店联系，拉走两车，后多散落。又告知徐鹏师。徐鹏师闻讯，报告复旦中文系，把余下的书籍转至系办公室。同时，通过有影响的学者谭　　其骧先生，向上海市主管领导反映。通过各方面努力，复旦大学同意将未送旧书店的藏书，收入复旦大学图书馆。在此期间，徐鹏师找出有价值的文献，归还王师母。如上述清代王澍的《积书岩摹古帖》——这是先生生前变卖师母首饰购得者。同时，收罗先生部分遗稿，加以保存。其中包括《蛾术轩善本箧存书录》清稿本的绝大部分，共二十七册。尚有一册清稿本及未誊清的草稿，和王先生的藏书一起，归入复旦大学图书馆。当时上海图书馆的顾廷龙先生非常重视这部稿子，曾特地询问并查看过。　　上世纪70年代末，全国开始恢复研究生考试，笔者有幸，忝列徐鹏师之门。在学期间，读过此稿，并遵师命，和同窗一起，编成《蛾术轩箧存善本简明目录》，油印若干，散发学友参考。　　此后，徐鹏师先后整理、出版了《文献学讲义》《藏书纪事诗补正》等先生遗著。又和原复旦大学教授，后为北京图书馆（即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副馆长的鲍正鹄先生一起，标点整理这部《书录》。　　两位先生，不顾自身健康，放下手中著述，费时多年，方始告竣。其间，徐鹏师曾在《中华文史论丛》等专业杂志上发表过部分整理稿。　　上世纪90年代，徐鹏师命笔者尽力联系，争取出版。得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李国章等先生支持，由吴旭民先生为责任编辑，在2002年出版了标点整理本。徐师特命笔者撰写《前言》，对此书的学术价值和流传情况，略作说明。出版不久，初版售罄。2012年再版。　　标点整理本问世，王欣夫先生的学术成就，进一步受域内外学界关注。王先生的学生，复旦大学中文系吴中杰教授在《海上学人》等著作中，专门介绍王先生的事迹和为人。潘旭澜教授，从文化史的角度，宏观审视，发表长文《两部大书的腥膻与苦涩》，介绍王先生的业绩和鲍正鹄先生、徐鹏师整理《书录》的情况，引起学界相当反响。其他学人有关先生生平和学术成果的文章也多见刊出。　　到本世纪初，徐鹏师感觉体力和精神不支，数次和笔者谈及王先生遗稿的整理。2003年3月，特地把王先生的哲嗣王启栋先生夫妇请到家中，共同决定，将遗著托付给笔者。　　受命惕若，夙夕在念，不敢懈忽。多年来与各方联系，王先生和徐鹏师的遗著，已出版数种。最近得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支持，这部著作，可望化身千百，流传于世。或可告慰先生和徐师在天之灵。　　学术有传承。学术的传承不仅为名义上的师弟关系，更反映为一种人与人的深层联系，一种精神之延续。半个多世纪，潮起潮落，人情变幻，世态炎凉。随波逐流，沽名钓誉，固然有之，而这部文稿的流传，笔者更多感受到的，是前贤对学术的执着追求，是情感交流的温暖，是人和人之间的信赖，是一种人性中的真诚，此乃更值得珍惜之处。　　关于《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在各个具体研究领域的价值，笔者已在该书标点本的《前言》中做了一些说明，此不重复。　　那么，为什么已有整理标点本，还要出此原稿影印本呢？　　首先，徐鹏师生前教示，已出排印本，鉴于当时社会环境和认识，个别篇目，全部删削。有些篇目，有所改动。出于出版形式的考虑，对原书分卷，稍有变易。因此，影印本可以更准确地反映原稿的本来面貌。　　其次，王先生在每篇写成之后，请人誊写。清稿成册之后，又加修改、增补、批注。这些内容，反映王欣夫先生晚年的思想变化，而在整理本中，则无法看出这样的过程、或反映得不明确。　　最重要的，就此稿本形态的价值而言，更完全应该影印。众所周知，各种文化样式：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电影等等，在各自发展历史上，每个阶段，都有自身标识性作品，都有自己的经典。书籍稿本的发展也是如此。　　中国的典籍文本，历经甲骨、金石、简帛，纸张等载体变迁，有着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典籍形态，自印刷术发明以后，多由手写转为印刷，却丝毫未减少手书稿本、抄本的价值。自19世纪末以来，随着书写工具的演进，钢笔、铅笔、圆珠笔取代了毛笔。进入电子信息时代，电脑打字又取代人工手书。在中国，用毛笔书写的稿本，越来越少。这是一个历史变迁的转折点。　　这部清稿本近五千页，一百七八十万字，全部用毛笔小楷工整写定，书法光鲜夺目，蔚然大观。作为典籍变迁、书稿形态转折点上的代表性作品，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和时代意义。笔者不赞成轻率发出“某某时代没有文化巨作”的抱怨。以笔者数十年海内外跋涉，调查研究汉文典籍的经历所见，就个人著述的汉文稿本言，当今之世，鲜有可与此比肩者。　　总之，无论从其内容、从古典文献学的学术研究角度而言，还是就其形式、从稿本流变的形态变化角度而言，这部《书录》都堪称为我们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代表性之作，无愧为时代的经典。因此，影印非常必要。　　谓予不信，请拭目以待。十年、百年之后重回首，当证吾言不妄。　　最后，要对在这次影印出版过程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做一点说明，对贡献了力量的各方表示感谢。　　首先，要感谢王欣夫先生的哲嗣王启栋先生和夫人，慨然同意并大力支持此书的影印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王兴康社长，在当前商业风潮正盛之际，表现出作为一个出版者的见识和担当，决定影印线装出版。该社王为松总编、孙瑜主任，对此表示了热情关注和支持，尤其编辑顾雷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　　复旦大学图书馆陈思和馆长、王亮博士等，为翻印复旦图书馆所藏的两册残稿，无私地提供了方便和支持。鉴于残稿中钢笔书写的一册，除两篇在清稿本中未收录外，余皆已收入《书录》清稿，而此两篇，原非清稿，当初先生未收，殆有原因。按本书体例，亦不收录。　　原稿没有目录，为便于检索，此次影印，在每页中缝，标上页码。加上了书前目录和书后的索引。其余概从原貌，不作任何修饰。索引的编制，得到吾友上海文史馆馆员金良年先生的真心支持，由他亲自编成。　　尤其要感谢的，是许多和笔者相识或不相识的海内外朋友、学者，多年来，从各种角度、用不同方式，表现出对王欣夫先生和这部稿本的关注，希望尽快看到影印本问世，并为此书的出版，给予了实际的帮助。这不仅是对王先生个人、而应视作为对于中国历史典籍、对于中国文化本源的关切。使我们这些从事古典文献研究的学人，感到“吾道不孤”、被人理解的温馨，也更坚定了我们继续努力，以使中华文化更加开放地与世界交流的信念。　　众志成城，才是这部稿本最后得以发出光辉的根本动力。　　五十年前，知名学者卢弼先生对于王欣夫先生的学术业绩颇为赞赏。称他“千金一诺重千斤”，“文章道义结知音”。并将他和清初潘耒整理顾亭林遗著相比：“同是名贤同不朽，师门谊笃重东吴。”　　同辈学者吕贞白师也有诗这样评价：“蛾学斋能抱道真，三吴学派未沉沦。自从黄顾风流歇，天壤王郎第一人。”　　固然，每个时代的学者都有自身的局限，而就对于前辈遗稿和近代文献学的贡献而言，王欣夫先生无愧此誉。　　故谨借这些诗句，作为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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