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名家经典书系：胡适散文精选_张枫秀编_9787563934997_湖南知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读者荐购服务

　　《中国现代名家经典书系：胡适散文精选》精选胡适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散文编辑而成，从中不仅可领略胡适的散文风格，还能充分认识胡适为人为文的精神，看到这位新文化大师的风貌。
　　《中国现代名家经典书系：胡适散文精选》共分五个部分，“随笔杂谈”选取的是各个时期胡适弘扬新文化，反思传统文化的文章：“心灵自述”是胡适的自述文字；“人物随想”是胡适对朋友的回忆文章；“文学小品”选取的多为游记；“讲演录”是胡适各时期的演讲稿。
　　《中国现代名家经典书系：胡适散文精选》在每篇文章后面都附有较为详细的注释，并有简短的导读，希望能帮助读者更好地阅读并理解胡适的散文。当然，读者心目中都会有自己的胡适，我们这些“附骥”式的文字聊供参考而已，还是进入胡适的散文世界细细体味吧！

　　刘素敏
　　胡适（1891—1962），原名洪驿，字适之，安徽绩溪县人，中国现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学者，中国自由主义先驱之一。胡适是“五四”时期思想界的大师级人物，学贯中西，一生曾获得三十几个博士头衔。他早年接触新学，信奉进化论。1910年官费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从学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并毕生深受其学说影响。在留学美国期间，胡适有感于中西文化在近现代文明进程中的不同表现，立下了“再造文明”的宏愿，主张针对具体的问题，以积累渐进的方式推动中国文化的解放和改造，并为实现这个目标奋斗了一生。1917年初，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革命。同年7月，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与编辑《新青年》杂志，成为当时新文化和文学革命的主要倡导者之一。1919年，接办《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主张改良主义，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历史研究方法，引发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1922年离开《新青年》，创办《努力周报》，宣扬“好人政府”，并成为爆发于20年代的“玄学与科学”大论战中“科学派”的领袖人物，积极提倡“科学的人生观”。1928年创办《新月》月刊，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随后发起声势浩大的“人权运动”，抨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积极倡导自由主义思想。“九一八”事变后，胡适创办《独立评论》，标榜“独立”精神，继续宣扬自由主义思想。1938年任驻美大使。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中国台湾逝世。
　　胡适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有过重大的影响。在“五四”运动前后，胡适是开先河的一代宗师，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作出了开拓性贡献。这些贡献主要包括：首先提出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创作了第一部白话新诗集《尝试集》；创作了第一部白话散文剧本《终身大事》；撰写了第一部以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哲学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开创了新《红楼梦》研究学派；出版了第一部用白话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集《短篇小说》；最早提出并使用标点符号……
　　胡适是20世纪中国由传统向现代发展过程中的承传者、启蒙者。“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评价，较为形象地体现了这一点。
　　胡适不仅是理论家，也是实干家。胡适的散文创作，在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上可谓独树一帜，自成一家，其成就超过了他的戏剧、小说乃至新诗创作。胡适的散文是其思想的利器，他通过散文，传播其关于文学革命，关于自由主义的思想，关于“再造文明”的理想。胡适的散文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以思想性、学识性见长，而在语言上则形成了平实清新、晓畅明白的创作风格。但也正因为此，胡适的散文中最具分量的文化学术性散文，有时难免出现过于直露、粗疏肤浅、考据烦琐的弊病。
　　周作人在评价胡适的散文时曾说：“中国散文中现有几派，适之仲甫一派的文章清新明白，长于说理讲学，如像西瓜之有口皆甜。”应该说，这个评价还是客观公允的。
　　胡适的散文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征：
　　一、以学识性见长，处处可见思想之光熠熠生辉。胡适是学贯中西的大师，强闻博记，学识渊博，自小就接受传统私塾教育，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功底。留学美国之后，广泛接触西方文化，并师从著名哲学家杜威，不仅开阔了眼界，也对西方的文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加上处于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个人命运往往与时代命运不可分割，在时代潮流的激荡下，胡适参与了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几乎所有思想文化界的活动。胡适丰富的人生阅历和一些得天独厚的因素，在其散文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胡适的散文从古今中外浩瀚的学海中汲取养分，撷取素材，不仅使作品丰富充实，而且有力地表达了富于时代精神的新思想、新见解和新方法。在作品中，胡适或抨击封建伦理道德，如《贞操问题》；或赞颂新文化运动，如《新思潮的意义》、《五四运动纪念》、《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或对中国传统文彳艺进行反思并与近代西方文明进行对比，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漫游的感想》、《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或讽刺军阀的专制与保守，如《人权与约法》、《南游杂忆》；或揭露现实社会的黑暗与不合理，如《李超传》；或针砭国民性的弱点，如《差不多先生传》；或提倡民主、自由、科学，大力宣扬自由主义思想，如《科学的人生观》、《自由主义》；或关心爱护青年，对青年寄予厚望，如《少年中国之精神》、《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中学生的修养与择业》……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作品中均渗透着其实验主义哲学观和自由主义精神，具有反封建、弘扬民主自由的积极意义，给人以思想上的启发。
　　二、文风明白晓畅、自然清新。胡适的散文从来不故弄玄虚，而是自然而然地有感而发，说的都是平平常常的话语，不假雕饰，去除了华丽辞藻的堆砌，读来令人顿生亲切自然之感。胡适的散文没有陈词滥调，也不故作高深，对问题的揭示往往直截了当，畅快平易，使人很容易就能把握住文章的精神。胡适的散文看似平淡，但认真阅读却能让人再三咀嚼，满口余香。如《差不多先生传》，虽然有着讽刺国民劣根性的深刻用意，却字字用平常语，处处显平常心，并以切近生活的事例作为佐证来叙写人物，生动形象，将“差不多先生”刻画得入木三分，也将国人凡事“差不多”就行的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使人觉得这“差不多先生”虽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但却又分明是每一个中国人。
　　为了做到明白晓畅，胡适的散文常采取从事实入手或直接用事实说话的写法。如其《归国杂感》、《贞操问题》、《漫游的感想》等文章，均是抓住生活中一些司空见惯的现象，表达自己的思想或进行批判。胡适的散文善于选取典型事例，不仅使作品具有说服力，通俗易懂，而且显得生动、形象、鲜明。
　　作为白话文的提倡者，胡适一直坚持用白话文写作，并尽量使用普通人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语言进行表达。在胡适看来，古文是一种已死的语言，不能有效传达思想，只有白话文才顺应时代，符合大众所需。胡适坚持白话散文并推动了白话散文的发展，从而奠定了他在现代散文发展史上的地位。胡适于1922年3月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曾专门提到“五四”以来散文创作的成就：“白话散文很进步了。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论。这几年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作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的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散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其实，不仅仅是胡适提到的周作人、林语堂等人所提倡的闲适冲淡的“小品散文”促进了白话散文的进步，鲁迅的散文创作，胡适自己的散文创作，都为白话散文的发展与成熟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本书精选胡适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散文编辑而成，从中不仅可领略胡适的散文风格，还能充分认识胡适为人为文的精神，让人看到这位新文化大师的风貌。全书共分五个部分，“随笔杂谈”选取的是各个时期胡适弘扬新文化，反思传统文化的文章；“心灵自述”是胡适的自述文字，从中可窥见胡适的心路历程，便于读者了解胡适的人生经历，以及如何举起“新文化”大旗，在“新文化”的道路上前进的坎坷与曲折；“人物随想”是胡适对朋友的回忆文章，从中不仅可见所叙人物之风采，也可见胡适对朋友之挚情，由于叙事紧紧与时代相联结，令人感叹人生与世事之多艰；“文学小品”选取的多为游记，是胡适散文中最具文学性的文字，也是胡适丰富的人生阅历的一个缩影，其中融入了作者对人生、对社会的深刻思考，有一种厚重的历史沧桑之感；“讲演录”记录的是各时期的演讲，是胡适自“五四”以来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发出的属于自己的声音。实际上，这五个部分，除了人物随想之类的怀旧念故的叙述散文之外，其他的散文作品，似乎可将其称为“学术小品”，颇有点今天流行的所谓“学者散文”的意思。
　　本书在每篇文章后面都附有较为详细的注释，并有简短的导读，希望能帮助读者更好地阅读并理解胡适的散文。当然，读者心目中都会有自己的胡适，我们这些“附骥”式的文字聊供参考而已，还是进入胡适的散文世界细细体味吧！

　　信心与反省
　　这一期（《独立》一零三期）里有寿生先生的一篇文章，题为“我们要有信心”。在这文里，他提出一个大问题：中华民族真不行吗？他自己的答案是：我们是还有生存权的。
　　我很高兴我们的青年在这种恶劣空气里还能保持他们对于国家民族前途的绝大信心。这种信心是一个民族生存的基础，我们当然是完全同情的。
　　可是我们要补充一点：这种信心本身要建筑在稳固的基础之上，不可站在散沙之上，如果信仰的根据不稳固，一朝根基动摇了，信仰也就完了。
　　寿生先生不赞成那些旧人“拿什么五千年的古国哟，精神文明哟，地大物博哟，来遮丑”。这是不错的。然而他自己提出的民族信心的根据，依我看来，文字上虽然和他们不同，实质上还是和他们同样的站在散沙之上，同样的挡不住风吹雨打。例如他说：我们今日之改进不如日本之速者，就是因为我们的固有文化太丰富了。富于创造性的人，个性必强，接受性就较缓。
　　这种思想在实质上和那五千年古国精神文明的迷梦是同样的无稽的夸大。第一，他的原则“富于创造性的人，个性必强，接受性就较缓”，这个大前提就是完全无稽之谈，就是懒惰的中国士大夫捏造出来替自己遮丑的胡说。事实上恰是相反的：凡富于创造性的人必敏于模仿，凡不善模仿的人决不能创造。创造是一个最误人的名词，其实创造只是模仿到十足时的一点点新花样。古人说的最好：“太阳之下，没有新的东西。”一切所谓创造都从模仿出来。我们不要被新名词骗了。新名词的模仿就是旧名词的“学”字：“学之为言效也”是一句不磨的老话。例如学琴，必须先模仿琴师弹琴；学画必须先模仿画师作画；就是画自然界的景物，也是模仿。模仿熟了，就是学会了，工具用的熟了，方法练的细密了，有天才的人自然会“熟能生巧”，这一点功夫到时的奇巧新花样就叫做创造。凡不肯模仿，就是不肯学人的长处。不肯学如何能创造？伽利略（Galileo）听说荷兰有个磨镜匠人做成了一座望远镜，他就依他听说的造法，自己制造了一座望远镜。这就是模仿，也就是创造。从十七世纪初年到如今，望远镜和显微镜都年年有进步，可是这三百年的进步，步步是模仿，也步步是创造。一切进步都是如此：没有一件创造不是先从模仿下手的。孔子说的好：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
　　而改之。
　　这就是一个圣人的模仿。懒人不肯模仿，所以决不会创造。一个民族也和个人一样，最肯学人的时代就是那个民族最伟大的时代；等到他不肯学人的时候，他的盛世已过去了，他已走上衰老僵化的时期了，我们中国民族最伟大的时代，正是我们最肯模仿四邻的时代：从汉到唐宋，一切建筑、绘画、雕刻、音乐、宗教、思想、算学、天文、工艺，哪一件里没有模仿外国的重要成分？佛教和他带来的美术建筑，不用说了。从汉朝到今日，我们的历法改革，无一次不是采用外国的新法；最近三百年的历法是完全学西洋的，更不用说了。到了我们不肯学人家的好处的时候，我们的文化也就不进步了。我们到了民族中衰的时代，只有懒劲学印度人的吸食鸦片，却没有精力学满洲人的不缠脚，那就是我们自杀的法门了。
　　第二，我们不可轻视日本人的模仿。寿生先生也犯了一般人轻视日本的恶习惯，抹杀日本人善于模仿的绝大长处。日本的成功，正可以证明我在上文说的“一切创造都从模仿出来”的原则。寿生说：从唐以至日本明治维新，千数百年间，日本有一件事足为中国取镜者吗？中国的学术思想在她手里去发展改进过吗？我们实无法说有。
　　这又是无稽的诬告了。三百年前，朱舜水。到日本，他居留久了，能了解那个岛国民族的优点，所以他写信给中国的朋友说，日本的政治虽不能上比唐虞，可以说比得上三代盛世。这是一个中国大学者在长期寄居之后下的考语。是值得我们的注意的。日本民族的长处全在他们肯一心一意的学别人的好处。他们学了中国的无数好处，但始终不曾学我们的小脚，八股文，鸦片烟。这不够“为中国取镜”吗？他们学别国的文化，无论在哪一方面，凡是学到家的，都能有创造的贡献。这是必然的道理。浅见的人都说日本的山水人物画是模仿中国的；其实日本画自有他的特点，在人物方面的成绩远胜过中国画，在山水方面也没有走上四王。的笨路。在文学方面，他们也有很大的创造。近年已有人赏识日本的小诗了。我且举一个大家不甚留意的例子。文学史家往往说日本的《源氏物语》等作品是模仿中国唐人的小说《游仙窟》画的。现今《游仙窟》已从日本翻印回中国来了，《源氏物语》也有了英国人卫来先生（Arthur Waley）的五巨册的译本。我们若比较这两部画，就不能不惊叹日本人创造力的伟大。如果“源氏”真是从模仿《游仙窟》出来的，那真是徒弟胜过师傅千万倍了！寿生先生原文里批评日本的工商业，也是中了成见的毒。日本今日工商业的长足发展，虽然也受了生活程度比人低和货币低落的恩惠，但他的根基实在是全靠科学与工商业的进步。今日大阪与兰肯歇的竞争，骨子里还是新式工业与旧式工业的竞争。日本今日自造的纺织器是世界各国公认为最新最良的。今日英国纺织业也不能不购买日本的新机器了。这是从模仿到创造的最好的例子。不然，我们工人的工资比日本更低，货币平常也比日本钱更贱，为什么我们不能“与他国资本家抢商场”呢？我们到了今日，若还要抹煞事实，笑人模仿，而自居于“富于创造性者”的不屑模仿，那真是盲目的夸大狂了。
　　第三，再看看“我们的固有文化”是不是真的“太丰富了”。寿生和其他夸大本国固有文化的人们，如果真肯平心想想，必然也会明白这句话也是无根的乱谈。这个问题太大，不是这篇短文里所能详细讨论的，我只能指出几个比较重要之点，使人明白我们的固有文化实在是很贫乏的，谈不到“太丰富”的梦话。近代的科学文化，工业文化，我们可以撇开不谈，因为在那些方面，我们的贫乏未免太丢人了。
　　我们且谈谈老远的过去时代罢。我们的周秦时代当然可以和希腊罗马相提并论，然而我们如果平心研究希腊罗马的文学，雕刻，科学，政治，单是这四项就不能不使我们感觉我们的文化的贫乏了。尤其是造形美术与算学的两方面，我们真不能不低头愧汗。我们试想想，“几何原本”的作者欧几里得正和孟子先后同时；在那么早的时代，在二千多年前，我们在科学上早已大落后了！（少年爱国的人何不试拿《墨子》“经上篇”里的三五条几何学界说来比较“几何原本”？）从此以后，我们所有的，欧洲也都有；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独有的，人家都比我们强。试举一个例子：欧洲有三个一千年的大学，有许多个五百年以上的大学，至今继续存在，继续发展，我们有没有？至于我们所独有的宝贝，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虽然“丰富”，虽然“在这世界无不足以单独成一系统”，究竟都是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即如寿生先生指出的“那更光辉万丈”的宋明理学，说起来也真正可怜！讲了七八百年的理学，没有一个理学圣贤来指出裹小脚是不人道的野蛮行为，只见大家崇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吃人礼教：请问那万丈光辉究竟照耀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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